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著名建筑师迈克尔 格雷夫斯在2003年感染了一种神秘的病毒时，他生命便开始了新的篇章。 胸部以下瘫痪，从此这位后现代主义的先驱将永远需要使用轮椅。 相信格雷夫斯本可以因曾为自己的生命而战而被原谅，曾经在八家医院和四家康复诊所接受过治疗，并需要永久使用轮椅，他作为建筑师的最有影响力的日子似乎已离他远去。但是情况并非如此。 相反地，他将自己所处的新状况加以利用从而设计出了一系列引领趋势的医院，康复中心和其他类型的事物直至2015年他去世，这一切为的是通过人们对轮椅使用者的日常生活的新认识，以及建筑师曾经有过亦或是没有注意的细节，来帮助使用者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正如芭芭拉·萨迪克（Barbara Sadick）在 华盛顿邮报上撰写的文章所描述的那样，格雷夫斯和他的同伴们总是意识到像他们这样坐轮椅的人如何在建筑环境中行动时遇到更多困难。 而他的病则带给了他新的第一手经验。 在他治疗期间所使用的房间里，他观察到“对这些必要设计的依赖会让人产生一种绝望的感觉。”他反映出设计师必须理解身体被限制在轮椅上的意义，从动线问题直到详细地考虑如何拿起一张纸。 正如Graves所记述的一样，“在我生病之后，这一切对我来说变得非常真实，所以从那以后我就让我的设计团队在轮椅上坐了一个星期。”
格雷夫斯的故事是该行业为实现“通用设计”理想而进行的持续斗争的有力例证，同时也是需要更多建筑师的有力论证，这些建筑师在轮椅上生活的复杂性或者其他挑战有着第一手的了解。最近，这个行业已经越来越意识到需要组建一个多元化的设计社区，并努力鼓励女性和少数裔参与到这一传统上由白人以及男性主导的产业。 然而，与这些代表性不足的团体在业内的参与，经验和成功上的详细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论是美国建筑师协会还是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在其管辖范围内都没有收集在身体或认知上有障碍的建筑师数量的数据。
虽然没有收集该行业内轮椅使用者数量的数据，但美国建筑师协会确实做出了他们在诸如“祝贺克服残疾障碍的建筑师”等出版物中的宝贵贡献。他们讲述了设计先驱，美国建筑师协会理事，轮椅使用者，同时也是“通用设计”一词的创造者：Ron Mace的故事，他的工作促成了对禁止歧视残疾人的国家立法通过，例如1988年的“公平住房修正案”和1990年的“美国残疾人法案”。
同样值得赞颂的的还有同为美国建筑师协会理事的Karen Braitmayer，她在无障碍方面的专业知识始于她在寻找后教育就业期间对办公建筑的轮椅通行障碍检查研究。 2010年，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任命她为建筑和运输障碍合规委员会委员，以表彰她的工作。 她认为，在职业早期教育过程中缺乏培训“多样化人才”，教育工作者和辅导者没有充分准备好适当地指导那些寻求成为建筑师的“多样化人才”。
我们可以从所引用的“多样化人士”中得出什么结论？可以确定的是女性和有色人种已成为建筑的一个有机部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我们设计的提高做出了贡献。由于其独特的经历和经验，“多样化人士”仅在进一步改善社会健康环境的设计。社会需要鼓励那些积极为他们所居住的社区做出贡献的人，无论他们来自哪里，他们的是什么样子，以及他们如何进行实践。——美国建筑师协会，《祝贺克服残疾障碍的建筑师》
尽管这些初始步骤是为了称赞和鼓励轮椅使用者和身体残疾者参与这一职业，但仍需要进行系统改革，以解决他们的持续被无视性和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加州艺术学院的建筑历史学家，同时是前轮椅使用者的DavidGissen教授在《建筑师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建筑学学生，建筑师，特别是在学术和机构中残疾领导者的缺乏将残疾作为一个能与变革的推动者讨论的主题放到了次要地位。“
Gissen强调了精英常春藤联盟建筑学院的建筑，建筑工地（美国残疾人法案未涵盖的），甚至许多著名的建筑先例的不可通达性。 他在纽约杂志上发表的讲话中强调，古时候的雅典卫城原本以宽阔平缓的坡道为特色，提供有通用通道，但之后却被古罗马帝国皇帝卡利古拉所摧毁。 进入19世纪，无论诗人，画家还是考古学家都将攀登上卫城阶梯的艰苦努力作为某种精神的启示和成长，而对之前原始坡道“将雅典卫城从封建堡垒转变为宗教和公民场所”的目的产生了一种反感…老人和非常年幼的孩子加入了那些向上前去朝圣之人，他们有的步行，有的骑马还有的坐着马车。
为了提高轮椅使用者在建筑中的代表性，Gissen倡导大学里物理空间的转变，以及法律结构的上的改革来打开建筑行业和具有重要建筑意义的场所的无障碍性。 在大西洋彼岸，这些观点也得到了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得回应。 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和西英格兰大学之间的一份名为《残疾建筑师：释放中的实践潜力》的合作报告深入探讨了寻求成为建筑师的残疾人所面临的挑战。 他们的最终建议包括协会在学校更好的推广宣讲，教育工作者和讲师的多样化，学校的全面无障碍性，以及考虑建筑学院的入学程序和要求是否在无意中排除了有潜力成为成功建筑师的残疾人。
增加残疾人在建筑领域的代表性将对普遍公共空间的体验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 虽然诸如1990年美国残疾人法案之类的立法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来提醒建筑师在空间得设计上需要考虑到所有人，但该行业仍然对将最终用户都假设为健康和健全的这一设计基础负有责任，而他们仅根据的是勒柯布西耶的模度人体比例尺。 正如先前由Catherine Slessor撰写的一篇关于重新定义无障碍性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残疾人的政治和文化意识有所提高，但建筑与残疾人的关系往往更倾向于非舒适与边缘化。大多人认为建筑环境被导向将变成一个对于建筑师来说不可原谅的场地，并且大多数建筑师认为“包容性”设计，充其量只是一个需要勾选的规章选框，最差也就是一种不痛不痒的设计或者说是沉闷不已的创造。“
建筑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特的个人化过程，其受到我们对用户和整个社会需求潜在看法的影响。但只要残疾建筑师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不可见性，该专业将需要继续努力改变其与无障碍的关系，尽管有人呼吁在新的包容性时代重新定义模度人体比例，也尽管有对使用轮椅的建筑师如Graves， Mace和Braitmayer不一样的赞扬。 实际上，我们需要对我们的教育机构，外展活动和数据记录等进行系统性转变，以确保未来的城市环境是为许多人设计的同时也是由许多人设计的，无论是在性别，种族，宗教还是在物理和认知能力的意义上。
而我们需要思考的仅是迈克尔格雷夫在得病后所做的工作，其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富有多样性的设计团队如何取得巨大成就的证据。 当我们继续将无障碍性作为设计过程中直接面向最终用户（终端）的输出项时，我们还必须意识到需要为那些身体残疾的人们提供进入行业的途径，而他们是人口中的少数，并不成比例地依赖于设计团队的技能和能力来塑造他们的建筑环境体验。
本文使用的信息来自华盛顿邮报，纽约杂志，大西洋（杂志），建筑师报，美国建筑师协会，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和西英格兰大学。（译者：蒋旻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