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最早以“罗伯特·文丘里和困难的总体”为题发表在《公共边界》（Common Edge）。
罗伯特·文丘里（1925-2018）是上世纪影响力最广泛的美国建筑师，不过，这并非因其建筑作品，或是因其设计师的身份。他作为建筑师可能永远无法与赖特或康甚至盖里比肩。在1965至1985年间，他和他的合作伙伴，丹尼斯·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改变了所有建筑师看待建筑、城市、景观的方式，他们改变的方式近乎等于同一时期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鲍勃·迪伦（Bob Dylan）和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改变我们看待艺术、媒体、大众文化的方式。
我在1970年代做学徒时，曾与鲍勃·文丘里（同指罗伯特·文丘里）共事；我同样是读着他的书、看着他的建筑、感受着他如父一般的关怀长大的。他和我的父亲仅相隔一年，而丹尼斯与我母亲同岁。
任何在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人都知道刺激文化发展的“酷儿试验”（the electric Kool Aid，既指汤姆·沃尔夫写于1968年的记实文学《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亦指其书名引申的当时的一起混合酷儿饮料与LCD的兴奋剂试验，两者都与流行文化密不可分，译注）。对于青年建筑师，鲍勃和丹尼斯文丘里对于文化的重要性，与电视演员的等同。他们充满魅力、幽默诙谐，他们在拉斯维加斯度过婚后蜜月，还在激速上升的60年代中期在耶鲁、宾大、加州理工以及纽约当代美术馆都颇负盛名。
在他们1967年结婚以后，丹尼斯希望他们能够像她的导师们麦克斯韦·福莱（Maxwell Fry）和简·德鲁（Jane Drew），或是她的同事埃莉森和彼得·史密森（Alison and Peter Smithson）那样有同等的影响力。
一旦文森特·斯考利（Vincent Scully）对《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发表赞颂，紧随其后的，她的丈夫便会成为美国建筑师协会的金奖得主、理论权威、对“企业现代主义”的激进批判的领袖人物，该主义是美国在越战期间的军工厂建筑群的象征。
曾经有一段时间，丹尼斯·斯科特·布朗在学术圈的名声甚至盖过了她的丈夫：她是第一位主持城市设计项目的女性，第一位在事务所的名牌上拥有自己姓名的女性，第一位差一点就成为耶鲁建筑学院主席的女性。加入丈夫的事务所以后，她在男性主导的行业领域里经历了一段“困难”的合伙人生涯。鲍勃拒绝了那些将公司名字改为“Venturi and Rauch”的提议，因为他们是不可分割的创作团队。
就像许多读过MoMA的小白册子的年轻的建筑师一样，在这些短而精炼的白话中，我能看到一种根深蒂固的，对包豪斯建筑、通用汽车、以及SOM式的光鲜的密斯式大厦的解放思想式批判。
我能看出，作为修英语文学专业的学生，文丘里在普林斯顿读过威廉·爱姆普森（William Empson）的《朦胧的七种类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将这本著作作为他检验建筑平面不同“秩序/法式（Orders）”的基础。
他了解艾略特（T. S. Eliot）、庞德（Ezra Pound）和新批评派（the New Critics），因此建筑中的含义或可以像以上几位看待复杂的句法、讽刺和矛盾形容的词语那样被解读。建筑也可以表达幽默、矛盾、温文尔雅和轻浮，任何可以被诗词、旋律或抽象艺术所能传递的感情，建筑都可以。
就像文丘里所说的：“看看米开朗基罗、勒琴斯（Sir Edwin Lutyens）、弗兰克·弗内斯（Frank Furness），以及位于街角的古典复兴式（the Greek Revival）银行，这些复杂的、难解的构成会提醒你关注他们的美学，甚至是挑战你的审美。”
我几乎没有料到，一本在我大学毕业不久前才出版的书，会在执业的建筑师和规划师中间引起轰动：《 A&P 停车场的意义，或向拉斯维加斯学习》（A Significance for A&P Parking Lots or Learning From Las Vegas）。
我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买了一本盗版，那本像是在旧约之后的新约，却印刷在《十诫》尺寸的对开本上。我回家以后，将它从头读到尾，时不时还在想是否应该把它伪装成一本《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以免让我的室友知道。这些学者真的悲天悯人地在考虑城市灰色地带、购物中心、超市和广告牌吗？
