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三十年间，迪拜已经从一个风沙满天的沙漠城镇成长为一个国际贸易与旅游的战略枢纽。受此影响，第三世界的数个城市正互相展开竞争，努力复制这一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围绕机动车、豪华别墅、闪烁的摩天大楼、巨型购物中心以及“智慧”城市的雄心壮志，并从零开始规划建设的都市主义。这些遍布非洲的新发展计划的名字各不相同：尼日利亚的埃科大西洋城、卢旺达的愿景之城、毛里求斯的埃本网络城、肯尼亚的孔扎科技城、坦桑尼亚的游猎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河流之城等等。这些都是模仿迪拜的城市发展计划。
最近我与现于迪拜工作的非洲建筑师 Safiya Yahaya 进行了访谈，讨论了这种速成的都市主义正在如何形塑我们的家乡非洲。
Mathias Agbo Jr.: 现在你已在迪拜居住了几年，也作为建筑师和设计师参与了这座城市中的数个标志性项目。你认知中的迪拜一定和我们作为游客所体验到的不同。这种作为迪拜居民和设计者的体验如何？
Safiya Yahaya: 这些年来我有幸近距离见证了这座城市的许多变化。我在2011年刚搬到迪拜的时候，这座城市刚刚从史上最严重之一的经济衰退中走出。显而易见当地的建筑产业恢复了元气，并且为了弥补失去的时间而快速发展。当时一座座建筑仿佛真的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并且每一座都在尝试以某个先进的技术成就超过其他建筑。观察这一过程是种奇妙的感受，尤其是后来从行业内部观察。这个国家本身就是建筑师的梦想，容纳了我们这个世纪最具标志性的一些建筑。它给了你一种你真的在这里盖什么都可以的感觉，只要你能克服沙漠环境的挑战。
我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是一个360度的观景平台，在现在世界最高酒店的72层。在这座城市里围绕壮丽外观有着激烈的竞争，这件事教会了我要跳出思维定式，没有什么是过于有野心或者完全不可能的。我总是说如果你想知道建筑师的炫耀是什么样的，开车从这座城市的一端到另一端就可以了。
我总是说如果你想知道建筑师的炫耀是什么样的，开车从这座城市的一端到另一端就可以了。
MAJ:在过去二十年间，迪拜成为了一个符号，象征着一个独特的都市主义品牌，成为了很多第三世界城市梦寐以求的典范，尤其是在非洲。这些城市要么规划了完全复制了迪拜成建筑和都市主义的新社区，要么甚至从零开始建设了模仿迪拜的“衍生”城市。我经常听到有些新城吹嘘自己是“非洲的迪拜”。你认为这些都市发展模式在非洲是可持续的吗？
SY:虽然现在极为成功，但迪拜有着许多缺陷，表明它不是一个城市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我们所知的现代迪拜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事实上我们还没有看到这座城市不可避免地越过顶点之后产生的完整效应。它已经在许多方面深受在短时间内过快增长的困扰。住房是一个例子。这座城市已经严重过饱和，有着成千上万座别墅和公寓完全空置。你已经可以看到这座城市的成功秘诀逐渐腐烂。
而非洲的这些迪拜模式衍生品的问题在于假定都市形态是可以互换的。这些模式与非洲城市及其居民的许多独特而关键的条件相矛盾。这种剪切粘贴的制造新城的方式使其在非洲不可持续。将要承载这些新开发计划的现存城市往往为了实现开发者的奇思幻想而过度挑战城市规划的边界。你还要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迪拜真正意义上的建设尚未开始时，它基本就是一块空白的画布；基本没有任何建设的限制性前提。非洲城市则没有这种优势。这些城市被完全独一无二的问题所限制。例如住房短缺、高速的人口增长和贫困问题都不能从这些新的开发案中剥离，因此注定会对这些新城的成功造成威胁。
MAJ:这其中也有文化因素：非洲城市需要意识到迪拜批发式都市主义的文化暗示，以及它扰乱每座城市现有社会文化状况的可能性。这十分重要，因为这座大陆上的多数大城市都已有数个世纪的历史，甚至在殖民时代的很久之前就有着自己繁荣的都市发展模式。以尼日利亚中西部前殖民地时代的贝宁城为例，这座城市的布局如此完美，以至于当葡萄牙人在1845年首次踏足这里时，被这里不规则碎片形的城市形态以及规划中体现的智慧水平所震惊。我最近还看到了一幅由一个英国士兵在1897年左右（这一年英国军队将这座城市付之一炬）画的贝宁城草图，并对这座城市都市景观的对称、比例以及其最重要的文化应对印象深刻。
