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二月，深圳将会举办全球唯一专注于城市生活和城市化的双年展。2019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将会探索数字革命带来的新现象，以及城市居民在城市发展中的参与力。双年展策展人之一，卡洛·拉蒂 (Carlo Ratti）， 通过他在卡洛·拉蒂建筑事务所 以及麻省理工学院可感知城市实验室 的成果，向大家说明了这个自然和智能的交互。同时这些成果也是对新科技改变人类生活和设计方式的有力佐证。在这次的“城市之眼”板块中，Ratti连同MVRDV建筑事务所以及它的联合创始人威尼·马斯（Winy Mass）, 为访客和观者创造了一个机会去探究像是脸部识别这样的科技是如何融入城市生活的。
与之前几届选址在需要复兴的老旧或废弃城区的双年展不同，今年的双年展将把主展场之一设在崭新的福田高铁站。这个高铁站把深圳和香港以及其他中国都市连接了起来。思及在站楼穿梭的庞大人流，以及机场和高铁站对匿名人群的“实名”监控，策展团队把这个展览设想成“免税店”，通过不间断的建筑和设计展示吸引人群的注意力。
在参观过程中，这个体量庞大的观众群将会通过装置和陈列与全球知名的艺术家和建筑师以及Ta们对科技的批判性反思进行交流。这其中就有华裔建筑师张永和。他的作品《找寻布鲁内列斯基》将观众置于同一空间的不同角度，以此来展示城市居民之间的互动的重要性。
在独家专访中，卡洛·拉蒂和威尼·马斯与ArchDaily编辑Niall Patrick Walsh谈起了双年展，以及脸部识别在建筑环境中的渗透。论及双年展的未来，准确来说设计团队的未来， 他们首先说到了科技是如何渗透到建筑世界的每个角落，并改变了我们的设计方式和目标以及合作伙伴的。
想要了解更多相关信息，可以访问双年展的官网，或者浏览我们的专题页，阅读更多围绕建筑创新进行讨论的精彩文章。
ArchDaily（Niall Patrick Walsh）：卡洛·拉蒂，您可以给我们的读者们更新一下从我们上次谈话以来双年展的发展情况，以及介绍一下像MVRDV这样的实践的重要性吗？
CR：嗯，正像我们说的一样，双年展的设计已经完成了。在所有事情中，我们对一个点尤其兴奋，那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深圳数字化制造的。我们是第一个没有航运任何建造相关物料的双年展。这个城市经常被称作“世界工厂”，所以将它作为一个试验来探究未来城市发展模式、以及如何把地方制造业与全球输入的编码、文件、想法和其他融合在一起，是非常合适的。
我们同样对于批判性设计的理念非常认同：设计如何帮助我们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在我们“城市之眼”的部分，我们希望探索一个新的环境，在那里建筑拥有了视力。这带领我们创造了我们认为是第一个能进行交互式面部识别的大型公共展览。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运用面部识别，比如说当我们解锁手机、在机场值机、以及使用无人便利店的时候。但是，无论是城市规划者、建筑师、还是都市专家，这些城市创造者都明显缺少对于面部识别的讨论。
我们希望可以激发这种讨论，这也就是为什么让MVRDV和威尼·马斯设计双年展的签到和离开处是非常棒的。这两个地方都结合了面部识别进行设计。他们也设计了作为展览与外部世界交接处的入口咨询处。我们希望面部识别技术的使用可以促使每个人思考面部识别的应用，并建立它的使用原则。我们的首要原则是所有东西都应该是透明的，因此双年展的人脸识别是可以被清楚地看到的。我们也结合了人们“退出”系统的想法。传统意义上，这些系统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使用了，也就是暗示你在被观察，就像在《马布斯博士的一千只眼睛》中的那样。我们不相信这是正确的方式。因此相反地，我们给了使用者以决定“使用”或者“退出”的权利，他们可以决定会不会被镜头看到。
AD：威尼·马斯， 你们将人脸识别和技术融入你们的双年展作品以及MVRDV的其他设计时，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呢？
WM：我们尝试去成为一个卡洛·拉蒂团队的智囊团和镜子，来尝试人脸识别可以被如何发展，以及怎么确定人脸识别的地位。在双年展的场地上积聚了这些“入口门户”，来让使用者意识到他们正在经历什么。你可以将它定义成一个过滤器，在里面你可以选择参与或者不参与。这样会让你对发生的事情非常有意识。首先来说，这是非常个人且戏剧化的。然后由于后面的一面屏幕，这个过程变得非常开放和透明。它也回应了卡洛用于形容双年展的“免税店”和“超市”的概念。正像卡洛·拉蒂说的那样，我们让整个系统精妙不易觉察却又清晰，可进可出，因此它能被感知到并被讨论。
至于我们的作品，整合新想法有几种方式。我们有很多技术可以讨论，所以让我们重新回到人脸识别这个话题来。在我们在鹿特丹做的新博物馆Depot Boijmans，门表现为可开启的镜子，你可以看到你自己，门也可以在你走进来之前看到你。这会让人想起一部邦德电影，就是那样！我们在调查研究这个门能不能引导并接下来记录你在博物馆中的经历。虽然不是所有东西都能观察到的，但人脸识别可以在任何给定时间操纵你在建筑的可使用区域之间行走。
CR：确实，作为建筑师，我们必须融入这个时代的新技术条件。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变得格格不入了。很重要的一点是意识到能供我们使用的工具，这就是现代主义运动开始时发生的情况，并且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又再次到来。
