这篇文章原载于commnedge ，原题名为，"设计媒体应该重新审视他们的立场"
Kate Wagner出生在北卡罗莱纳州的乡村。她的母亲没受过教育，自小就在杂货铺内的熟食店工作，后来又到了育儿所。她的父亲就职于政府，工作稳定，有一笔退休金；军队服役的生涯为他提供了足够的资源与收益，取得了大学学位。Wagner用"一只脚在工人阶层，一只脚在中产阶层，并且始终在两者之间妥协摇摆"来形容家中的经济状况。她说，她的父母就是"普通的美国民众"。
高中阶段的职业倾向性测试显示Wagner应该成为一名建筑师，这一结果将她对于建筑的兴趣挖掘出来。她从学校图书室借阅了现代建筑的书籍，沉迷不已。不久，她发现一个惊奇的现象，没有任何一篇博客在跟进和关注关于美国后资本主义时代冗余建设的现象——麦氏豪宅（the McMansion）。她认为麦氏豪宅是十分有趣的现象，"我认为它们是极佳的教授设计的途径，因为它们集太多设计谬误于一身了。"
从2016年开始，Wagner在博客上发布模仿和嘲弄建筑的网络表情包，比如地狱般的麦氏豪宅，悲伤的多余老虎窗，浮肿的穹顶，畸形的窗户等等。博客被疯狂转载，Wagner本人被邀请去做TED演讲，并在新纽约杂志拍摄的电影中对建筑做主题短评。她坚持以深刻而批判的视角更新博客，将麦氏豪宅放在后现代社会的消费和商品标签的定位来研究置评，将历史遗存的更新从当代互联网社交媒体文化等方面来观察认识，以平民化的角度来反思探讨。
Wagner自始自终在寻找检视我们身边的建筑（大方盒子，大平房，麦氏豪宅）的方式，并将之放在相应语境去探讨。籍由此，她模糊了“戏谑的线上表情包”和“晦涩的建筑评论著述”二者之间鲜明的文化高低界限。这大概是鲍勃·文丘里出生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会做的事情吧。在一段时间里，Wagner作为新一代的设计评论家的领袖而获得了极大的关注。
Wagner的职业路线是不可复制的。她最狂热的粉丝们会告诉你，她全新的建筑批评方式是这一代人中绝无仅有的一个：她推开建筑评论的大门后发现，这里面的评论家们，没有一个有与她相似的背景。“我开始设计写作的原因是我的博客被疯狂转载和关注，而这一起始和大部分的评论家是非常不一样的。”
同样以建筑设计评论为生的评论家们，通常来自中上社会或者更好的家庭，一般来说，这些家庭有的与建筑设计世界有着深厚的渊源，有的则是为建筑设计界服务的精英阶层。这些作者之间稍作交流，便会发现彼此的祖父母很可能也在耶鲁大学或其他的场合会过面；他们正是在建筑圈独特的文化熏陶下，一步步成长的。毫无意外，这样的行业特性使得建筑媒体从业者以白人居多。
我非常理解Wagner的成长历程，尽管于我而言成长历程比她稍微轻松。我母亲是公共学校的老师，是家庭中唯一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我8岁的时候，父母离了婚，随后我跟随母亲来到得梅因（Des Moines）的一个工人社区中生活，在这里，她独自将我带大。社区附近有一个大豆加工厂，一条高速公路，和一块泛洪盆地。在那里，我大部分的小学同学都吃着免费和简易的午餐；大部分的高中一年级同学都在毕业前辍学，不再接受大学教育。而我的学习经历也就在州立大学本科学位止步，从未念研究生。我唯一进行的一次无薪实习，也是在工作存钱以后的事。除了Wagner，我几乎没有遇到过另一个从相似的从相对简陋的生活背景中成长起来的设计评论家，在我进行建筑写作十余年的时间中，Wagner和我大概是业界内仅存的异类吧。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自己在成长历程中已经获得了比大多数美国人更多的优待。首先，我是一个白人男性，这已经意味着不少的便利。其次，我的生活虽然平凡但十分稳定，经济虽不十分富裕但也还有盈余。同时，我的父母鼓励我追求艺术（并能够支付相应的开销），我也得以接受很棒的公共教育。在爱荷华州，我的父亲一名田园盆景艺术家，这是一个富足的职业，也为我以工艺和美学作为人生价值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能够让我在这个行业走道今天，还有许许多多幸运的因素。
因此，如果设计媒体的从业者大部分来自社会层次比我高的人，那这极少数人，是无法代表整个社会发声。如果Wagner真的来自于“普通的美国家庭”，而在她此时的位置又看不到任何同类人，那就只能说这是当下设计媒体业界一个糟糕的病征——媒体并没有向广大的美国中层民众敞开大门。
