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由泽维·霍克建筑与艺术基金会发起。（译者：陆洋）
和知名建筑师与艺术家泽维·霍克（Zvi Hecker）的对话发生于他2017年六月至七月在柏林 Nordenhake 画廊的展览 Crusaders Come and Go 之后。在第一部分，霍克介绍了他曾经对建筑转向现代主义的批判和其对城市规划的影响。他指出了城市化的方式和关注单体建筑带来的影响的方式之间存在的张力。在第二部分，霍克提出有关建筑风格的概念，并把他的作品与那些刻意培养风格特征做的努力划清界限。在最后的部分，霍克详细描述了他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打开的书”作为一种标志、概念和动态的参照。
Ory Dessau（下称 OD）：我们从现代建筑中最有问题的一个产物——城市化来展开讨论。
Zvi Hecker（下称 ZH）：确实如此。收到勒·柯布西耶的影响，我们继承的遗产很大程度上是消极的。他的作品理所当然地支配了二十世纪的建筑。但更难以理解的是他对上世纪城市化的影响。
可以想象如果勒·柯布西耶留在瑞士，他会像大多数瑞士建筑师一样一辈子在小花园设计小房子。当移居至法国首都巴黎，他决心自己的才能需要在一个更大的尺度施展。他打算在大花园设计大房子，并称之为城市化。
作为发展的证据和与过去的割裂，这种想法引发了二十世纪之交在欧洲传播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教义的共鸣：首先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然后是德国的纳粹分子，俄罗斯的共产主义者，甚至是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都渴望在物质和心理上改良“不纯的”智人。举个例子，马里内蒂和未来主义者声称意大利面导致了意大利人的愚蠢，面的消费应被限制；在巴勒斯坦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海报上，理想的犹太人可能被误认为高大的金发碧眼的斯堪的纳维亚人。
新人类被大大改良并已无可隐藏，当然也就不能继续住在古代建筑的暗巷中，毕竟这样的环境对那些自视为进步人类的守护者来说太不卫生且难以抵达了。新人类应该在新政权的赞美和荣耀中被放在玻璃屋内展览。
OD：似乎勒·柯布西耶的提议引发了年轻建筑师的共鸣，并带来了革新热情的浪潮。
ZH：是的。在二十世纪的革新环境中，勒·柯布西耶的学说和他的笛卡尔主义一致性理想地符合当时主流政治运动的目标和严谨性。摩天大楼和巨大的建筑体通过大开放空间和高速公路分隔，使居民彼此独立但易被权力机关接近。
由于建造活动和利润与标准化建筑的规模成正比，建造公司也同样接受勒·柯布西耶的学说。与周边和其他楼房分开的建筑项目无需考虑或适应现有建筑的标准，这对投资者是充满吸引力的。
加上巨大利润的前景，这种思想和经济上的联合是无人可敌的。
这就是冷冰冰的建筑是如何诞生的，并甚至演变成了犯罪活动的地点。然而，勒·柯布西耶本人从没有适当的机会来实现他的城市规划想法。公平地说，他是因为他模仿者们的罪过受到的指责。
OD：那时有其他关于城市化的构想吗？
ZH：首先让我指出我们也同样继承了二十世纪早期其他建筑师的伟大作品。他们在没有任何先例参照的情况下完成了从巴塞罗那到伦敦等欧洲城市的扩张和现代化。他们融合了新的发明和技术，这些革命性的新系统有下水道、天然气、路灯、电力、电话和机械运输。因为有这样的规划和专业人士，这些城市仍能很好地运转，使它们的居民和几百万游客受益。
另一方面，二十世纪早期的建筑师的任务相对更简单。尽管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方式的改善，二十世纪所见证的创新并没有和过去五十年的相配。在欧洲，只有托尼·加尼埃（Tony Garnier）的工业城市计划、奥古斯特·贝瑞（August Perret）的勒阿弗尔改造、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lto）在赫尔辛基中心的巧妙设计和Jože Plečnik在卢布尔雅那的项目才延续和复兴了城市规划的传统。
在九十年代，莱伯斯·伍兹（Lebbeus Woods）在他的“柏林自由区”（Free-Zone-Berlin）项目中提出通过一种“自由区”的系统和用途未知的空间来统一柏林的两部分。在更小的尺度，我们1961年在以色列巴特亚姆中心的规划形式来自于罗马时期的庞贝集会场所。
