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 Common Edge上，题为“盖尔学院的美好城市空间创作工具包（T he Gehl Institute’sToolkit for the Creation of Great Urban Spaces）”。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被认为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城市居民”规划师。如果我们再要设定一个与此相关的授权规划师（credentialed planners）的范畴，那么伟大的丹麦都市主义者扬·盖尔（Jan Gehl）大概会出现在那张名单的顶端；受到雅各布斯的启发，这位建筑师与城市设计师用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来研究和书写公共空间。他帮助他的故乡哥本哈根成为了一个步行都市主义的典范，并为全世界的城市提供咨询建议。
两年半以前他的公司 Gehl 立了一个非营利机构盖尔学院（Gehl Institute），致力于公众参与，以及城市公共空间的使用和创造，将此作为经济发展和政治平等的工具。最近学院出版了一套他们描述为“以免费的、 可下载的工作表为形式的，测量城市空间与城市生活的工具”。工具包的形式非常漂亮。上周我（Martin C Pedersen）与盖尔学院的执行总监 Shin-peiTsay 进行了一次谈话，内容关于工具包本身以及她的团队从中期待的收获。
Martin C Pedersen（以下简称MCP）：这简直太棒了。它无论在内容上还是视觉上都很容易理解。跟我们谈谈这个工具箱是怎么出现的，以及它背后有着什么样的理念呢。
Shin-pei Tsay（以下简称ST）：盖尔的实践工作近年来一直在发展这些工具，在不同的城市中使用它们，并且帮助他们的客户使用它们。并没有很多城市设计师在收集关于人们和公共空间的数据，而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基本的第一步。没有这些信息就发生的设计实在是太多了。但即使设计师想要使用这些信息，试图自己来解决如何收集的问题也是颇具挑战性的。我们想要将这两件事情组合起来：数据本身以及收集它的方法。
扬的著作《如何研究公共生活（How to Study Public Life）》中就有很多工具，但因为盖尔学院的任务是让公共生活更容易被采集，我们想要让人们使用起来更加简单。因此即使你没有受到过设计方面的训练，依然可以很好地理解其中的潜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花了很多工夫在文字上，想让它看起来更加开放更加可及。我们删去了很多行业黑话。如果行业黑话，或者职业术语不可避免，那我们就会使用一系列的动画来解释他们。但是，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在进行测量。这个过程是在使用你所收集的信息，并将它应用在实现某些公共领域内实际问题的过程当中。因此，我们所讲述的故事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这样人们才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中的信息来自于这些特别的工具，并且直接导向了这个决定。让人们可以看到测量和结果之间的直接相关关系，这曾经是讲述故事的过程中经常缺失的部分。
MCP：你用了好多次“测量（measurement）”这个说法。测量是需要花钱的。它需要专业知识。你还必须拥有一些科学方法的基础。那这样
ST: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我们正面临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城市正在使用这个方法。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数据完全不可能收集到，因此政策永远也不能规定使用它。但我们用这个工具包想要陈述的观点是，这些数据完全有可能采集到。是的，它会需求一些专业知识，但这对于任何一组收集到的数据都是事实。比如说，如果你考虑交通数据，这些关于街道的强制性指标多少年来一直是实践的一部分，因为有政策收集这些数据用以筹集资金。如果多年以后能看到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我们的一些测量手段，那就太棒了。
MCP: 那你们最终期待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ST: 我们会非常希望看到未来的发展计划将人置于公共领域考虑的核心。仅仅提出一个设计“构想”，并着眼于可能对未来租户有吸引力的数字与便利设备，这并不难；但这并没有解决人们在公共空间喜欢做什么，以及当人们遇到一个感到安全、舒适与美丽的空间时会表现出什么样行为这样的基本问题。
MCP: 那你们是如何进行量化的呢？你们是如何量化“生活的质量”以及“城市化”的呢？
ST: 这是一个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围绕它有一些方法、一些标准，能够让它拥有与其他地方可比之处，它们开始得到指标的量化。这通常体现在展示不同的模式。例如，西雅图城市使用这些工具来评估城市中的一些试点小屋。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认为其中一个小屋会是最受欢迎的，它被放置在一条已经有很好地街景和植被的街道上，特别地这个小屋所放置的社区人均收入也在不断提高。然而，在对于这个小屋和放置在城市各地的其他小屋进行比较之后，人们发现那些放置在拥有更少便利设备、人均收入更低、人口多样性更高的社区中的小屋实际上有着更多丰富的用途。（经过一些调查），比方说将活动的模式和人口学信息结合起来，会比猜测社区需要什么样的便利设施要更加高明。很多这样的信息都是相对的，需要与实际结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可测量。
MCP: 假设你可以有一个理想的这些工具的受众群，谁会是你最希望真正挖掘这些工具的对象？
ST: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市政府的工作人员，他们不得不时刻应对竞争的议程，进行权衡与投资，决定他们应当如何分配资源，以及如何为整个城市服务。我认为这些工具会有助于阐释其中一些优先事宜。我同时也认为和那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组织合作也具有一定的潜力。因为这些工具为社区提供了一种方式来对他们自己的信息进行分类，而不是仅仅被利用来获取这些信息，继而在没有他们同意和参与的情况下由一些外部的组织来改变他们的社区。
MCP: 我和我的朋友，作家Alex Marshall有一个持续不断的争论，内容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从头开始建造可步行的社区。Alex认为这主要是怪罪于我们为汽车而建造的居住环境。而我则认为这主要是一个尺度的问题。那种我们所热爱的精致的都市主义并无法在大尺度的全新的发展进程中运用。你怎么看？
ST: 你们两人都将问题限定在了一组特定的实际上并没有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指标之上。交通规划通常考虑车辆的流量，现在越来越多的还有行人和自行车的流量，但可能并不会考虑到街道实际上是人们可以停留与徘徊的地方。而发展规划经常被数字需求所驱动。因为这两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都依赖于不同的模型，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工具可以开始让社区中人的活动更加的直观可见。也许有一天公共生活的数据会被纳入这些规划模型之中，特别是我们已经在创造这些指标的标准了。
MCP: 盖尔学院也和开发商合作吗？
ST: 盖尔学院并没有，但Gehl的公司近日的确在越来越频繁地为开发商进行咨询服务。学院会对与诸如城市土地学院（Urban Land Institute）这样的群体或其他一些为开发商制定导则的组织进行交流比较感兴趣，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考虑如何将这些理念融入尺度更加广泛的实践当中了。
MCP: 这些工具在大尺度下也成立吗？我这么问是因为我在考虑纽约哈德逊广场（Hudson Yards in NewYork）的案例。这些建筑物的尺度都太大了。你们可能会在街道的层面做些什么来让它成为一种愉快的体验呢？
ST: 建筑物的体量是巨大的；面临的挫折也颇具挑战性。对我来说它的设计有着很多处于安全的考虑，导致出现了这些非常大的、单一的入口，像漏斗一样导引人们进出。这些街块的转角和边缘正是机会的所在，这些街道可以作为这些巨构的、压倒性空间的负平衡。你必须得开放它们，让它们再具有渗透性一些。甚至连那些绿化的边缘也实在太硬了。这并不是那种你会自在地散步的地方。甚至当你已经站在街块中心，你依然无法接近建筑。
MCP: 好的，那么你也知道14层楼高的art folly会带给你们多少麻烦了。
ST: 它的确会非常艰难。
翻译：白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