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的存在塑造了大西洋两岸的景观环境。相反，自由、受奴役的非洲人及他们的后代在美国、加勒比地区及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创造了新的景观。非洲人与土地之间有着独特的亲密联系，使他们能够开辟出属于自己的制度与文化。
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N. D. B.Connolly 与北卡罗莱纳大学夏洛特分校教授 Oscarde la Torre 组织的研讨会— —黑色大西洋世界的环境历史：非洲社群的景观史，在华盛顿特区的敦巴顿橡树园开展，旨在重新聚焦那些被遗忘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FASLA 敦巴顿橡树园的园林与景观研究部门主任 ThaisaWay称，此次研讨会是旨在“策划一部属于人民的景观史”系列活动的第四部分。
加勒比地区反抗势力的风土
美国南方各州及加勒比地区的非洲奴隶被迫在奴隶主的种植园工作，被视为跨大西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驱动的工业化农业系统中的齿轮。但是，不少奴隶主也留出空余的土地，供奴隶种植、交易与出售食物。“这对奴隶主来说是有利可图的，“布林莫尔学院和哥本哈根大学教授 C.C.McKee 说道，因为这能够减少供养奴隶的开支。
McKee 被一幅画所吸引，它的创作者仅留下 Le Masurier 的称谓。这幅画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在法国殖民地马提尼克岛创作（见上图），清楚地描绘了奴隶儿童吃甘蔗的景象。这是种植园单一种植的结果，但也展现了 "非洲-加勒比生态"，即奴隶们在种植园边缘种植的许多非洲与本土树木和植物，包括腰果和罗望子、豌豆和杨桃。
根据当时种植园生活的历史记载，奴隶们还种植了土豆、山药、卷心菜、草药和瓜类。他们混合了加勒比本地和非洲的植物，采用了一种“克里奥尔化的食物生产方式”。
非洲社会结构得以在种植园边缘发展。在这些残余的空间里，奴隶们可以决定如何分割和耕种土地。虽然奴隶绝无可能获得这些地块的所有权，但在一些社区，地块上实行着世袭制度，且可受亲缘结构的影响。在另一些社区，这些土地则发挥着奴隶公地的作用。它们是对奴隶主世界的“抵抗基地”。
McKee 重点关注的画中所未描绘的是加勒比原住民在培育树木和植物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且在许多岛屿上，他们教导非洲人如何收获并处理食物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原住民被幽灵化了，因为他们在18世纪时已被完全驱逐。他们被杀戮或运到海外；这可谓是种族灭绝。”
美洲南部的奴隶儿童
特拉华大学的博士生Mikayla Janee Harden解释说，奴隶儿童与美洲南部的景观也有着复杂的关系。她说，他们被危险的环境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但也“明晰地被刻印在那个环境内”。
当父母在田间劳作时，孩子们被单独留下，或由老人照顾。在年龄允许的情况下，许多人还被要求承担清洁等其他责任。
在种植园里，奴隶们生活在未经开发的荒野附近。儿童光脚在其上工作和玩耍，存在着极大的被蛇咬伤的隐患。历史记录中很少提到从奴隶儿童的咬伤中汲取的医学知识。儿童缺乏“经验、智慧和判断力，这增加了他们受到环境伤害的风险”。
但是，儿童也可以从他们对环境的“隐性知识”中受益。在被奴役期间，一些人在年幼时就在主要的行业中做学徒。Harden 强调了Edmond Albius 的例子。他在法属留尼汪岛殖民地被奴役时，发现了一种高效的香草种植方法，并沿用至今。
对于被奴役的儿童来说，周边环境是“痛苦与快乐”的源泉。由于忙碌的父母疏于照顾，他们可能会被蛇咬伤或发生意外，但也可以学习、玩耍和想象。Harden 接下来将探索的物质文化--奴隶儿童创造的玉米壳娃娃和游戏--以及这些物品如何将非洲民俗和文化传递给下一代。
非洲撒哈拉南部地区针对“奴隶掠夺者”的环境防御
