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我和 Susan Szenasy 有幸为《Metropolis》杂志采访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Stephen Breyer。Breyer 在任职于波士顿联邦上诉院期间，对 John Joseph Moakley 联邦法院的设计起到关键的作用。该法院由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设计。2011年 Breyer 曾是建筑普利策奖（Prizker Prize）的评委会成员。鉴于他对建筑长期的参与，我相信可以和他展开有趣的谈话。因此，在夏季休庭期开始前一天，我和 Breyer 法官就作为设计客户的经历，如何创造优质的政府建筑和公共建筑的重要性展开了对话。
Martin C Pedersen: 我们不能谈你目前参与的普利策奖，但可以从更广泛的层面聊一下你对建筑的参与。
Stephen Breyer: 这要追溯到90年代。Doug Woodlock 当时是马萨诸塞州地方法院（波士顿）的法官，我是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法院。一个有吸引力且可行的法院。所以好的建筑师很重要，当时普利策奖的执行董事 Bill Lacey 帮助了我们。我们最终找了非常优秀的建筑师, Henry（Harry) Cobb 和 Ian Bader。
但这个过程很长。每个和联邦总务署合作过的人都知道这不会是一个顺利的过程。我和 Doug 每周一天，持续两年之久才弄清楚我们想要什么，这还不是开始建造。我们四处旅行，参观了西萨·佩里（Cesar Pelli），莫瑟·萨福迪（Moshe Safdie）和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以及多个优秀建筑师的作品，直到我们的建筑平面图画完通过。
Harry 教会我们很多。他会坐在法庭里，观察法官工作，并且试图设计一个公众会使用且有归属感的建筑。这不是一个私人的建筑。这是政府的。对我来说，就是观察和聆听，试图和建筑师、联邦总务署、法官以及所有其他人合作。我不认为自己是建筑专家，但是如果想要设计一个高效的法院，我可以是一个专家。
我总是相信，对于主要政府建筑来说，不应该只有建筑师参与到其设计中，也不只是安全总管。而应该是一个组织里级别较高的人员，而且愿意花自己时间的人。不能让其放任自流。而是试图将人们聚集起来，让建筑师可以发挥自己的技能。这应该是创造优秀的公共建筑的重要部分。
MCP：你每年都会回去 Moakley 法院。
SB: 不止如此，因为我的夫人还在波士顿的癌症医院 Dana Farber 工作，我们保留了当地的房子，我们经常回去。
MCP: 那个建筑现在看起来如何？
SB: 非常好。作为一个法庭，它依然美观而高效。这个法院很有吸引力，也给公众活动提供场所。当地的律师协会给成千学生组织参观活动，让他们观察法律系统是如何运作的。陪审团来了解学习他们的职责，如果被选中，就来履行自己的职责。法院成为一个学习的机器，波士顿的居民感到自己可以使用的一个建筑。Ellsworth Kelly 给建筑创作了一系列画作，其价值超过了他收取的费用。这些画作很完美，证明了 Ellsworth Kelly 和 Harry (Henry) Cobb 两个有才华的人，可以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时，可以收到成效。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干涉，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在过程中协助他们。最终，理解建筑的方式不是去描述他们，甚至去拍照，而是走入其中，睁大你的眼睛观察。
MCP: 穿过建筑的体验过程，是区分平庸、优良的建筑和伟大的建筑的过程。
SB: 是的，我同意你的说法。我认为我们在波士顿设计的建筑是很成功的。现在新的一代法院在全世界兴起，不再是堡垒或者宫殿，而是公共建筑。 例如理查德·罗格斯（Richard Rogers）在波尔多设计的法院，或者以色列特拉维夫（Tel Aviv）和南非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的法院设计，从某种角度来说，它们都是类似的，因为都被视为和体验为公共建筑。它们如此美丽庄严，也是民主进程的一部分。建筑师可以做到吗？他们已经做到了。
