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登于Common Edge。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的几个月，我和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一直居家隔离，活在对未来的不安与困惑当中。在本文中，我不对非洲城市的后疫情时代进行预测（有关这一话题目前已经层出不穷），而是想提出一些有关现状的观察。作为一名非洲人，我的观点具有独特性与普适性。毕竟，这是一场全球性的疫情流行。

在过去三十年间，迪拜已经从一个风沙满天的沙漠城镇成长为一个国际贸易与旅游的战略枢纽。受此影响，第三世界的数个城市正互相展开竞争，努力复制这一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围绕机动车、豪华别墅、闪烁的摩天大楼、巨型购物中心以及“智慧”城市的雄心壮志，并从零开始规划建设的都市主义。这些遍布非洲的新发展计划的名字各不相同：尼日利亚的埃科大西洋城、卢旺达的愿景之城、毛里求斯的埃本网络城、肯尼亚的孔扎科技城、坦桑尼亚的游猎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河流之城等等。这些都是模仿迪拜的城市发展计划。

这篇文章最初是由 Common Edge 出版的，题为“非洲对残疾人的不宣而战”（"Africa’s Undeclared War on the Disabled."）

最近，我花了一周的时间参与了一个名为“非洲自主城市化的实践与政治”的研讨会，与我一起参会的有来自欧洲、美洲和非洲的多学科学者和研究人员。马拉维理工大学教授Jonathan Makuwira发表了一篇关于“马拉维的残疾人与城市化”的论文，这篇文章以马拉维这个城市作为案例研究，强调了非洲大陆残疾人口面临的诸多挑战。

这个讲座再次肯定了我对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严重忽视了残疾人这一现象的看法。这是我2016年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GSD）的理查德·罗杰斯奖学金项目的理论基础，我曾建议用奖学金来为阿布贾的公共空间设计一个规范的无障碍规范设计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