随后，讨论主题转移到了大西洋对岸。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教授Jacques Aymeric-Nsangou 对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西部的法莱梅山谷的风土深感兴趣。该山谷提供了关于非洲人民如何避免被奴役和被商品化的线索。
Aymeric-Nsangou决定研究内陆地区，因为大多数被俘和被奴役的非洲人来自内陆，而非沿海。当他们在沿海港口被装入运奴船时，“许多人以前从未见过海洋”。
法莱梅河宽约250英里，自南向北始于几内亚北部，经过马里和塞内加尔。它流经山区、森林和沙漠，并拥有戏剧性的季节变化。它是自东向西的塞内加尔河的一条支流，因此奴隶主可以利用它将捕获的人运到西海岸的港口。
山谷内的群落既包括独立的王国，也包括不同的马丁卡人（又称马林克人或曼丁哥人）的村庄，他们的种族渊源相似。因为圣战的缘故，他们被穆斯林富拉尼（或福禄）王国视为抓捕目标。奴役制度在版图上的这片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几个世纪以来，俘虏被当作战争的产物。倘若经审判后被定罪，或出于其他原因，人们也可能被奴役。
Aymeric-Nsangou随一队考古学家探索了为数不多的Tatas遗迹之一，即该地区的防御性建筑与环境要素。Aymeric-Nsangou说：“Tatas 在18世纪之前从未出现过；奴隶贸易使它们的数量有所增加。”
由于法国殖民政府的大肆破坏，完整的 tatas 在当地所剩无几。但历史照片线索，他们是用生泥水泥和石头建成的。
Tatas 的内部是具有多层墙壁的，类似迷宫的结构。贵族家庭拥有最内部的Tatas，它的墙也是最坚固的。外部安置了在现今的许多社区仍然可见的木制栅栏，这为抵御奴隶主提供了额外的安全保障。而且这些社区有时还使用 “武器化的非洲蜜蜂”。这些昆虫的好斗广为人知，而且“传说村民们可以指挥它们进行攻击”。
除了提供防御功能外，Tatas 还可能是一个陷阱。该地区的村民采取的另一个策略是限制他们的社区规模，以便他们能够迅速转移。
美洲西北部的奴隶制与工业化
回到黑色大西洋的西岸，我们了解到，在 18 和 19 世纪，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运来的奴隶是许多美国和加勒比地区商品生产的核心，包括棉花、烟草、大米、朗姆酒、糖，以及由此诞生的工业化和金融市场。
多米诺糖业公司及其位于布鲁克林威廉斯堡海滨的炼糖厂的成功，是奴隶制劳动的直接结果。因此，“布鲁克林是黑色大西洋的一部分，”克拉克大学的博士生 Emily Holloway 说。“南方和加勒比地区的奴隶制为北方的工业化提供了保障。”
“Holloway 从多个学科的角度解读了‘种族资本主义的混乱现实’，它影响范围广至从非洲到海地，从古巴到东北美。这一经济体系依赖于奴隶和资本的积累，其形式是建筑和基础设施。”
“多米诺糖业公司的成功也可以理解为是奴隶叛乱的结果，它推动了加勒比地区甘蔗经济的重大转变。”Holloway说道：“多米诺糖业公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海地革命时期。”
自主独立的海地人起义并击败了法国殖民军，迫使岛上的糖业种植园主逃到了古巴东部。在那里，他们开垦了土地，重新建立了以奴隶为基础的甘蔗经济。然后，这些糖被送到纽约市进行加工，成为消费者在商店购买的颗粒状食糖。
William Havemeyer是多米诺糖业公司及多米诺食品始祖公司的创始人，他于1807年在曼哈顿下城区组建了一家炼糖厂。50年后，他的公司搬到了威廉斯堡，在那里他们建造了一个更大的炼糖厂。
火灾之后，该公司在1883年重新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建筑，每天可生产高达一百万磅糖。该公司占据了四个城市街区，创造了一个“人口稠密的工业生态系统”。今天，该建筑被重新开发为办公大楼，多米诺海滨已经“贵族化”，并被改造成一个公园。
这种工业化进程反映在古巴的甘蔗种植园环境中。小农场成倍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奴隶和自由劳动者仍需手工收获甘蔗，但农场的加工变得越来越机械化。“这段历史基本上被从档案中抹去了，”Holloway说，“亟需采用更有创造性的研究方法。”