《向拉斯维加斯》里提出的理念撼动了建筑的既定认识，甚至令一些文丘里的热衷者背弃了他的“后现代”审美。文丘里当然从未认可过这一标签。作为一个美国人，他见证了对纽约大道（Main Street）、拉斯维加斯大道（the Strip）、以及作为许多后军事演习艺术运动的延伸的长岛鸭（Long Island Duckling）的接纳——这些艺术运动包括爱德华·霍普（Edward Hopper）和查尔斯·德姆斯（Charles Demuth）的现实主义、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和格兰·伍德（Grand Wood）的地域主义、超图（Supergraphics）、流行艺术（Pop Art），以及早期极少主义。
斯科特·布朗很早就是一个城市邻里关系保护的倡导者；史蒂夫·艾泽努尔（Steve Izenour）在新泽西州威尔伍德（Wildwood, New Jersey）启动了杜沃保护协会（the Doo Wop Preservation Society，其中“Doo-Wop”实则为一种起源于1940年代，在1960年代中期在美国汽车文化中广受欢迎的建筑风格类型，译注）；查尔斯·摩尔（Charles Moore）发表了他对迪士尼乐园的致辞，题为“你需要为公共生活买单（You Have to Pay for the Public Life）”。尽管在那个时候很难意识到，实际上，这些1970年代对城市景观的批判与反思颇有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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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路易·康事务培养那些颇具天赋的设计师们一样，在费城的VRSB事务所也成就了许多人。评论家们鲜少注意到的是，一些曾与文丘里共事的建筑师在1980年代又重新走向了现代主义——史蒂夫·基兰（Steve Kieran）、吉姆·汀波莱克（Jim Timberlake）、W. G. 克拉克（W.G. Clark）和弗莱德·施瓦茨（Fred Schwartz）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而其他人则开始考察传统建筑和在地建筑，作为他们设计新项目的灵感的更有效来源。
托尼·阿特金（Tony Atkin）、伊莉莎白·普拉特-泽别克（Elizabeth Plater-Zyberk）、斯坦利·塔莱拉（Stanley Taraila）和卡梅伦·麦克塔维什（Cameron McTavish）在他们成为成功的建筑师和规划师以后，从古典和城市中一些美丽的早期建筑中学习。正如斯考利曾多次提到的，如果没有文丘里大胆的领导，就不会有新城市主义委员会（Congress for the New Urbanism）的诞生。多元主义对于一些当代的建筑师而言或许很难接受，不过这正是现代化的表现。
在《建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出版以后，没有人料到，基于文本分析的理论研究在许多美国的建筑学院中快速的增长。但文丘里有意地将自己与这些纯粹的理论学家拉开距离，总是强调他是个建筑师，一心期望通过建筑而不是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在这一点上，他是个实用主义者，非常美国，就像约翰·杜威（John Dewey）或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一样。通过歌颂先进发展而不拒绝人文主义，他接受一切当代设计师的困境。作为致力于平权和自我价值认同的虔诚的贵格会教徒之子，文丘里和他的公司致力于改善他们的客户和建筑使用者的生活。他从未因为流行而自我束缚。
如今看到一些优秀的建筑，例如拉霍拉当代博物馆，由于周边再次扩建而陷入不得不拆除的危机时，很难令人不感到沮丧。一些 VRSB 的建筑，如今已经成为现代美国设计的标志物了：母亲之家（the Vanna Venturi House）、工会议事厅（Guild House）、富兰克林法院博物馆（Franklin Court Museum）、奥柏林美术馆（Oberlin Art Museum）、胡应湘堂（Gordon Wu Hall）、塞恩斯伯里展厅（the Sainsbury Wing）等，没有太多是在1990年以后建的。
遗憾的是，在文丘里最后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尽管他通过早期的项目获得了许多奖项与殊荣，却鲜少再在当代的评论家或学界中间有更多拥趸。这是历史发展规律的不幸结果。不过我相信，历史将会在几十年以后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审视他的工作。他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诙谐而优雅地接纳了一切它所具有的问题和矛盾。他总是为那些处于中间地带、或者是在关键问题上的设计争辩，这使他作为一个建筑师完美地契合了他所处的时代和所处的位置：费城，美国，20世纪。
翻译：庞凌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