很显然二十世纪的建筑师对他们所面对的任务并没有准备，没有经历过对城市化和其千年传统的研究学习。这个课题也被建筑学院的课程排除在外，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住房规划的学习。
在二十世纪，汽车、高速公路和电梯拓展了十九世纪城市的边界，使显著改变居住模式成为可能。先位于魏玛后来在德绍的最著名的建筑学院包豪斯在赋予建筑师城市化的知识上并不成功。这个对公共利益至关重要的职业落在了官僚的手中。
OD：你认为城市规划如今回到了专业人士手中吗？
ZH：我不知道是否有真正的改变可谈，因为公共利益和将我们所继承的保护并传递给下一代的责任在官僚看来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干净的空气和水、绿化、顺畅的交通和公园的自由出入本应该是市民健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实际上从这点来看柏林是个例外。
OD：提到柏林这个你生活工作的地方，我们想知道尽管你在不同设计活动中做了很多变化，你的作品中是否有一些不变的元素？
ZH: 我作品中一些元素的缺乏反而更容易察觉，举个例子：独立式建筑的缺乏。一种人们围绕其走动并产生好奇的建筑。
我在柏林的学校看上去没有真实的立面。你必须进入其中，即使建筑内部仍是室外。我的建筑常常像一座中世纪的城市。它最大程度拉长的墙体、围起来的广场、死巷和庭院提供一种安全感。
在我看来，一种尚未完全形成的新的认知正在发展，它和对中世纪的关注有关（最好不包括它的修道会规矩）。相比文艺复兴，我感觉自己与中世纪有更多的关联，毕竟我出生于中世纪的克拉科夫，成长于中世纪的撒马尔罕，并以在内盖夫沙漠建造一种中世纪的卡拉万萨莱开始自己的职业。不止一次的离家使一个人倾向于建造一个能经受摧毁的世界。然后你必须思考你的生活是否给你作品的理解提供了一些线索。
OD：自路易斯·沙利文以来，建筑师们试图表达功能在建筑中的重要性。反观今天的规划项目，这个课题似乎失去了一些信念。功能性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ZH: 对我来说功能主义的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建筑思想的贡献。虽然不是形式和风格的处方药，但它包括理性主义、经济学和建筑构思。你可以说功能性之于建筑就和健康之于高级烹饪有一样的重要性：既不提供形式也不提供口味。对良好健康和建筑良好功能性的思考反映了我们对二十世纪的思虑。
OD：你是否同意那些认为你是激进建筑师的观点？
ZH: 我不能说我自己是，特别是我质疑激进主义的意义，我一般将其视作对一个偶像的狂热追求。它变成一种商业投资，宣称原创性但使用很久以前的古老原型。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持续建筑中的工艺传统，作为对人类需求的可靠回应而不是一种形式感。即使有少量的基本建筑观，它也来自于我对那些需求的个人解释。
OD：对建筑职能的个人解释是尝试形成你独特的声音吗？
ZH: 我不认为我在自己作品中寻求一种真实的声音，这无论如何会是虚假的。我满足于每一个不同项目自有的特性。然而，我无法否认自己一些作品中随之而来的相似。
OD：众所周知你的大多数项目都有关一个隐喻，有时不止一个。隐喻有什么功能？
ZH: 在设计的早期，隐喻被很好地隐藏了，但在漫长的设计过程中它们可能会浮现。隐喻使我更接近建筑构想的核心意义。柏林犹太小学的规划是一个例子。一开始，太阳花的隐喻代表了知识的传播和吸收，这也毕竟是教育的全部。但后来“打开的书页”取代了之前的太阳花，更清楚地具象化了学校的形式。
我相信建筑概念的发展类似儿童个性的成长和发展。儿童的发展离不开我们的关照，但我们最终不知道他们长大了会是什么样子。
OD:：似乎你通过建筑草图尝试接近建筑构想的实质和变换隐喻的象征。
ZH: 是的，我同意这个定义。每个新项目我都在寻找项目的基本构想，我们不会将它带入项目中，但希望在项目中找到它。我们只有了解想法的本质才会接受它。我们不知道想法藏于何处，它不是任何地图中的一个地址，也因此无法用任何公共交通抵达。这显然是个缺点，因为为了到达这样一个未知的目的地，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交通方式。对于我来说，建筑草图是这样一种交通工具，隐喻是交通工具的燃料。
OD: 感谢你的又一个比喻。
The interview was initiated by Zvi Hecker Architektur und Kunst Stift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