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安·德波宗巴克：“唯有建筑师可以解决当代城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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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利兹克奖提名的著名建筑师中，1994年的获奖者克里斯蒂安·德·波宗巴克（Christian de Portzamparc）大概是最少被媒体提及的一位。然而，这一相对低调的形象并不妨碍他关于建筑和城市问题的深刻细微的见解领先于时代数十年，同时他自80年代早期建立的社会学引导准则如今在建筑业内也已广泛流行。在Vladimir Belogolovsky为“City of Ideas”专栏所做的最新访谈中，波宗巴克解释了自己对建筑独特解读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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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安·德·波宗巴克：… 建筑常常来自于一种有争议的事物，即是绘图。在60和70年代，我们都在比拼绘图。我去了巴黎的布扎学校（Beaux-Arts school），在这里绘图就是其本身的一个目标。但在现代看来，教导绘图会被视作是危险的，它意味着会被画作本身的质量所吸收并诱导。我在画的同时也在思考。事实上，在一个充满想象的想法诞生之前，画作就可能已经存在了。

Vladimir Belogolovsky：作画对你来说是一个潜意识的过程。

波宗巴克：或许是…它和思考与解释之间没有必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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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那在你的作品中，项目与项目之间存在连续性吗？你是如此看待作品的吗？

波宗巴克：当然。我总是被新事物所吸引，但我会去思考能持续引发我兴趣的事物。然后当我在做新项目的时候，我时常意识到我正在解决一个五年或者十年前试图解决的问题。特定的想法或者形式上的关系总是会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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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是什么激发了你对建筑的最初兴趣?

波宗巴克：当我15岁的时候， 我了解到勒·柯布西耶的画作和项目。他关于昌迪加尔（Chandigarh）的手绘和图像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我在那之前也有画画，但我从未意识到过一幅画作可以成为一个场所，画作竟然是可以变成现实中的事物的，在这事物里人们生活或者工作。我同样对城市感到着迷。在我居住的布列塔尼的雷恩市（Rennes in Brittany）周边，我看到新的，白色的，极具理性的建筑作为一座城市的新理念正在发生；它们就像是反抗旧理念的一支军队。在旧与新之间存在着冲突，就像勒·柯布西耶1922年为三百万居民提出的“La ville sans lieu”提案一样，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没有场所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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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你反感这一激进的新看法吗？

波宗巴克：完全不，当时不这么想。只有在1966年我住在纽约和之后我与社会学家共事的时候，我才开始了解居民对都市变化的这些反应。

VB：我读到六十年代的时候，你对打造新街区和序列的概念很感兴趣，对城市和电影的关系也是，把城市想象成“情景”。你能说说这个吗？

波宗巴克：回溯到我去纽约生活之前，我对于新的完美城市的想法感到十分兴奋，但我意识到对于未来的设想并不需要与擦除过去相关，而擦除过去恰是柯布西耶的格言。在这个时期的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和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电影中，我发现了关于真实现代都市的一幅图景：摄像机从理想化，完美几何化的巴黎和米兰郊区，逐渐移向历史街区，然后返回。在六十年代，巴黎的城市准则是拓宽街道以适应车辆，并为新住房清出空间。传统的街道受到了攻击，但街道这一概念已经存在千年，它比我们的存在还要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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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你在1966年左右开始觉得“建筑独自是枯燥的，它和城市中真实存在的生命没有关联。”然后在1967年你甚至打算完全离开建筑，你那时候只有23岁。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你留在了建筑这个领域？

波宗巴克：我1966年在纽约度过了一年。在那里我潜心于艺术化的生活，比如绘画，音乐，戏剧，阅读，我还在考虑做一个画家或是作家。那时我想尝试多种可能性。我应当在一间建筑事务所工作，结识保罗·鲁道夫（Paul Rudolph）和爱德华·拉尔比·巴恩斯(Edward Larrabee Barnes)，但那时我却兼职在57街上做了一名吧台酒侍，赚着比我在工作室做绘图员可能赚到的更多的钱，这样我就能享受这座城市，去结识很多人。我不再相信我会去做一名建筑师。我对建筑的兴趣被重新点燃是通过我对政治和社会学的兴趣，去关注那些对拥挤的街区和禁锢的公寓不满的人们。我从未停止将空间视作一种艺术性的媒介。我也因而理解除了建筑师，没人能够解决当代都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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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你认识到建筑不仅仅是一个物体。

