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最初于2014年11月20日发表。想要进一步了解著名建筑项目背后的故事，请访问我们的《AD经典（AD Classics）》部分。
没有哪一种建筑类型比政府驻地更能揭示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议会或宫殿建筑都能够展现官僚扩张、专制过度、民主开放以及任何介于其间的故事。科威特国民议会大厦不例外，它是其民选立法机构之所在。就像名义上的民主、有效的寡头政府一样，建设项目与民众易懂的信息和地区主义现代性相冲突，暗示该国不一定存在该传统，有时甚至自相矛盾。因此，作为政治文化的象征，这座建筑在解读科威特故事时可能过于准确，它通过自己的各种观点的折衷色彩，对该国复杂的政治结构表达了有启发性的见解。
国民议会大楼于1972年由丹麦建筑师 Jørn Utzon设计，该建筑师因悉尼歌剧院的设计闻名。大楼的政治性表达因为交由这位外籍建筑师设计而引起争议。正如苏格兰、达卡、昌迪加尔和阿尔巴尼亚等其他立法机构的情况一样，将非本土建筑的传统引入备受瞩目的文化项目上来，这种决定可能被解读为一种强烈的、甚至是反民族主义的政治声明。(这一象征性姿态的重要性而明显的例子或许出现在今年早些时候，当时扎哈·哈迪德被任命为她的祖国——伊拉克议会大楼的设计师，赢过了据说之前竞标获胜的外国公司) 。然而，在科威特，决策过程甚至被委托给外国当局；一个国际评审团挑选了六名参赛者参加唯一的邀请赛，由英国现代主义者Leslie Martin爵士监督，并由他挑选了Utzon来制定他的设计方案。
Utzon的方案最突出的特点是屹立的公共柱廊，薄薄的窗间壁，在开放的广场上撑起一个优雅的，悬吊的混凝土屋顶。它优美的曲线，由一系列铺在钢索上的半圆形壳组成，以自然悬链的形式，从顶柱直到后面建筑物的高度。Utzon声称，屋顶的布状感觉参考了阿拉伯贝都因人的标志性的帐篷。该建筑矗立在科威特湾的前面，既吸引眼球，又具前瞻性，把它的高瞻远瞩投向大海和更远的地方。
广场最令人震惊的是它的创新性的和有些迷惑性的材料。Utzon进一步使混凝土屋顶看起来在风中“翻滚”，尽管它刚直，但它传递着织物的细腻感。一个双抛物线的几何形式使它的纹理更加丰富，在这个几何中，各个剖面垂直于整体曲线向上弯曲。这种复杂形式的经验性结果显而易见：尽管600吨的横梁质量惊人，但屋顶却并不重。
大部分政府空间位于广场后面一栋更为传统的、矩形平顶建筑中。再次使用当地类型。在他的政府工作空间和走廊的布局方面，Utzon从阿拉伯和波斯集市中获得灵感。在简单的网格系统中，房间围绕中央庭院布置，这些庭院反过来被环状空间包围，形成模块单元，再在整个网格中重复。这部分建筑的元素由小型预制混凝土组合而成，着力于现代建筑手法与历史特征的并置，形成联系。
除了概念示意图之外，Utzon的尝试有时也会演变成对阿拉伯建筑和装饰的简化模仿，试图吸入一些变换多姿的科威特文化。他有选择地抽象某些历史主题并使之现代化，例如尖尖的拱形拱廊，他将“地方”语言叠加在一套现代形式上，这些形式实际上可能从科威特传统建筑中获得更多的连续性，而不是从Utzon公司以前的工作。阿拉伯装饰品，如议院窗户上的棕榈装饰，被自由使用，但常常被抽象到几乎毫无意义。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建筑物的视觉表达展现区域性层面，表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协调了Utzon相互竞争和一些不相容的设计目标。
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Lawrence Vale在对该项目的评价中，明确区分了建筑中合规的本土特征与明显是“进口”内容的简单解释[1]。他指出，Utzon提到的阿拉伯集市的无序性必然在现代主义网格的限定下使用较少，他断言，既然内部方案起源模糊，Utzon本来可以轻易地从“古罗马城镇规划”中获得灵感。此外，翻涌的帐篷样顶部没有贝都因原型点睛的无常感，就像它无法提供帆布外壳所提供的环境保护一样。根据Vale所讲，这座有顶的广场基于对船帆和水商贸易的传统用在了对游牧沙漠传统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对现代科威特文化和经济成功的实际来源的一种恰当的、甚至是无意的敬意。
作为政治品，该建筑融合了几个揭露性的故事。在一个有着长期移民人口的国家，国内和国外之间的紧张关系长期存在，它既存在于建筑的历史记录中，也存在于其时髦的现代形式中。第二个更微妙的冲突再次存在于建筑和政治框架中，它是在真正的历史传统——科威特历史的虚构理想化和西方引进的治理和设计哲学之间进行的挑战。虽然人们可以说，这些未解决的信息代表建筑的一个弱点，但也可能是这样的：在纯粹的国家背景下，建筑物研究解读的准确性，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是建筑和政治意义在单一形式种成功融合的缩影。
[1] Vale, Lawrence. Architecture, Power, and National Identity.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1992.
- 项目年份: 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