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ul Hendrickson 谈新书《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梦想与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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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文章最初发布在 Common Edge上。
译者：舒晨萧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可能是近150年以来，被记载评述最多的建筑师。描写他的书籍堆积如山——它们有的来自主流媒体，有的来自学术界。研究赖特的学者，在学术界中也比比皆是。在这位伟人辞世60余年后，关于他的学术论文仍在不断地被撰写和讨论。菲利普·约翰逊将赖特称为“我最喜爱的19世纪建筑师”。每隔五年左右的时间，在约翰逊的大本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都将举办一次赖特的专题展览；尽管展出的模型、图纸和照片都广为人知，前往参观的人潮依然是络绎不绝。知名导演 Ken Burns还以赖特为主题，创作了一部PBS长篇纪录片，凸显出赖特在文化界如拉什莫尔山一般高远的地位。如今，在这间瀚如烟海的资料陈列室中，作家Paul Hendrickson跻身进来，带着他的新书《烟火所困——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梦想与怒火》，试图为对赖特的解读带来一些新的线索。

这本书既不是一本简单的传记，也不是一本深入的建筑作品手册。Hendrickson深知这两部分的工作早已有前人完成，并且已经重复多次了，在他的书里，他不吝引用这些前人所完成的著述。与之相反，Hendrickson潜身进入那些对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都唾手可得的历史文献中，重新查验，寻觅立面上最细微的瑕疵（那些以赖特的个性无法忍受的部分），质疑它们，并有时试图推翻一些公认的历史结论。最近，我和Hendrickson谈论了他的新书以及赖特的历史宝藏的相关话题。

Martin C. Pedersen：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为什么选择赖特，这个可能是被写过最多传记的人来写传呢？出于什么考虑，您认为可以写出新意，脱颖而出呢？

Paul Hendrickson：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想，我大概能够给出两方面的回答。首先，对我们来说，潜移默化难道不是最佳的学习方式么？于是，这就是我理解赖特建筑的方式——那时候是1953年，我9岁，骑着我崭新的自行车，停靠在伊利诺伊州的坎卡基（Kankakee）的圣诞树下。我住在南哈里森大道，和莱特的两栋重要建筑， B.Harley Bradley 以及Hickox.，是一条街上的邻居。每次去棒球场的时候，我会把手套挂在车把手上，随着车辆滑行，我会仔细地端详这两栋房子——尤其是Bradley。它让我如此恐惧又如此着迷，就像什么东西抓住了我一样。那时候，1953年，我大概根本不知道赖特这个名字。但这栋房子和城里任何一栋房子都不一样，就像是来自于火星一般。我是个非常缓慢的学习者，因此，我足足用了65年的时候来反复回旋，才找到我和赖特建筑之间的故事。

在这本书中，我完全不会把自己粉饰为某种建筑专家的样子。我的身份仅仅是一个写实的叙事作者，却被赖特的建筑深深地吸引，甚至占据。坦率地说，它们“有机”地成为了我的一部分，我想赖特应该会喜欢这个词语吧。然而我想，我应该可以从中找到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并且作为一名记者，我不会让这些故事流于表面。举个典型例子，Julian Carlton，他在1914年残忍地杀害了7个人，然后纵火烧毁了塔里埃森。如果你将他的名字输入搜索引擎，你将很快地搜索到“西印度人”、“加勒比人”、“巴巴多斯人”这样的答案。然而事实是，他其实来自于阿拉巴马州的偏远地区。这是我试图在这本书中澄清问题的一个例子，我专注于讨论一些问题而不是记叙一本从摇篮到坟墓的人生传记。事实上，我既不擅长，也不感兴趣于这种文体的传记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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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P: 这本书既是一本传记，也是一个针对历史、针对集体记忆的反思。它在发出这样的问话：什么是历史？它选择记忆了什么，又遗忘了什么？在整本书中，您都在试图更正一些历史，这种写作方式是如何形成的呢？

PH: 如果你看过我之前的一些作品，它们中都采用了这样的写作方式。我的36年前发布的处女作，便是我当时在天主教神学院中学习的纪实录，这本书标题是《神学院：一种研究》。我的书籍都是类似的研究和反思，如同在弯曲小巷中的悠然漫步。这种我习惯的写作方式是非线性的，我将我自己写进书中，成为一个沉浸置身的角色，而读者也能够和我一道进入到故事里，感同身受。这样的写作基调、语言方式和体系架构是我所喜爱和熟悉的，即使在我就职于华盛顿邮报的30年光阴中，我也坚持以这样的方式写作。当然，有时这种笔法会被我的老板否定掉，有时候我也会歇一歇第三人称的报道文稿。但总的说来，这样的语言方式，是我熟悉和习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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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P：在赖特的自传中采用这样的写作方式，到底是您的兴趣使然，还是因为以常规方式描写赖特的书籍已经太多了？