波宗巴克：一点不错，而且远超于此。当我1965年到达纽约的时候，我的印象是建筑师都已经过时了。我认为未来的城市都应该由社会学家和电脑来设计。住房将会在工厂中被组合，人们买他们喜欢的就好，社会学家会去组合这些。那你为什么还需要建筑师？这都将变成一套鲜活的步骤，就像建筑电讯(Archigram)和新陈代谢派(Metabolist)所展望的一样。这就是我对建筑失去兴趣的原因。我不想成为去拼装插件城市（plug-in cities）的一个工程师。随后我在法国参与了新的城市开发，也去拜访了许多新城市，我意识到空间是一个事关感知的问题，这和我同样感兴趣的概念艺术并无相左。我理解了新世界中空间概念的决定性，街道会消失，车辆会随处可见，现在的人们也感到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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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当你1994年获得普利兹克奖时，评委题词写道：“每一个追求卓越的建筑师都必须在某种层面上重新发明建筑。”这是你尝试去做的事情吗？你的作品事关重新发明建筑吗？还是说这很细微？

波宗巴克：我记得从1966年到1971年，我仍在探寻并且持续问自己这个问题：建筑究竟是为了什么？我就觉得不问这个问题的建筑师称不上是个有趣的建筑师。你必须理解自己为什么要做手头上的事，以及它终有何用。是什么在驱使你怀抱艺术上的或社会意义上的热情？一旦你理解了这个，你就可能被别人理解。我认为我在70年代早期理解了我为什么想去做这个项目，以及如何去做。只是重新发明建筑是一种非常狂妄的姿态。取而代之的是，我们通过生成与理念间的激烈对话去重新创造事物。我们会再次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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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你觉得自己那时候已经能够提出另一种看法，或说个人的立场了吗？

波宗巴克：是的。我虽然不认为那时候的我有一个个人立场，但觉得自己对于如何塑造可感知的空间是有一套看法的，这也是许多新开发中遗失的一点；我们将如何去整合新旧，我们又能够如何提升现存的城市。在过去，建筑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单体建筑的形式，以及这些建筑如何沿街列阵，或是包围广场。1975年在Rue des Hautes Formes的住宅综合体竞赛项目中，我并没有像我的竞争者们一样提议单独一座建筑，而是七座。它们围绕着一片被组织为步道和小广场的空隙。事实上，我一直把空间视作一种空隙。老子说过这么一句有名的话，大意是：“我的居所不是地，不是墙，也不是屋顶，而是所有这些要素之间的空隙，我正是在这里呼吸且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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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换言之，空隙不仅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体验。

波宗巴克：当然，同时感官和传统价值也是很重要的。但对现代主义者来说，建筑是一种纯净无暇的存在。现代主义对勒·柯布西耶来说就像是基督教对圣徒保罗一样。对曾经存在过的任何事物是零容忍的。我也意识到如果我们要延用“现代”一词，这二十世纪的艺术旗帜，它的意义会不复存在。这一个词语在当下是不能拥有同样的含义的，就像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一个世纪前宣告的那样：“我不想停下对火车头的那份惊奇。”从勒·柯布西耶的言语中我们就感受不到相似的基本体验：“我们，在史上首次，邂逅了机械。”“现代”这一词语的含义必须被重新发明。现代主义是对于现存事物的一种破坏，而我们正活在一个持续变化的时代中，无论情愿不情愿，建筑将随着项目与项目的推进，重新创造明天。我相信最好的项目是能在未来不断重塑这份自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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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在你先前的一次访谈中，你说你“看到了个性表达超越集体主义的基本演变正在到来。”你是如何看待现在我们的社会越来越不愿意赞扬个人特性这一点的？你是如何看待建筑师的呼声日益淡薄，越来越不可分辨，且个性弱化这一事实的？

波宗巴克：鼓励个人主义是类似于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这样的艺术家带着讽刺意味来推广的概念。在建筑里，对于表达个性的渴望始于当现代主义不再是唯一准则的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把1978年普利兹克奖的开创视作国际风格终止的标志。它旨在表彰建筑师的原创者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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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甚至在普利兹克奖之前，文丘里(Venturi)在1966年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中首次抨击了如宗教般恪守教义的现代主义。