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艺术、戏剧等其他大量的创意领域的媒体界中。但它的危险性，对于建筑界而言尤其严重——建筑不同于诸如音乐或者舞蹈等其他艺术形式，是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求的艺术。你可以选择忽略一个博物馆中的某一场展览或者歌剧院中的某一出歌剧，但你却无法对博物馆和歌剧院本身视而不见——对所有的市民而言，它们都已经是建成环境的一部分。因此，广大民众所需要和期待的建筑评论，并非是在一个小圈子和阶层中的自说自话，而是站在更广阔立场上发出的声音。或许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式，便是设计媒体在从真正的普罗大众里招募员工。
如果不是被营收亏损的压力和反复大量的失业潮所困扰的话，媒体行业自然会有更充分的资源和时间去发掘出更多样化的视角与内容——这一局限对所有的媒体行业都产生着极大的限制，建筑设计媒体也无法免俗。就新闻业界本身来讲，它的结构是相当顽固和死板的。根据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JR)的消息，一份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发起的多样性的调查表明，2000年新闻编辑从业者中，拉美人种和非白人种仅占比12%，而16年后的2016年，这一数据仅仅缓慢增长到了17%（这两种人口的比重在美国人口占到了38%）。不仅如此，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几乎是禁忌的。在2016年大选期间，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JR)曾对政治通讯记者团的性别和人种组成进行调研，但参与的15家国家新闻媒体仅有4家做了完整的回答。不仅如此，一项2014年由美国报业协会、美联社全国民意调查中心发起的调查还显示，仅有25%的非洲裔美国人和33%的西班牙裔美国人认为新闻媒体准确地表达了他们所在的社区。
然而，这些调查大多聚焦于种族多样性，而非社会阶层性上——美国是一个社会阶层意识十分薄弱的国家，即使连生存都颇为困难的人们、以及依赖着祖辈财富维持生计的人们，都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中层。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来自于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JR)的Meg Fair，她在匹兹堡城市周报发表文章，然后薪酬还不及她在比萨饼餐厅打工来得多。她这样评论媒体界对于阶层背景的视而不见：“如果媒体团队在阶层组成上能够稍微多元一些，成果一定会更加丰富、多元和国际化。”如果你的媒体团队中没有一名来自于蓝领阶层的员工，没有一人曾在深夜擦拭过桌椅，那么他们在描述工人运动、旧城改造等故事时就无法抓住真正的重点。如果你从未体验过为生活而挣扎的味道或者能够从你的友人中同理心地感知它，那么你面对这样的现实，多半会选择视而不见。不得不说，大部分的旧城改造都被单纯地视为了建筑更新现象，而非社会问题。
而这些进入媒体界的壁垒在来到设计领域时，被进一步加强了。在出版商和编辑的小圈子中，循规蹈矩是传统，少有新人能够进入和晋升的通道。大量的媒体公司，无论是传统媒体或者设计媒体，都集中在纽约办公——这个城市生活成本是许多民众所无法负担的。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建筑评论界的发声显得更加多元和开放，更多的声音可以被人们听到（比如Wagner），然而这样没有门槛的传播平台反过来也无法获得良好的收益。不过，社交媒体通过锁定用户兴趣点的方式所争夺到的广告收益，正在一步步削弱这些为正统建筑评论付费的传统媒体，它们很可能在我有生之年便失去生存的空间。
相比于建筑设计行业，建筑设计媒体业很难为年轻从业者提供足够的薪酬，以使他们获得父母支持外的经济独立。年轻人要进去建筑设计媒体行业，不仅要具备写作和报道的基础技能，还需要相当的专业知识：从弗兰克·盖里到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从建筑的山墙到架空的立柱。如果你并非成长于专业的家庭背景并受到长期的熏陶，那你就得有某方面极为特殊的才华并被世人认可（比如Wagner），再或者和我曾经一样，寻找到那些极少量的上手要求低的工作。然而，我越加审视自己的职业简历，越加觉得我的经历特殊性，那些社会阶层稍低的人，也很难重复我所走过的路。当Wagner惊喜地获得关注和成功的时候，她说，我是战胜了整个体系才走到了这里。