PH：可能两方面的原因兼而有之吧。一方面，我确实希望这样来书写；另一方面，这也是非常必要的。我知道自己重复性地去做一本赖特传记是毫无意义的。比如，MeryleSecrest为赖特写的传记就是一本经典之作，她写得非常权威，非常棒。也许我以同样的方式去写作，多少也能写出一些不同处置，但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探索一些其他不同的部分。

MCP：那么，在您探寻赖特的过程中，是否有什么让您惊讶的地方呢？

PH：你要抱着永无回报的决心去钻研，才能嗅到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人性气息。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似乎接触到了一些赖特人性深处的东西，而许多编年体传记作家将它忽视掉了。如果你不能够理解赖特基本的情感，你很难理解他的作品——流水别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尽管如此，赖特对于他的父亲所表达出的痛苦、遗憾、试图隐瞒的罪恶感和追求欲是如此强烈，让我颇为不知所措。我们通常认为，赖特的母亲是他动力的源泉，追索的源头。但事实上，他的父亲对他有着更大的影响力。他的父母在1885年离婚，之后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两人再次碰过面。然而在赖特的个人自传中，他笔下的父亲为了后代而死去。我可以感觉到，在那之前，他便有了一种强烈的寻找父亲的愿望，他很清楚家庭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父亲。他也很清楚母亲做了些什么，只是长时间装作不知道罢了。

在我开始进行这些研究的同时，我就开始关注，赖特在塔里埃森的讲话之下潜藏的信息。这些内容虽然不常被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们研究和提及，但它们是很有价值的材料，就像书写的信件一样具有研究的价值。它们反映了赖特思维的架构，因为这些讲话是他在塔里埃森的周日早晨即兴的发挥。我开始阅读那些文本，聆听为数不多的一些录音的时候，我感知到这就是我一直在追溯的，让我惊讶和感动的，赖特内心深处人性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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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P：您撰写这本传记花了许多年的时间。那么，您到访过多少栋赖特的建筑呢？众所周知，赖特的建筑实在是数量太多了。

PH：我所写的书，大都来自我感同身受的内心深处，它们相互交叠。比如，海明威自小在橡树公园（Oak Park）长大，我在写他的传记时，又常会去赖特设计的联合教堂（Unity Temple）寻找个人独处的宁静和内心的空间。于是，这两个人在“空间”上开始有了交叠：联合教堂和海明威的故事。而在我签约撰写海明威传记之前，我在1987年的华盛顿邮报上写了关于他儿子的文章。我还写了一个故事，讲述了在华盛顿郊外教皇-李维故居的美丽乌森尼人。因此说，所有这些故事，都是重叠和缠绕在一起的。大概从小，自我在我那栗色JC Higgin三速车上骑行以来，这本关于赖特的书，就已经在我心里扎根、发芽和成长了。

与此同时，我还是一个建筑学的终身的业余学生。我从未经历过正式的训练，但是我清晰地知道我所理解和喜爱的建筑是什么模样。因此，对于你这个问题的精确回答是：如果如我们所知，赖特建成作品大约有400栋，大部分都在美国的话，我应该参观过其中的100多栋吧。当然，我并没有能够进入全部这些建筑，其中一部分我只能站在街角的人行道，来观看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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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P：您在书中做了一个惊人的假设：发生在塔里埃森的谋杀和纵火，与7年后发生在塔尔萨（Tulsa）的种族屠杀有联系。这个假设是如何得出的呢？

PH：这有些复杂，很难在几句话中解释清楚。总的来说，结论来自于我的侦查式的研究。从表面上看，这两件事情的联系便是，在塔里埃森出事的1914年，赖特的堂兄理查德·劳埃德·琼斯就在麦迪逊。当时，他是《威斯康星州立日报》的编辑。我试图挖掘更深层次和更微妙的事件关联。那个时候，对于人种好坏的划分，这个可怕的念头就进入到了理查德·劳埃德·琼斯的脑子里。世界上的黑人，有好的也有坏的。根据我的猜测和判断，塔里埃森事件成为了促进理查德·劳埃德·琼斯思想转变的催化剂。它虽然并不是导致7年后大屠杀的直接原因，但是，7年后，就职于《塔尔萨论坛报》的理查德·劳埃德·琼斯确实成为了一个可怕的种族主义者，并且诱发了塔尔萨大屠杀。是的，这是一场种族屠杀而不是所谓的“塔尔萨种族暴动”。琼斯轻蔑地利用他的报纸，他的笔，诱使了事件的发生。那么，联系又在哪里呢？对于这个远超过1914年春天发生在塔里埃森的悲剧，我试图严谨地，不仅仅从因果关系上去探索其原因。1909年，赖特抛弃了他的家庭——这一举措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1914年的悲剧？而1921年这场更大的悲剧，又是否在为1914年所发生的的一切复仇？其实，这些无解的问题，正是我在书中一直试图厘清的一种纠缠：“道德因果的链条”。这是我努力理解问题的方向，并且我尽量多地将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整理到报告之中。对赖特本人而言，他又如何看待这些事件呢？这些问题，又在多大程度上给他带来困扰呢？