Holloway说，艺术家卡拉·沃克 （Kara Walker） 用她于2014年为当时废弃的多米诺糖厂创作的，75英尺高的纪念性雕塑《A Subtlety or the Marvelous Sugar Baby》叙述了这些联系。“这是黑色大西洋在反抗中的回答。”
一个加勒比地区的黑色历史生态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Justin Dunnavant也通过多种学术视角来研究加勒比地区的历史。
他说，有研究人员在探索黑色生态学的思路，研究黑人与自然互动的独特方式，以及他们如何被环境抹杀。还有一些研究人员专注于历史生态学，研究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他的目标是将这些研究方向同化并投入到黑人历史生态学的新研究中，以探索生态关系因奴隶贸易而受到的改变。这将涉及到把多种叙事交织在一起，以考察种植园系统对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他希望这项研究能够吹响纠正行动的哨声。
Dunnavant 着重于圣克罗伊岛，该岛曾是丹麦西印度群岛的一部分，现在则属于美属维尔京群岛。作为一个考古研究集合的部分，他和他的团队正在调查奴隶制和种植园的生态影响，包括为开垦甘蔗土地而发生的森林砍伐；因农业和开发而退化的土壤；以及为建筑而开采的珊瑚礁。他的工作也是小公主庄园海洋与陆地考古学校的一部分，该学校在调查丹麦奴隶制残余的同时，对岛上的高中生进行了考古学培训。
同时，他也在发掘鲜为人知的马龙人的遗存，这些人占据了该岛的孤立地区。马龙人是通过逃亡获得自由的黑人奴隶，有些是他们的后代。他们在整个加勒比地区和美国南部地区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社区。他们经常与原住民混居，形成新的克里奥尔社区。在圣克罗伊岛，他们领导了一场奴隶起义，于1848年结束了奴隶制。
在丹麦的历史记录中，马龙人寻求庇护的那部分岛屿是“无记录的”，但它实际上是一个“黑人自由的丰裕之地”。利用激光雷达数据和其他考古工具，Dunnavant 的团队一步步地揭密被其称为“黑人地理”的遗存。他对马龙人如何在土地上修筑用于耕种的梯田，建立防御工事并利用繁茂的环境来保护自己倍感兴趣。“揭开他们的故事是一种补救方式。”
巴西的马龙风土
欧柏林学院教授Matthew Francis Rarey随后将观众带到了巴西，重点介绍了葡萄牙殖民帝国及其针对马龙人的致命打击行动。
约有80名逃亡的奴隶在巴西东北沿海的，巴伊亚州的Buraco do Tatu安家。他们的“quilombo”，或难民社区，被殖民部队摧毁。这场毁灭行动被记录在一张独特的地图上，附有一封给总督的信。
该地图的作用在于提供殖民国家成功镇压马龙人的证据，但它也成为了“学术研究的代表”，因为它是少数几个关于马龙人如何组织起来的全面客观视角记录之一。
该地图描绘了一个隐匿在沙丘中的社区，与周围的树木和灌丛融为一体。在它的外围环绕着一圈木钉，带刺的陷阱洞，还有一条通往大海的道路。内部的庇护所，即社区本身，被组织在一个网格上，房屋按街道排列，内有可食用花园和种植百香果的棚架。Rarey说：“它展现了一种反叛社会的景观。”
马龙人利用特定的道路到达大路以抢劫过路人。“他们在与不平等和资本主义作斗争”。马龙人们还将拦截目标对准被押往奴隶市场的黑人，试图对种植园经济进行打击。“他们的目标是从内部瓦解种植园”，通过“将黑人武器化”，让种植园主“出尽洋相”，Rarey说。他们还进行地下交易，以建立他们的枪支和火药供应链。
地图还记载了一段马龙人社区如何被葡萄牙殖民部队屠杀的历史。一个马龙女人被冠上“巫婆”的罪名，在死后仍被诽谤、诋毁。许多人宁愿自我了断也不愿重新为奴。在地图上，这些尸体被描绘成“征服的景观之一”。
葡萄牙人绘制社区地图的过程是对在自由的黑人地区恢复殖民秩序的尝试。Rarey说，你可以感觉到 "制图员的焦虑"，因为他们“没有参考点”。
译者：Dale 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