我自小是个热爱阅读的小孩，也能写出高分的文章。母亲会把它们贴在冰箱上，这让我鼓舞和兴奋，也因此从未止步。我在大学中选择新闻系，以优异成绩毕了业。我的专业是音乐和电影的写作，但起初在密苏里州一个乡村报社的工作却与它们并无关联。之后，我来到了费城，做一份没有报酬的周报实习生的工作。那时候，我和现在许多实习生一样，住着没有椅子的小房间，在脚踏车上吃50美分的椒盐饼干作为午餐。实习结束后，我来到华盛顿投奔我的当时的女友，并试图在那里寻找到艺术写作相关的工作。
如果不是因为和女友的联络，并且在她家里免费居住的话，我无法知悉那里正在招募建筑设计记者，更无法加入美国建筑师学会进行设计报道。在2007年我入职时，那里有五个全职编辑，而7年后我离开的时候，人员数量变得更少。当时我对建筑设计媒体界知之甚少，唯一了解的便是David Remnick偶尔会付费在纽约客杂志上刊登一些宣传，因此觉得可能还不错。但当我拿到录用通知，看到上面写着4万美元的薪酬时，我知道自己中了大奖了，而从此以后，自己的职业发展也将走上我原本成长背景从未预期过的新道路。这样的感觉，在自己平稳度过2008年的经济危机时尤其强烈。
在华盛顿，我认识了Amanda Kolson Hurley，当时她是建筑师杂志的编辑，现在是大西洋周刊城市板块（ The Atlantic’s CityLab）的编辑，我常常为她写稿。Kolson Hurley有着非常标准的设计编辑的简历：出生在弗吉尼亚州北部，上了私立高中，之后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以及英格兰布里斯托大学获得了学位。她的父亲是一位政治学教授，研究城市历史和规划。她依然记得小时候父亲带着她参观印度安遗迹以及诸如流水别墅一类的经典建筑的情形。她说，“虽然我父亲本身并不是建筑设计的从业者，但我对于建筑的理解和感知正是当时开始萌芽，也正是我现在选择建筑编辑作为职业的重要原因。”
然而，即使有着国际化的教育背景，Kolson Hurley也觉得那些国际的双年展、三年展以及那些成天在环球旅行的策展人的办公室大门令人望而生畏。她说，“在全球业内有着这样一种未被言明却广泛接受的假定”，那就是建筑编辑对于美国之外全球城市都十分熟悉精通：“你应该知道伦敦不同街区的差异吧？你应该去过巴黎吧？你应该去过罗马吧？”“我认为自己还算是一个旅行较多的人，我的生活也非常幸运。”Kolson Hurley说，“但如果我都有这种畏惧感，那么那些作为家庭里第一个大学生，并且没有那么多国际旅行机会的人，又会有什么体会呢？”
Kolson Hurley认为，当下的建筑设计媒体所做的工作，便是给与一小群忠实的业内观众他们所想要看到的东西，而这样的现状持续限制着媒体业本身的发展。“信息是否重要，是由一种极为狭隘的文化所决定的”她说，“撰写这些主题的人与建筑创作者如此相似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因而形成了一个信息的闭环，对于环外的人而言，其内部的逻辑是难以辨识的。这样的模式粗暴地决定了哪些内容会获得报道，从而丢失了与大量民众真实对话与交流的机会，而这正是Wagner博客做到的事情。”
从商务媒体界，到自由旅行者，到面对更多受众的大西洋月刊编辑，Kolson Hurley的经历让她开始质疑一个问题：设计传媒是为谁服务的？。对于专门为建筑师和设计师服务的专业媒体而言，学科内的研讨和实验的确是有必要的。这些出版物孕育了新的思想，确保了整个建筑设计领域的创造性、原真性和重要性；这种情况下，对于那些尚难对公众阐释清晰的深奥理念做一些保留，并无什么不妥。但在更大的范围来说，出版物如果不将大量的群众作为故事讲述的对象，就有着逐渐自我孤立的危险。
这种经济或者种群上的多样性缺乏往往会在诸如建筑、景观设计领域体现出来， 进而影响人们审美和生活方式的选择。虽然这种局面在改善，但当设计师进入到贫困社区进行工作时，往往呈现出一种技术专家为乡巴佬发放糖果与救济的姿态，我们听到更多的声音也是来自这些技术专家而非乡巴佬们。数十年以来，建筑设计媒体所呈现的内容汇总，几乎就是有钱人们所关心事物的一个华丽清单。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那么多的博物馆、豪宅以及摩天大楼，却对其他建筑一无所知；比如非裔美国人墓地的重建项目，它十分脆弱，是一处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景观，却鲜有媒体报道问津。
