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近二十年里，世界各地的城市纷纷拥抱“明星建筑”——即由全球知名建筑师设计的未来主义、引人注目的建筑。在中国，这一趋势尤为显著，因为快速的城市化推动了标志性大型建筑的建设，如扎哈·哈迪德的银河 SOHO、OMA 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总部以及赫尔佐格与德梅隆设计的北京鸟巢体育场。在建造之初，这些建筑都被誉为进步和全球雄心的象征。然而，全球建筑界已经开始转向更加注重环境、以人为本的设计方法，而中国正是这一转变的关键推动者之一。今年，刘家琨荣获 2025 年普利兹克奖，进一步凸显了这一转变。
此次评审团的决定凸显了那些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的建筑作品，这些作品将地方文化、可持续性和社会参与置于美学壮丽之上。刘家琨的作品注重传统和场地意识，同时回应当地需求。它侧重于让环境、历史和文化塑造每一个项目。
普利兹克奖并非一直青睐这种注重环境的建筑。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该奖项经常表彰那些大胆、雕塑感十足的设计。这一“明星建筑”时代由诸如弗兰克·盖里（1989 年获奖）、雷姆·库哈斯（2000 年获奖）和扎哈·哈迪德（2004 年获奖）等普利兹克奖得主所主导。他们都是著名建筑标志的创作者，这些建筑帮助许多城市登上了世界地图。比如盖里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激发了“毕尔巴鄂效应”，但也引发了这样的项目是否真的有益于城市的质疑。同样，库哈斯的中央电视台大楼成为了北京的象征，但后来也引发了关于大型建筑如何服务于日常使用者的辩论。在这个时代，美学创新和形式实验似乎是赢得普利兹克奖的主要标准。
明星建筑的兴起也恰逢建筑软件（如 BIM）和建模程序（如 SketchUp 和 Rhino）改变设计流程的时期，这些软件使建筑师能够以之前难以想象的方式突破形式和实验的界限。这些建筑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建筑通过数字创新所能实现的成就，从而打造了重新定义全球城市天际线的结构。虽然它们因实用性和长期影响而面临批评，但许多建筑也为所在城市带来了经济和文化效益。例如，据西班牙媒体报道，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在城市复兴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自开业以来，它已帮助产生了约 7.776 亿欧元的需求，支持了 14236 个工作岗位，并为巴斯克地区经济贡献了额外的 1.055 亿欧元。
然而，到了 2010 年代，奖项标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评审团开始认可那些将创新与社会和环境责任相结合的建筑师。这可以从近年来普利兹克奖获奖者名单中观察到，因为以环境和社区为中心的设计开始定义了新获奖者作品的特点。
几个例子证明了这一转变，比如 2012 年的王澍，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他偏爱中国传统材料和手工艺技术。然后在 2016年，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因其具有社会意识的建筑而获奖。2019 年，矶崎新因其对历史和文化背景的深刻敏感性而受到表彰，而 2021 年，Anne Lacaton & Jean-Philippe Vassal 则因其侧重于适应性再利用和资源效率而获奖，进一步凸显这一新焦点的是，2022 年，迪埃贝多·弗朗西斯·凯雷成为第一位非洲获奖者，他因其人道主义方法和在气候适应性学校和公共建筑中使用当地材料而受到认可。这些获奖者共同告别了高预算的“明星建筑”时代，证明了强调社区、环境责任、环境和社会参与的价值，这一套新的标准正逐渐成为国际公认的建筑卓越的基础。
今年刘家琨的获奖再次肯定了这一演变。他并不推崇“个人风格”，而是依赖于对每个项目的具体特点和要求进行评估。在成都西村大院项目中，刘家琨通过融合公共和私人空间，重新定义了高密度开发，证明了即使在密集的城市中，社区空间也可以保持开放、包容和吸引人。同样在成都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中，刘家琨利用遮阳步道、水元素和自然通风来减少能源消耗，从而与环境和谐共存。
在苏州御窑金砖馆中，他展示了自己对文化保护的敏感性，将古代窑炉遗址融入现代展览空间，使游客积极参与其中。最后，他的汶川地震重建项目，包括“再生砖”计划，凸显了建筑如何成为韧性和记忆的力量。他的方法展示了如何将灾难废墟转化为耐用、可持续的材料，这些材料不仅重建了结构，还重建了社区的认同感。
刘家琨的作品不仅仅是一系列设计精良的项目；它代表了一种更广泛的转变，即转向一种以人为本、注重环境的建筑。普利兹克奖反映了国际设计界这一态度的转变，它推崇的不再是自我表达，而是一个促进社会凝聚力和环境意识的平台，同时也不忽视建筑的美学品质。它表明，最大的影响并非来自宏伟的姿态，而是来自其服务人民、尊重历史和回应自然环境的能力。刘家琨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在这个未来中，建筑不仅仅是令人钦佩的对象，而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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