MCP: 你们看到过最近建成的新使馆吗？
SB: 我知道智利圣地亚哥（Santiago, Chile）的那个，但不是新的。我对它有点害怕，因为看起来像诺克斯堡（Fort Knox，美国陆军基地之一），如果你的建筑像诺克斯堡，那么人们都是这么想的。也是他们对政府的看法。
MCP: 作为在建筑界边缘工作的人，我经常问建筑师一个问题。建筑是一个无处不在的艺术形式，它就在我们身边，但公众却很少觉察到。你觉得这种和公众脱节的原因是什么？
SB: 我们每天呼吸空气，对吗？但你不会察觉到对干净空气的需要，直到你失去它。人们被色彩、光线和噪音包围，这些杂音（对于不同人）可能是敲打垃圾桶的噪音，或者是 Louis Armstrong 或者 Duke Ellington。建筑也是人们多元化的一部分。对于有些人来说它带来快乐和和谐。这些人可能无法像建筑评论家来用准确的术语来描绘建筑，但他们能感受到建筑的存在，也会发觉到它的不存在。对我来说，这是生活的重要部分。
MCP: 在过去5年内，建筑远离了推崇个别天才建筑师的文化。你认为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SB: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听过的最有趣的对话之一是智利建筑师 Alejandro Aravena， 他引用了一个统计数据。到2050年为止，将有50亿人生活在城市中。其中大量人口不能承担起1万美元的住房。我们将有上亿人口需要工作和生活的建筑。即使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现实。当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这些建筑应该促进和谐，应该呼应，提供一种美。这是一项挑战。如何实现呢？你可以标记其为天才的设计，或者只是说有质量。我觉得有质量就可以。我们如何做到呢？作为客户我可以做的就是帮助建筑完工。作为普利策奖的评委之一，我最多能做的是坐在场边说：“加油！你们的工作很重要。”
MCP: 我们生活在一个两极化的时代。建筑有“政治”角色吗？
SB: 它的政治角色在于给人们对和谐、美和功能性的自然需求提供实体的场所。可以说这就是建筑的工作。就像我的工作是解决法律纠纷一样。所以我们有法律制度。我们周围的一切，特别是媒体，总是在高喊：“这都是政治！”而我会说：“我不这么觉得。”我是一个法官，我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我可以想象建筑师多少也是这种感觉。
MCP: 现在建筑界有一个说法：民主设计。作为一个在民主理想方面有重要角色，同时在设计方面有所作为的人，我想知道这个说法对你的意义。
SB: 我更愿意用一个曾经很受欢迎的法律术语。是一个 Oliver Wendell Holmes 的术语：Jobsmanship。 如果你要直接翻译成建筑术语，它的意思是建筑的每一个部分都要设计好。楼梯，扶手，餐厅，外观，内部，没有死角，设计方向很明确。在我们寻找建筑师的时候，我们询问了这些建筑师早期作品的使用者：你觉得这个建筑怎样？你喜欢吗？它振奋你的精神吗？你很高兴在这里工作吗？在使用10到15年以后还运作良好吗？它适合这个地区吗？给周围的社区带来变化吗？这是我们向建筑提出的很合理的问题。
MCP: 你在过去几年看到的最受启发的建筑是哪个？
SB: 最受启发是吗？我去参加了一个游览，我很喜欢里昂附近勒·柯布西耶修道院。这是一个惊喜。但是我最爱的城市是巴塞罗那，不只是因为新艺术派，或者高迪的建筑，而是它的老城。他们改建了老城区，但同时没有将其绅士化。在那里有各种街区，各种人。你可以在夜晚走进一个图书馆，而隔壁就是咖啡馆，坐满了年轻人。你可以透过图书馆的窗子看到孩子们在读书，年轻人和老人都在读书。多好，他们在使用建筑。一个迷人的建筑，一个迷人的街区，所以当我看到他们，我想到一个陈旧的政治口号：“我们可以做到。”
MCP: 是可以做到。
SB: 可以做到！当然。
翻译：陈诺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