但我们也应当承认在这座大陆上也有实践迪拜式都市主义中若干元素的空间，尤其在现在全球化的时代之中。但这种实践不应以其他任何东西为代价，也不应该完全成为实际上的都市发展模式，更不应该通过将繁荣的聚落摧毁来实现。从中找到某种平衡是完全可能的。
结合你对迪拜当地的了解与经验，以及你对非洲城市的本土观察，你觉得迪拜的哪些元素可以推荐在这座大陆上复制推广呢？
SY: 我能想到的一件事是这座城市有意识保护其身份感的尝试。迪拜很大程度上倾向于超现代，而且非常强调要时刻提醒你这件事。这是逃不掉的。你甚至可以在95公里之外看到哈利法塔巨大的钢铁与玻璃结构。但它在其间也提供了若干本地身份的体现。在较旧的城区和很多新城区中仍然可以看到传统规划元素，带来了旧与新的持续并置。你可以看到对这座城市的潜水采珠的遗产、捕风塔和沙漠的砂砾颜色的致敬。现代的钢与玻璃结构嵌入在棕榈树和数百年历史的阿拉伯式几何母题之中。
这些元素不仅发生在意在吸引游客的博物馆和清真寺之中；同时也是商业和民用建筑中真实存在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进行的空间之中。这座城市实现这个理念的想象力绝非完美，但这个理念始终是存在的。这里有一套对保留下来的环境和文化敏感的限定的身份语汇。这种元素不能被模仿，但必须在城市自身的文脉中进行定义。非洲城市大体上已经丧失了这种语汇，至少在目前的城市景观中没有得到体现。我很高兴你提到了贝宁城，因为这是一个展示殖民主义如何摧毁了大部分在当时的非洲城市很奏效的乡土设计与规划手段的绝好案例。它让我想到可能奇迹会在乡土与当代的规划解决方案融合的中间发生。
MAJ:我认为非洲城市在复制时需要小心的另外一个方面是科技与自动化的部署，这是目前迪拜正大力投资的领域。我最近密切关注了其中涌现的一些城市发展趋势，例如“迪拜无人交通战略”的启动——其中引人关注之处是在2030年将迪拜全体交通运输系统的25%转变为无人驾驶模式的雄伟计划。这个战略在迪拜这样的地方很有效，因为这里现在的失业率不足2%；但在失业率高得多的非洲情况就不同了。
以非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为例：尼日利亚和南非目前都在20%以上的失业率挣扎；如此大规模的自动化定将造成工作岗位的迅速流失，从而进一步恶化当下已经不乐观的局面。但反过来说，非洲的城市应当像迪拜一样大力投资用于犯罪预防、侦查及交通管理的人工智能。这项工作有着极大改善我们在非洲面临的治安挑战的可能性。当前，大多数非洲城市的警力都在超负荷运转；因此通过 AI 的协助可以以更少的人力办到多得多的事情。总之，我们应当谨慎选择在非洲采用的技术。
SY:我必须承认我不太对自动化本身感到焦虑。随着自动化的普及，涌现的新领域与产业注定将取代它所淘汰的产业。问题是我们的非洲城市能否成为人们可以获得他们在将来的工作中所需的新技能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城市为合理应对未来而产生自己的数据是极有价值的事情。我看到过数据如何在解决海湾地区的空间问题的过程中起到工具作用。看到它如何回答非洲城市的问题会很有趣，例如“这些新区的形态是否会影响其中企业的繁荣？”或者“新兴的产业在哪里聚集以及我们如何在城市中为其增长安排空间？”这样的问题。我知道开普敦已经在进行这样的尝试，围绕科技创业企业和大学打造数据生态系统。就尼日利亚而言，你在工作过程中发现过任何特定的信息缺失吗？
MAJ:好问题。对尼日利亚的城市而言，获取数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在国家层面，尼日利亚统计部门被列为整个大洲资源最丰富之一。国家统计局这些年来一直能够提供可信赖的国家级数据。但不幸的是，在城市层面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城市一直以来都不能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分解到城市一级。现在我们仍然不能精确知道有多少人生活中阿布贾的Gwarimpa 或者Maitama 区，以及这其中百分之多少是永久或流动居民。
现在全国大多数城市都成立了自己的地理信息系统 GIS 部门，但遗憾的是它们只将其用于土地管理，尽管 GIS 在治安、规划和交通管理领域有着巨大潜力。总是，我认为这些都是一个更深层问题的症状——尼日利亚的大多数城市的运行都像是典型的政府办公室——其笨拙的官僚体制中的一个部门，而不是一个自治的公司实体。因此这些城市无法像一个企业一样迅速地创新。
SY:看到随着更加智慧的技术解决方案的介入非洲城市将如何演化一定会很有趣。我对它与当前非洲建筑师在整个非洲大陆推动传统设计复兴的浪潮结合时产生的效应尤为乐观。
翻译：詹旭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