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最初发布于2016年3月20日，浏览我们AD经典栏目来了解其它著名建筑项目背后的故事。
最初有三位建筑师被邀请为北欧展馆设计方案：芬兰合伙人 Reima 和 Raili Pietilä，来自挪威的斯维勒·费恩和来自瑞典的 Klas Anshelm。１９５９年费恩的方案被选中之后，Gotthard Johansson在《瑞典日报》刊文评价该方案“惊人的简洁[...]，没有过多的弦外之音” [1]，这是一个能够在一个（独特的）屋顶下包容三个国家的空间方案。
五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北欧馆”被认为反映、凝聚和具现了北欧建筑传统。但是，稍微深入观察就会清晰发现，费恩实际上试图将这些传统完全反转。代替沉重的木梁，费恩选择了纤细的混凝土密肋，并将其着色使其呈现均质的光感（正如一个常见的隐喻，反射洒在雪地上的阳光）。不同于典型的挪威传统建筑语汇，他没有创造一个封闭的空间把各种要素关在外侧，而是完全移除了四面外墙中的两个。通过设计一个本质上向天空开敞的屋面，费恩得以控制雨水落入空间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拥抱周边环境的建筑，接纳其直接的环境，同时也试图暗示另一个遥远的世界。
费恩没有试图模仿北欧的传统建筑语汇，北欧馆不是一次传统意义上的模仿。他试图重述（而不是转化）一些一直以来难以形容的事物：在威尼斯的气候中，坐落于威尼斯双年展花园杳无人迹，独特的碎片化环境文脉中的呈现出“北欧”感觉的建筑。正如瓦尔特·本杰明将转化的过程描述为一种“模式“而不是一种行为[2]，费恩也承认，通过组合建筑要素所营造的空间效果不同于通过文脉的嫁接——来自新环境又回到其中——所达到的空间效果。[3]
将费恩的建筑手法提炼为清晰的建筑要素的集合－屋面，地面，墙体，楼梯和梁－将复杂性掩饰在统一的空间形式中。正如威尼斯总督府（经水路十分钟路程）只应当被解读为组成圣马可广场（包括扩建后的 Piazzetta 小广场）的表面，实体和空间之间所达到的“质变（metamorphosis）”（用 Giulia Foscari 的话来说[4]）的一部分。北欧馆也不仅仅是部分的组合，它是由墙体、地面、台阶、“屋面”、景观、光线和“缝隙”之间所反映出来的氛围的营造和空间理念的结合，这些要素都由建筑与地形的关系所决定。
原本可能显得单调的规整网格被一系列开口打断，内部原有的七棵悬铃木中的剩余三棵[5]在开口处拔地而起，向上贯穿空间。
费恩表示他对这种建筑方法的领悟，来自于一次去摩洛哥的旅行：
“你突然感觉墙体似乎不仅仅用于承担屋面或围合房子，而是在某一刻提供着阳光下的阴凉，在下一刻又来支撑你的后背，在秋天成为晾晒枣子的架子，在春天成为孩子画画的黑板。它和屋面，地面一样。整座房屋的不同组成部分都被看作家具。” [6]
在他之后穿越意大利的旅行中，费恩变得可以清楚的感知光线所能呈现的不同特征。一回到挪威，他就前所未有的“可以看出北欧光线的独特性质”。[7]
像所有称职的转译者一样，费恩同时利用了其独创的材料和场地特有的材料，混凝土由白水泥，白沙和压碎的白色意大利大理石配制而成，塑造了极佳的光线强度，宁静的光线氛围和最重要的稳定的均质性。他只想建造一个“从直射阳光下保护画作和雕塑的屋顶”，这也是北欧馆作为一个展廊首要的功能。[8]
“屋顶”或许应更准确的描述为一组采光井。费恩设计了两层混凝土格栅。这些格栅每一个都是精准的一米高，六厘米厚，它们覆盖了内部空间，创造了一组高宽比1：2的两米纵深的光井。格栅为单跨，横跨展厅，间隔52.3厘米，彼此支撑。它们将热烈的温暖的地中海光线提炼成为北欧版本：无影、均质且明亮。用 Marco Mulazzani 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明确但是熟悉”的光线 [9]，提供了恒定且均质的光感。[10] 换言之，一个无影的世界。
—Der Ister, Friederich Hölderlin (德国-英语翻译. Richard Sieburth)
翻译：刘炫育
脚注和参考文献：
[1] Marco Mullazzani, Guide to the Pavilions of the Venice Biennale since 1887 (Milan: Electa, 2014), pp.122-126
[2] Walter Benjamin, Harry Zorn trans.,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in Illuminations (London: Pimlico, 1999), pp.70-71
[3] In other words, just because wood, brick, mortar and concrete can be found or fabricated almost anywhere,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should be used in the same way everywhere.
[4] Guilia Foscari, Elements of Venice (Zürich: Lars Müller, 2014), pp.12-27
[5] According to Ole Gaudernack the three remaining trees within the pavilion are Celtis Australis, also known as the Mediterranean hackberry, the European Nettle Tree, or the Honeyberry).
[6] Richard Kearney, On Stories (London: Routledge, 2002) p.140 (via Neveu, On Stories: Architecture and Identity)
[7] Mark J. Neveu, On Stories: Architecture and Identity (Oslo: Arkitektur N, 02, 2008), accessed February 28, 2016, p.5
[8] Christian Norberg Schulz, Gennaro Postiglione, ed. Sverre Fehn: Samlede Arbeider, (Oslo: Orfeus Forlag, 1997) p.248 (via Neveu, On Stories: Architecture and Identity)
[9] Neveu, On Stories: Architecture and Identity
[10] Marco Mullazzani, Guide to the Pavilions of the Venice Biennale since 1887 (Milan: Electa, 2014), p.19
- 项目年份: 19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