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野主义运动诞生于战后的英国，起初受到怀疑，但在过去十年中，粗野主义运动获得了新的赞赏，吸引了新设计师的想象力，他们着迷于引人注目的几何形状与裸露的原材料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英国开始，这一运动传遍了欧洲、东南亚和非洲，并因每个地区的文化和社会经济地位而产生了不同的变化。在本文中，我们将通过 Roberto Conte 和 Stefano Perego 的镜头，深入探讨意大利对粗野主义运动所做贡献的特殊性。这两位摄影师还出版了一本摄影集，名为《意大利粗野主义：的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的混凝土建筑》。
建筑物的形象
战后时期，欧洲正在寻求一种新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不再基于对技术创新的热情和信任，而是对建筑在社会中的角色提出了挑战。意识形态的转变试图解决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破坏景象，使建筑脱离政治，承担起更有社会责任感的角色。作为回应，建筑师需要缩小规模，用最少的材料或装饰来建造功能完善的建筑，因此更倾向于使用裸露的材料和简单的造型。
在坚持这种精神的同时，野蛮主义建筑师并没有放弃他们“赋予形式的义务”，用建筑评论家 Reyner Banham 的话来说。粗野主义建筑刚出现时，由于拒绝接受当时的典型审美观，常常被归类为“反艺术”或“反美学”，但它却拥有一种不同的活力，一种抽象的特质。从整体上看，建筑物体成为了一种能让观者产生情感共鸣的形象。
Reyner Banham 在 1955 年发表的开创性文章《新粗野主义》中，称之为“粗野主义的je-m' en-foutisme，其血腥的头脑”，正是这种大胆将粗野主义与现代建筑的其他变体区分开来。在更广泛的欧洲野蛮主义运动中，意大利打造了自己独特的篇章，将粗野主义的严谨功能与本国的文化影响交织在一起，使其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的作品略显温和。
结构、功能、形式和材料
粗野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力求“表里如一”。尽管当时的许多建筑师都非常重视对材料的诚实使用，但以前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多用石膏或专利玻璃覆盖结构材料。而在粗野主义中，混凝土、钢材和栅栏被尽可能地暴露在外，从而在结构逻辑、建筑外形和功能以及建筑材料的性能之间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
战后头几十年的实验设计对可能的形状和结构提出了挑战。在意大利，工程师 Sergio Musmeci 试验了拱顶、薄壳混凝土膜以及根据其应抵抗的力和应力塑造的最小结构。在没有计算机辅助的情况下，他们使用模型对新型结构进行测试。与弗雷·奥托类似，穆斯梅奇使用肥皂和甘油溶液涂抹在线框上，以了解拉力和应力的几何形状，并使用微型混凝土制作大型测试模型。在他为数不多的已建成结构中，有一座穆斯梅奇大桥，其桥底使用了一层约 40 厘米厚的钢筋混凝土膜，上下拱起，在指状结构上支撑着桥顶，同时在桥下形成了一条连续起伏的道路。
不冒险的人不是在模仿，就是在重复。如果他们想进入一个新领域，就必须解决未知的问题。——Sergio Musmeci
混凝土浇筑的圣地
也许正是这种塑造几何形状以创造情感的能力，使粗野主义建筑具有了神圣空间的特征。20 世纪 50 年代，在意大利，天主教会试图在现代世界中重新确立其相关性，开始接受现代主义的新建筑语言。粗野主义尤其适合用最少的资源创造出令人沉思和印象深刻的空间。建筑师 Nicola Mosso、Leonardo Mosso 和 Livio Norzi 设计的都灵耶稣救世主教堂（Jesus the Redeemer Church）等建筑诠释了砖块和混凝土等简单材料如何创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空间，利用自然光和匀称的体量创造出充满情感的空间，适合宗教仪式。
其他粗野主义建筑，如 Antonio Guacci 和 Sergio Musmeci 在的里雅斯特设计的“圣母玛利亚王后国家圣殿”（National Temple to Mary, Mother, and Queen），在其结构几何中融入了象征意义。这座 40 米高的建筑采用了模块化原则，将三角形作为三位一体的象征，而体量的布局则创造出一个大 M 字形，作为对圣母玛利亚的参照。墓园建筑是另一个涉及沉思的类别，在表现力方面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意大利的例子包括 Leonardo Ricci 在 Jesi 扩建的公墓，以及 Luigi Ciapparella 在 Busto Arsizio 扩建的不朽公墓。
Roberto Conte 和 Stefano Perego 对意大利野蛮主义的探索在 FUEL Design 发表的题为《意大利粗野主义：的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的混凝土建筑》的摄影集中达到高潮。这两位摄影师之前也曾探索过类似的主题，包括一本关于亚洲粗野主义变化的书，名为《苏维埃亚洲：中亚的苏维埃现代主义建筑》。对粗野主义本地化形式的其他探索还包括《坦桑尼亚的现代主义建筑遗产》、《贝尔谢巴的混凝土沙漠建筑》以及 ArchDaily 的法国巴黎现代主义和粗野主义建筑参观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