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Common Edge as "How Photography Profoundly Reshaped Our Ideas About Cities."
早在19世纪初，一个发明改变了几代城市的形式及功能。
就像所有的新技术一样，刚开始时它还非常的原始昂贵，且似乎并没有什么用处。不过它促使人们在其基础上进一步运用更多的想象力，使这一技术快速地发展，最终达到了大众化的可及性。很快，它就开始瞄准公共领域，最终的结果非常的间接且出乎意料之外，但是却非常的深刻。
它重组了街道，影响了建筑物的高度，改变了步行交通，重塑了建筑物与街道之间的联系，也改变了人们对于自己城市的态度，将城市变得更加抽象，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打破了城市居民间的关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其影响力达到最大，这个技术发明直到今天并没有很大的变化，仍然普遍盛行。
所有这一切，仅是按下一个按钮这一瞬间。
毫无疑问，油门踏板当然也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作为在城市内穿梭所需的首要因素，我们也需要考虑摄影，是如何改变我们看待城市的角度，以及如何改变城市建设和城市体验的方式。
在相机的发明之前，我们只能通过双眼观察世界。我们当然因此很开心满足，而且对于我们来说，在处理细节上有很大的帮助。在视觉，触觉和是否存在间几乎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我们能看到的，大约也能过触摸到。而在一般定义下我们能触碰到的一切既是存在的，可以观察到的，能控制以及珍惜的。
古代城市景观的很多细节对于双眼来说简直就是视觉盛宴。一条巴黎小巷，北极胡同，又或是费城小道，不管它们是多么的狭窄肮脏混乱，它们仍然包含了所有的视觉细节和相对应的人类作息。而现在完全没有办法回到过去，没办法重塑已造成的影响。
像Pont Neuf在1607年开放的启示远景一样，肉眼纵贯广角视野，非常的特别。一切看起来好像都近了一些。在地面角度，也是位于发现美景的角度。即使是在这样的城市，一双双巴黎的眼睛盯着其他的巴黎眼睛，人类间的互动赋予了城市魅力。在巴黎漫游中，城市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神话，对于那些到处漫游的观察者来说这也是属于他们的奖赏。
有意思的是，最开始的第一张照片其实拍摄的是建筑物：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个摄像师在其Le Gras的家中选取了一个制高点角度，从窗户向外的景色。好一个吉祥的开始（“在萊斯格拉的窗外景色”）。
由于最开始的时候摄影技术还在使用分钟为单位计算曝光时间，所以主要用于拍摄静物，或是非常有耐心（并且非常富有）的肖像人物。1838年时，被誉为当时科技先驱者的路易·达古埃勒（Louis Daguerre）在“萊斯格拉的窗外景色”的基础上从巴黎圣殿大道几个高层上拍摄了巴黎街景。不管达古埃勒是否有意而为，他在取景框中拍摄到了两个神奇的人物，正在做着人们过去最喜欢在城市中干的事情：游手好闲。
在这些早期摄影记录中，技术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景观到角度。街道不光是一个用来居住占领的空间，也成为了一个可供观看的对象。
亨利·卡地亚·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摄影作品成为了摄影史上，同时也间接是城市历史上的决定性瞬间。“决定性瞬间”是卡地亚·布列松自己对于摄影师面临的挑战的描述。知道何时应该按下快门与将照相机对准哪里完全是同等重要的。一眨眼的快门，一瞬间的手势即可将平庸升华。
卡地亚·布列松在巴黎和其他城市街头不断的搜寻这些瞬间。他把它们变为丰富，无名抑或是亲密的图像，展现出了非人道主义的人性以及城市的细节。
随便看一些布列松的的影像，他把整个巴黎从细节角度完全展现出来，你就会发现即使是一个小水坑，或者一个鹅卵石，也能成为巴黎之精华。虽然布列松在巴黎挥舞着他的相机，但他并不会摧毁巴黎。通过新的技术他用曾经的眼睛审视巴黎。不光是巴黎在相机前慢慢显现出来，布列松的情感也是如此，这就如同虽然年迈的祖母虽然知道如何轻轻松松的发送短信，但她仍会坚持写速记信件。在这之后的摄影师和作品很少再有像这样固执地坚持其古灵精怪的概念。在我们这个一切都可以重来的时代，布列松成为了证明这个法则的一个特例。