AD：通过建筑实践者、教育者、策展人等多样角色来回望您在建筑领域走过的道路，你认为双年展的未来是什么呢？ 它是否会随着数字时代分享信息方式的改变而发展呢？双年展对新想法的地域着陆，并在给定的城市条件下测试它们的这种价值是否还存在呢？
CR：双年展不一定就继续是我们应该展示设计的地方。在一定程度来说，二者的相关性正在消失。你不能只使用双年展来展示设计项目；数字时代的现实是你可以更快地在网上看到建筑。我们相信，双年展的唯一作用是让人们思考社会问题，以及使用设计去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 。它必须开始一场对话，关于技术在城市、建筑以及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中的角色。
WM：我喜欢在思考双年展的未来时使用"相关性"一词，因为相关性可以发生在许多层次上。你可以做一个双年展，它可以是具有政治相关性，艺术相关性，或者其他相关性的。此次双年展相关技术。这在深圳是显而易见的，不仅通过面部识别系统，而且通过卡洛和他的团队将会使用的一系列技术。
CR：发生地仍然是重要的。一个人可以研究的问题会受你讨论它们时所在的环境的影响。说起"城市之眼"，以及科技在城市化中的作用，深圳似乎是研究这个问题最好的地方。深圳是一座几十年前并不存在的城市，但现在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同时它又是生产世界各地使用的大部分技术设备的地方。它就是城市科技的中心。
AD：你们都处在一个有趣的建筑实践和教育的交汇处。卡洛你带领着CRA和麻省理工学院可感知城市实验室，而威尼你指导着MVRDV和The Why Factory。这样的交集在你们的工作中有多重要呢，还有对于你们接受新想法的能力上有什么作用呢，无论是在双年展之中还是之外？
CR：这对我至关重要。让我告诉你我对设计的定义。我受到Herbert Simon的启发，他说自然科学看向世界的现实，而设计则看向世界的未来。设计其实是关于建筑环境中加入改变的对话的一部分，这些变化可以用来改变城市的定义，公共空间的定义，等等。为此，我们需要在不同层面上采取行动。我们在纽约和都灵的事务所进行设计层面的工作，在波士顿和新加坡的麻省理工可感知城市实验室进行研究层面上的探索。并且最近我们在美国和欧洲成立了几家初创公司，都在做电子和微移动技术。我们现在也有第三层面，我们称之为"工厂"。这是有实际产出的真实工厂。这三个不同的层面为同一主题提供了设计、研究和产品层面的探索方式。
WM：如果你看看The Why Factory的产出，它们都明确地面向未来，具有高度实验性和冒险性。The Why Factory的工作独立于实践，这非常重要，它不应受制于商业目标。从另一个方向看，你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The Why Factory的产出对MVRDV建筑作品的影响。这有助于我们一直作为一家面向未来的公司走在科技前沿 。你可以看到，很多参与过The Why Factory学习或研究的人，最终加入了MVRDV。因此整体而言，我们事务所对这种面向未来的研究的认识度很高。在这里，知识背景最终表现为设计输出。
AD：我们谈到了智能技术在城市中的渗透，但如何架构设计团队？随着技术变革速度的加快，传统的设计团队是否需要新的行业和专业人员的加入？为了充分利用这些新技术，建筑师的角色将如何改变？
WM：是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生了。在我们的建筑作品中有所体现，比如阿姆斯特丹的水晶屋。在这个项目中，为了选择玻璃砖的合适黏合剂，我们咨询了具有材料技术背景的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教授。现在，这种跨学科合作甚至在商业店面设计中也存在！我们已经看到各行业以一种新的方式参与设计过程。而且，你可以从建筑师自身的变化中看到这一点，卡洛的作品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它展示了设计师的角色如何变化，以及他们如何专注于不同的专业领域，以满足今天的建筑所承载的期望。
CR：当面对一个复杂的问题时，你需要来自更多学科的帮助。我们在MIT和CRA看到，更多不同背景的人参与了设计过程，他们来自计算机科学、物理学、数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与现代主义运动相似，彼时对混凝土等材料的关注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即工程师成为设计团队核心成员的时代。今天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但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工具不一定是实体，而是更电子化了。此外，开放的设计团队需要相适应的开放式设计过程。当你向更广泛的公众开放设计参与时，你在工作中会有更多的反馈机制，这些机制会逐渐成长，从而创造出真正属于市民的城市环境。
翻译：黄瀚筠 ，原茵 ，程思远，姜涵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