波宗巴克：完全是的。同样普利兹克奖不可能在40年代或是50年代存在。文丘里和普利兹克奖都释放了建筑的一个新纪元，此时建筑师开始质疑一切。这一个全新的进化性转折，和勒·柯布西耶或者阿尔托的建筑十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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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我们再回到你在Rue des Haute Formes的住宅项目。那是不是也是你试图冲破建筑无名特性的一次尝试？

波宗巴克：完全正确。我试图提供拥有不同窗户和阳台的别样居所。我觉得这对人们定位自己在综合体中的位置来说十分重要。这其中有一个转变。我的老师Georges Candilis曾教导我，如果你要设计一片住宅区，你需要给每一个人提供完全相同的环境与条件。平等是一个主要考量。确实，平等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见解，但你通过学习建筑和城市主义，你就会理解对万事平等对待将毁掉一切。平等是具有毁灭性的，因为东西和南北是截然不同的。你必须提供大量不同的特性，像是更多的花园或者更多的开窗等等。只有当你适应了场所特性并且认同不同的空间性质后，你才能提供充裕和特征。这种对于多样性的诉求始于1968年，并且就此爆发；个性越来越被承认。在这个首个住宅项目中，如果我有很多种不同的窗户，这对我的承包商来说是一个挑战。但10到15年后，我想用几种就能用几种，它也不再是一个挑战。如今几乎任何事都有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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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你会用一些什么词来形容给你的建筑？

波宗巴克：一个序幕，一种开放，一种对不同解读的坦率，开放体块，柔和，安定，连续，因地制宜，欢乐，个体特性。

VB：你提到了普利兹克奖。好奇的是，现在普利兹克奖已经不再青睐关注个体特性的建筑师了。

波宗巴克：它还是一个对个人创造性成就的一个褒奖，无非是今日我们关注的是星球和生态，还有到处紧缺的公众财产。在我自己的作品中，我的关注在于如何修补并持续建造我们的城市，如何使其对任何人来说都可达并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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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然而，你在为奢侈品品牌Christian Dior在首尔设计的雕塑型建筑，或者苏州和上海湖边的剧院项目里，也结合了这些考量。

波宗巴克：我们两方面都做。我们还坚持在巴黎做城市街区和廉价房的项目。顺便一提，我们做这些项目是亏钱的。但我并不觉得这点上存在矛盾。每一个项目都提出了解决技术问题或者艺术性表达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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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你说过，“建筑存在的真实意义并不能通过语言发现。当设计一个项目的时候，我思考空间，形体，距离，影和光。作为一个建筑师，我所在的思考领域应当是语言不可达的。我是在直接思考形式和形体。”

波宗巴克：当我画画的时候，我不会尝试去理性推敲移动和偏好。辨别一个事物为何要这么设计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当我的团队参与其中时，语言就变得重要了，因为我要传达我的观点并且发展项目。建筑不能被简化为语言。语言关注的是交流，而空间则关于存在，是联系世界并表达我们如何理解它的一种原始且古老的方式。建筑能够交流因为它胜过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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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dimir Belogolovsky是基于纽约的非盈利组织Curatorial Project的创始人。在纽约的Cooper Union接受建筑师教育后，他已经写了五本书，包括 Conversations with Architects in the Age of Celebrity (DOM, 2015)， Harry Seidler: LIFEWORK (Rizzoli, 2014)，和 Soviet Modernism: 1955-1985 (TATLIN, 2010)。他还举办了许多展览： Anthony Ames: Object-Type Landscapes at Casa Curutchet, La Plata, Argentina (2015); Colombia: Transformed (美国巡回, 2013-15); Harry Seidler: Painting Toward Architecture (自2012年起世界巡回); 和Chess Game for Russian Pavilion at the 11th Venice Architecture Biennale (2008)。Belogolovsky是基于柏林的建筑杂志SPEECH的在美记者，他在超过20个国家的大学和博物馆给过讲座。

Belogolovsky 的专栏，City of Ideas，为Archdaily的读者们介绍了他最近的和正在进行的，与世界各地最具创新精神的建筑师的对话。这些零距离的讨论将作为策展人2016年6月在悉尼大学首次公布的同名展览的一部分。City of Ideas的展览将会在世界各地的场馆巡回展出，来探索不断变化的内容与设计。

翻译：陈铭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