Wagner对于乏味的美国建筑通俗、滑稽和尖锐的批判所取得的迅速成功，其实是业界失败的警兆。“我所做的一切其实并不该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她说，“之所以它们能够掀起如此大的波澜，是因为设计媒体业停滞太久了。”
作为媒体业持证从业者，我想这是我检讨自己责任的时候了。尽管以上的事例我都知悉，但我依然为下一代传递着优越性，使他们将别人甩开。我是一个学步女孩的父亲，她的婴儿床上挂着费德里科·巴比纳（Federico Babina）的建筑图画——OMA的波尔图音乐厅变成了一只眨眼的小猪，纽约的古根汉姆美术馆则变为一只微笑的蜗牛；这是一个她可以掀开的床幔。此刻，我完全了解了优越性强大的机能——为她打开了一扇门，而关上了他人的。
.jpg?1571819126)
想要弥补设计媒体界的这些盲区，在中小学教育中加入设计方面读写内容的课程将会很有帮助。此外，进入建筑设计和建筑媒体业界的路应该更宽广，降低青年人进入的门槛。非营利组织，比如Territory in Chicago，可以推进公共学校中从低收入区来的学生尝试去辨识居住社区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学习设计和场所营造，并制作装置与展览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普林斯顿大学的夏季记者训练项目便邀请了低收入家庭的高中生来到校园进行为期10天的，由专业记者主持的工作坊。同时，接纳更多来自传统建筑设计媒体以外专业的记者，提高年轻记者的薪酬水平也可以起到不错的收效。有偿地招收实习生，并对应届生发放奖学金，将帮助这些作者实现之前万难达到的事：让设计世界听到自己的声音。
Lee Bey大概算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非洲裔美国建筑评论家。然而，他本人总是回避这样的描述，他认为这是一种“种族歧视”，而不是对他成就的认可。1996年到2001年，他是芝加哥太阳时报的建筑评论员，并陆续在建筑学院、文化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建筑设计公司就职。最近，他在编著一本自己拍摄的南方建筑的图册。他是芝加哥建筑社群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
Bey出生在南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很难想象他跨越了多少障碍才成为一个建筑评论家。他的家庭和建筑世界没有任何特殊的联系，尽管他父亲是一个建筑迷。Bey依然记得在他小时候，父亲带他去看建设中的希尔斯大厦的场景。
Bey自身的经验，便是设计媒体影响人们对于建成环境的批评和感知的最好例证。他指出，黑人体验空间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黑人，你感知到的环境往往更加激烈，拥挤和排他。从在芝加哥长期历史中，对于坚持种族隔离暴行的制裁，到Trayvon Martin谋杀案，对于黑人的描述，总能充满了清晰和强烈的负面表达。当我来到一个黑人为主的社区中游走，凝视那里的建筑时，前所未有地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入侵者。
看到这里的建筑，你能够看到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者试图通过制订城市红线规则，通过规划公共住宅的位置，通过城市更新来控制和管理黑人社区的想法。对那些社区外的管理者来说，建筑环境本身也是社会不平等的实现方式之一。“作为一个非洲裔美国人，你会持续地感觉到房屋、空间、建筑的拥挤，这一系列地存在。” Bey说，“如果你是黑人，这是一种强烈的空间体验。”