再比如说明信片。
不论你如何挑来选去，小店的架子上总摆着各种各样的图像：谷仓小动物，有意思的小点子，用来隐晦地坑游客的小广告。不过，如果这些摆明信片的小架子是在城市中，那么永远会有这么样类型的图像：天际线。从曼哈顿，洛杉矶到威奇托，托莱多，基本上所有的美国城市都有自己的天际线，有一张描绘着天际线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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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城市的网站上几乎都有天际线的照片。它们也几乎在每个地方新闻电视上都成为用于点缀的背景。同时也大量和宣传材料，杂志文章一同出现。它们的用于指代某一城市或象征的能力几乎是无限的。从芝加哥具有象征意义的韦莱集团大厦（Willis Tower）到伦敦的电话亭。从波特曼建筑事务所的亚特兰大威斯汀桃树广场酒店（Peachtree Plaza）到东京的寿司店。即使是像得梅因（Des Moines）， 弗雷斯诺（Fresno, Rochester）, 罗切斯特（Rochester）种种地任意一个毫不起眼的天际线，仍然代表着那些城市完全缺乏想象力或是根本没什么可以用来描绘的特征。
但是，不管天际线再怎么具有标志性或是非常的上相，它其实是叶公好龙一般无法真实反映城市到底是什么样的。
天际线代表着衰退的形象。它并不会让你感觉离景观更加近，反而其实将你越扯越远。在街头步行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天际线”。只有用眼睛或是相机努力去捕捉它。只有在像如汽车规模这样远一些的距离，你才能看见一些完整的轮廓。可以说，你几乎是没有办法在想要亲身体验到天际线的同时还想好好观赏观赏它的。
天际线的首要性当然其实只有一场骗局。对，对于各个城市来说市区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它们其实很少可以真正体现出城市的灵魂。无论情况如何，美国城市基本都往浩大的范围扩大，市区变得只是一个微小的核心。
而胡乱的重心吹捧他们只会让摄影更进一步将官僚主义和商务买卖至于其他所有的城市美德上。
不过在地面角度上，却可以感受到所有的城市生活。在那里，每个早晨居民们从自家前门出现。在那里，充溢着满满的面包香味，咖啡馆门庭若市。在那里，可以慢慢的溜达，有可能不小心认识的陌生人下一秒就成了朋友。那里是人性与设计相结合创造出文化的地方。至少这些都是非常理想的。
第二手所创造出来的图像往往并不会消除这些可能性，但他们并不会去注意并在意这些图像。他们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理所应当的，所以对它们也就视而不见了。在我们使用这些长宽焦距的图像时，我们完全无法想象到人们的活动，亲密性，绿化，艺术性和人行道上的细节。想象一下，我们仅仅是有让我们自豪的天际线图像，就会本能地容忍办公大楼大厅里的星巴克。我们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想象力。其实本来可以把比如说什么“施瓦岑贝格”咖啡馆放在一角，再加上旁边的“浪特曼”咖啡馆。无思想的照片会创造出无心的态度。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无论是字面意思还是人口学说上，城市都在“滴血”。就像是从远方郊区所看到的，一个干净，遥远的天际线就好像是一个城市的全部。这些图像滋生出一个恶性循环，掩盖并且忽视了城市的更新。那些原本庄严威武的银行大楼，或是老旧传统的百货公司，若是没办法在高度上与其他大楼媲美而进入画面，那还不如改造成停车场算了。然后结果他们真的被改造成了停车场。反正只要有些高楼站得够高，或是从远方能够望得见，下面的空壳也不那么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摄影同时也是大规模生产大众市场的美国产品。
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让人印象深刻的天际线：迪拜，吉隆坡，上海，深圳，多伦多等等。即使现在伦敦随着碎片大厦（Shard）的出现都有了天际线。但它们大多是看起来表面上好像让人印象深刻，但并不着重于其美学价值而是更加注重投资了多少金。很多的摩天大楼更是好似在互相竞争一项无名的比谁更佳大胆的奖。
