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潘婉懿)
弹性似乎是现在都市生活圈经常探讨的话题。尽管仍然存在一个小问题，即我们对这个词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
有两个定义在流传着。第一是源于材料科学，第二个是源于生态学。
我们考虑一个物体，一个具有某种形式和力量的物体，然后施加压力。物体会接受并对这种压力作出反应，弹回到初始的形状和强度。从材料科学的角度看，这个物体表现出了弹性。
现在，我们考虑一片丛林。丛林里有各种各样的物种，从微生物到热带树冠。同样给他们施加压力，例如干旱。一些物种会灭绝，而另一些物种则会繁衍生息。最后，丛林跨越了一切尺度后保持了足够广泛的物种多样性。因此，它很有可能以类似的方式在范围内的下一次压力中存活下来。从生态学的角度看，这片丛林表现得很有韧性。
在这些定义中有三个主要的不同点：（1）作者的学科；（2）压力反应的对象；（3）当压力平息后我们会看到什么。
物体的形状和强度是有意识地设计或以自上而下地方式指定。但在丛林中却不是这样的了。它有物理、地质和地理。这一物理性提供了支持各种大小物种的生态位。因此，丛林的本质是自下而上的方式书写的。除了复杂性外，它还保留了一些随机的、不可预测的、嵌入其行为中的随机因素，例如物种变异、地理环境变化、行为改变等等。这都超出了预测模型的能力。
同时存在的多样性和随机性决定着丛林对压力的反应。它对变化作出反应的能力是随着时间发展的。除此之外，一个物体可能是复杂的，但它对压力的反应能力总是局限于最初由创造者定义的边界。
现在的目标与过去的目标一定是相通的。现在的丛林却没有这样的负担。只要满足跨尺度的物种多样性问题，后压力时代的丛林与前压力时代将截然不同。
后压力时代国家
图片中的文字：据《纽约时报》报道，在飓风桑迪过去6年之后，官员们承认，“他们没有保护大部分金融区的计划”。
城市的困境在于弹性的两种定义都在变化。
以纽约市为例。压力可以是一场风暴，类似于最近记忆中的飓风桑迪。当这个力作用于城市结构时会发生什么？首当其冲的就是城市洪涝。交通基础设施基本瘫痪。影响深远的停电事件会发生。机构网络收到高度重视。这个城市的物质都被严重征税。甚至生命也失去了。
至此，弹性的物质科学定义正在发挥着作用。城市被期望着能够在洪水平息后恢复到风暴前的状态。风暴前城市的形状和强度被期望着在风暴后也能一样。特别是在城市的公共系统方面，即已经由不同的城市机构自上而下的方式编写的系统。如果风暴后的城市不能达到预期的风暴前的状态，我们就假设风暴超出了城市的能力。
我们考虑另一种力量。一场社会经济危机，类似于上世纪70年代纽约市濒临破产时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压力，以及在那些年里目睹的大规模城市移民和流离失所。当这样的压力冲击城市时，社会经济网络里的某些部分就会崩溃、衰退、消失。而另一些部分会找到机会，获得力量，繁衍生息。
在这样的一场社会经济危机之后，城市反弹到的状态不一定是危机前的状态。如果它是一个弹性城市，那么它只是以一种保持一定的社会经济多样性的稳定方式进行自我重组。危机后的城市可能与危机前的城市相似，但这是没有必要的。让事情变得更为有趣的是，这样的压力也发生在更小的尺度上。
负担的设想
城市既是物体，也是丛林。然而，当我们谈到城市弹性时，我们总会忘记丛林，专注于物体。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历史负担。正如我们今天所理解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仍然严重地影响着城市化的基础。从遗传学，到性别规范，到移民，到经济结构，到家庭习惯，这是一个专家阶层不断壮大的时代。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围绕着一个可接受的城市的既定远景来控制和塑造这座城市。对于一个对城镇、大型郊区开发和乌托邦愿景高度感兴趣的时代来说，这是可以接受的。例如大型项目与城市相似，但本质表现为大型净化建筑对象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创作和控制。
城市弹性带给当代城市学家带来的挑战是必须同时平衡物体和丛林。在基础设施、制度、能源和浪费系统、碳足迹等领域，我们必须在以材料学的方式来定义弹性。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我们必须以生态学的方式来定义弹性。
在目标领域，城市在视觉上得到了维护、细化、完善。在丛林的领域，城市的愿景必须被抛弃。相反，城市、生活和工作的权利和公平获得城市机会等等，这些都是必须在城市面临的所有压力中始终要考虑到的元素。但是，我们必须放弃城市类型中我们的作者身份和城市的视觉，以此来实现架构下的塑造。即城市必须自我塑造。
如果我们不赋予城市这种自我塑造的能力，我们就剥夺了城市结构的随机性、不可预测性和创新性。我们所剩下的不是一个城市实体，而只是一个看起来像城市实体的物体。不是丛林，而是修剪得像丛林的景观。
编者注：本文最初发表于2019年7月9日，并于2020年10月30日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