我所居住区域的花园形成于70年代的纽约，尽管它们是阿姆斯特德式的花园，但它们看起来和城市北面的花园还是由显著的区别：这边的花岗岩看起来有些破损，而城北的则不是。系统化的种族歧视和阶层歧视，往往都伴随和反映在了城市建设之中，完全可以被建筑设计媒体所报道。然而，城市更新的惨痛历史却往往是在那些直接受害者缺席的情况下呈现给公众，并展开讨论。Bey提到了恩格尔伍德广场的改造案例。在这次改造中，一座兴起于60年代的熙熙攘攘的商业集市被夷平，改建为一个不完全的郊区步行商场，伴随着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和环形道路；而改建后的商场仅存在了不到20年就荒废了。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到本世纪中叶，建筑师和规划师以一种家长式的指导方式居高临下地改造着贫困社区，认为设计最差也不过给人们生活带来一些细微的不便而已。
然而，别搞错，这些社区自身已经开始讨论是否要遵循这样自上而下的设计。其中一个阵地便是Bey的Facebook主页，其对于建筑讨论内容的广度和多元化程度，是我从未见过的。当他在主页上发出一些芝加哥的老建筑和老区（比如芝加哥西部奥斯汀街区的美丽风光）的照片时，许多人希望我去发表一些专业的评论，而实际上已经有非常多市民和朋友在后面以清晰的建筑学语汇，分享了他们对这些城市场所的独特记忆。Bey说，“大部分参与讨论的都是黑人。”
在奥巴马基金会在奥巴马总统中心南侧完成了由奥尔姆斯特德设计的公共绿地之后，Bey注意到社区中开始出现了相当的博学和清晰的建筑评论。“在这里，如果你行走在街道边，和路人交谈，所有的老百姓都在谈论城市化。这个中心绿地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呢？为什么周边的塔楼要修到那么高呢？虽然这些人们都是我们眼中的外行，但他们对这些话题非常感兴趣。我希望他们的观点不仅仅成为一些冗余的故事，而是真正进入到能够影响事情发生的主体框架中来。
即便设计媒体所提供的价值观再怎么多么先进和智慧，也只有让更多的受众来阅读时，其文本的意义才会得到彰显。Anjulie Rao，美国建筑师协会芝加哥分会杂志“芝加哥建筑师”的编辑表示，只有将建筑放置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下，对于其认知才会更加充分。实际上，我们是有机会去阐述建筑是如何“促使人们更加热切地生活”的，然而，“我并不觉得在当下，这下报道似乎都不是来自于真正受到建筑影响的人们。我们其实完全可以讲讲场所影响人们生活的故事，而参与到故事讲述中来的亲身经历者越多越好。”
Rao认为，建筑设计文化自身已经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和具有包容性。“的确，现在仍有许多决定掌握在那些有钱和生活光鲜的人手里，他们住在豪宅中乐享生活。然而尽管他们是精英阶层，但活力却在逐步丧失。这个群体正在退场，决策的权力正在被交还给更多的，真正在这个行业里辛勤工作，并且切实思考到底什么才是更好的处理方式的人。”在芝加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更加直率地表达自己激进的观点，利用建筑来申讨社会的不公正以及寻觅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Paola Aguirre的Borderless，以及芝加哥建筑双年展中的Amanda Williams；可以相信，在其他的城市一定还有着许多和他们类似的人在发出自己的声音。Rao乐观地认为，建筑设计媒体会从他们身上吸收到许多良好的价值。
的确，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当下的建筑设计媒体到底有多么单一，多么缺乏代表性，但我们却抓住当下这个难得的时机——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更加开放地质问、看待自己的权利，并试图寻求改变不公正的方式。我们总是和我们来时路上的大众越行越远；我并不知道有什么好方法如何去收集这些信息，并开启对话，大概可以从分享自己的故事开始吧。 如果我们无法开始诚实地讲述自己的故事，自我思考并自我批判，那么我们下一次地讲述，大众便不会再倾听。
Zach Mortice是一个在芝加哥的设计作家，主要聚焦于建筑设计、景观设计的写作。你可以在Twitter 和 Instagram上关注他的动态。
（译者：舒晨箫）
_Theory_Suite__2014%E2%80%9316._Courtesy_of_the_artist_and_McCormick_Gallery__.jpg?1571819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