MCP：如果您采访一个建筑圈外的人，请他说出两个美国建筑师的名字，他们大概会说的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和弗兰克·盖里——这两位大师已经辞世60余年的大师。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

PH：赖特的成就超越了建筑界本身，进入到美国文化的意识层面甚至潜意识层面。他成为了类似于猫王和海明威一样的人物。他将自身的艺术天才发挥到了极致，从而成为了超越建筑的存在——他就是标志，就是偶像，就是流行文化本身。然而，如果这种流行背后没有艺术内涵的支撑，是不可能持续到现在的。这种现象级的流行，还因为赖特本身——他有着希望的力量，觉知的激情，和澎湃的天赋。他还懂得如何展示和表现自己。这个有穿着斗篷，戴着小猪帽子的男人，在1950年代征服了电视。还有比赖特更适合电视媒体的人么？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这些征服电视的人是如何做到的，然而事实是，赖特的流行现象至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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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P：您看过100多个赖特的作品，但剩下的依然有300个；因此，我不问您最爱的赖特建筑到底是哪一个。在您看过的作品中，哪些是不能错过的呢？

PH：联合教堂是我最喜爱的场所。我也喜欢位于麦迪逊的雅各布之家，它是如此精致，仿若可以捧在手心一般。它看起来小巧而脆弱——但是，能够经历威斯康星州年复一年的严冬，又怎么可能真的脆弱呢？B.哈雷·布拉德利住宅，则充满了我童年的记忆。我也很喜欢古根海姆博物馆：虽然我花了些时日才慢慢爱上这个博物馆，但后来发现自己越来越欣赏它。总的来说，我更喜欢赖特的一些小建筑，而非那些宏大的作品。

MCP：我也很喜欢古根海姆博物馆，但是我却从不喜欢在那里看艺术展览。我更喜欢站在中庭，仰望上部的空间，那真是太棒了。但若要从站在这里欣赏艺术品的角度来评价，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好的博物馆。

PH：这也是赖特工作的自我主义表现吧。他希望他的建筑，比悬挂在建筑内的任何一件艺术作品都要伟大。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你的观点：这并非一个适合观展的博物馆。在这里看艺术作品可能会有幽闭的感觉。但是站在那个中庭朝上仰望时，真的会有十分神奇的感受。

在知名作品方面，我喜欢橡树公园（Oak Park）森林大道上的的赫特利住宅，这栋房子离赖特位于芝加哥和林区之间的自宅只有几栋房子的距离，真是一栋特别棒的房子。另外，位于河岸森林（ River Forest）的温斯洛之家也很棒。好了，我们最好停止谈论收藏夹里的赖特建筑了，它们已经开始一个个冒出来，快停不下来了。

MCP：对您来说，喜欢的建筑更多是住宅？

PH：是的，我想，这表达了赖特的体面。他希望给人们建造庇护所，他希望带给人们有尊严的日常生活。他从未把这些建筑当成住宅看待——他们是人们的家。这种创造的巨大动力和紧张的使命感推动着他努力进行着创作——努力创作出一个个他一生中，自己从未体验到的正直、体面和温馨的家。

MCP：近几十年来，建筑业界迅猛发展。大多数的年轻建筑师根本无法认识和体会赖特进行建筑创作的真实过程。他们再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设计建筑。您觉得赖特能给他们带来一些启发么？

PH：我并不太了解现在的年轻建筑师是如何进行建筑设计的。我知道，他们似乎大部分的工作都依赖电脑完成。那么，他们是否还能认出三角板和丁字尺呢？我想，即使不提赖特的创造力和自我，不提他所创下的神话一般的成就，至少赖特的建筑是绿色的。它们都创造出宜人而具有吸引力的环境。在美国，我们开始意识到与正在失去的自然和谐共处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赖特的建筑，就有着与自然的紧密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