我看到越多的的空中尖顶，飞檐，切口和灯光秀，我就变得更加习以为常。每一个崭新的高楼都好像在蔑视之前的那些大楼，同时又在狂妄的宣告自己的谬论。就像亚历克斯·马歇尔（Alex Marshall）最近在“管理”（Governing）中说的，“当你从天际线视角下降到地面视角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大高楼坐落在巨大无比的大方块上，而边上的马路看起来更像是高速公路而非街道。” 我还有一点想说的，就是他们通常还会被毫无意义的景观美化围绕。
照片让城市从本应该是在精神，感情和感官上的体验，变成了纯粹是视觉体验。它们使规划师和设计师们完全没有办法创造出那些虽然可能只有五六尺高（一两米），但实际上会让人们非常轻松享受的环境。
当然，没有哪一个技术是偶然性或者被催化出来的。汽车，电梯，工字梁，智能手机，还有好多其他对于城市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都与傲慢的超现实主义相联系。但是如果光光说摄影反映环境缺无法塑造环境也是浅显的。正如约翰·斯蒂尔戈（John Stilgoe）所教导的，直到真正被人看到之前，任何场所都不会成为景观。这也是为什么摄影师们说“制作”照片而不是“拍摄”照片。摄影是积极的，而不是被动的。
图像并不会取代城市，但它阐明了什么是重点。也说明了城市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用我们观察城市的方式建造城市。当我们不再重视街道以及人类时，我们只能得到相应得的城市，完全没有好好地关注细节。
布列松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图像使城市更加亲密。而明信片是城市变得非人性化，完全将人们从城市中剔除。它使城市变成了静态，防腐，合群而且雾化。将城市越剪越少变得十分抽象：一个小小的物体，握在手心上，捕捉那一个单一的图像，然后随意改变，而不是一个可以用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快乐的空间。比如说他们想要模仿出的那些山，这些“物体”可能很美丽，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是极高的。
想想伟大的美国现代摄影师Charles Sheeler的无生命工厂，亚瑟·费利希的社会主义精神，Cindy Sherman的肖像，将人体转换为雕塑的Robert Mapplethorpe。除了Robert Frank 外，很少有摄影师从地面角度接近生活。而Frank’s的杰作：美国人（ The Americans），悲痛的郊区（laments suburbia）以及同质化（homogeneity），却捕捉到了去城市化后的后果，而不是那个过去用来让城市变得更美好的独特魔法。
在业余爱好者与游客中，被用于拍摄照片最多的美国街道就是可以追溯到400年前在Beacon山上的Acorn砖街。美国小步行街的形象好像比大城市发展的快得多。在小镇主街道上比如说查尔斯顿，圣达菲和圣芭芭拉这样的宝石城镇中迅猛发展：我们最具特色，景色宜人的城市。想想那些明信片，并没有那些玻璃高楼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最好的城市是那些永远准备好照特写的城市。
俗话说：“只拍照片，只留足迹”。倒是希望能像说的这么容易。
我上面写到的照片确实很难用于留下足迹。被摄于相片中以及用于其他现代科技的城市，已经注定无法在快门一瞬间中改变。他们当然没办法像摄影变得那么快。毕竟如果现在我们想的话，除了决定性瞬间，我们其实可以捕捉到每一个瞬间。但是希望新的角度和从前的技术可以一起让人们漫游着体验到过去的老旧世界。
Josh Stephens is contributing editor to the California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Report and a freelance writer, specializing in urban planning. Based in Los Angeles, Josh writes frequently for Planetizen, Next City, and InTransition, among others. His website is joshrstephens.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