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集体住宅项目将西方和苏联的现代主义建筑与日本传统元素相结合，是一次值得反复品味的跨文化建筑实验。曾经象征着“现代化”理想的住宅群如今已不再适合年长者居住，反成了日本社会的沉重负担。由于鲜少和外界互动，一些独居者在去世后一段时间遗体才被发现，引发了“孤独死”这一社会议题。研究者和摄影师 Tatiana Knoroz 在她的 Strelka杂志文章中探究并记录了这一现代主义项目的悲剧性命运。
七十岁的受访者远藤女士是一名极道成员的遗孀 。丈夫去世后，她搬到东京北边的水户市，住进了由国家补贴的团地住宅中一间41平米的公寓里。面对提问她微笑着回答：“我在这生活得很平和。自从二十年前我和家人切段联系后，身边就再也没有我可以依赖的人了。我非常感激当地政府让我租住在这里。”日本20世纪60到70年代间建成的类似的集体住宅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昵称——团地，直译过来表示“集体的”或者“群体之地”。
“目前为止我一直非常幸运。和我同一住宅楼的有些邻居并不像我一样健康，他们无法外出散步，”远藤补充道，一边拉着一件巨大的羊毛大衣凑近暖气。十二月份的室内比外面还要冷，但屋里的人似乎并不为此所扰。远藤开心地称赞附近充足的绿地，和小屋恰到好处的尺寸，在她看来，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这样大的公寓完全能够满足一个人居住。
住在对面住宅楼的75岁的木村先生印证了远藤的说法。但他同时提到由于长期跪坐榻榻米，他的膝盖开始疼痛，只得买了西式的椅子和床，并把传统的地板铺上了厚厚的地毯以防磨损原本的地面。
木村也不和家人联系，但他并不觉得自己孤独。“过去我们这里的邻里关系非常亲密，邻居间常常互相拜访。当然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我们也很少像过去那样交往了，只要这些美好的记忆还保留着就足矣。我平时大多时间都在阅读，有时出去拍摄外面的花草植物，然后坐公交车去市中心冲洗底片。有很多事情让我保持在充实忙碌的状态。”
日本常常被描绘成疯狂的发明创造、尖端的工程技术、拥有百万美元资金的公司、存活数百年的文化遗产、璀璨夺目的当代艺术与设计都能够和谐共生的奇妙国度。穿行在东京最受追捧的社区之间，你能够体验到上述的所有、甚至更多超出想象的日本符号。然而日本其它地区的日常生活很大程度上还留有二十世纪的深刻痕迹。大多数商店、超市和连锁快餐店只接受现金支付。没有订制个人印章的银行账户可能还不如在自家床垫下存钱方便。想要申请任何政府服务都需要提供一打表格和证书，一些重要的信函还只能通过传真或者纸质邮件传递。
日本的城市环境也非常怀旧。离开大城市的中心地区，你将很快沉浸于千篇一律的联排别墅街景，偶尔被布满灰尘的过时电器商店或是褪色的海报打断，海报上还印着十年前选举候选人的笑脸。
如果你在城郊地区徘徊地足够久的话，你一定会碰到步调一致的灰色混凝土公寓楼社区，让人不禁联想起苏联最有名的战后住房类型之一赫鲁晓夫楼。二十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间，成千上万类似的住宅项目在日本全国拔地而起，用来缓解二战后的住房危机。起初，这些公寓楼寄托了人们对居住环境的所有理想，然而时间证明，和他们的西方原型类似，这种建筑类型导致了一系列让日本当局头痛的社会问题。
团地的诞生
和欧洲不同的是，战前的日本并没有很多多层集体住宅的案例，人们主要居住在独立住宅或联排住宅里。除了20世纪20年代间在东京兴建的不太成功的实验性四层住宅楼外，被称作长屋的狭长木构住宅是日本仅有的公共住宅类型。富商在闲置的土地上建造长屋，并把房间出租给城市的工薪阶层。长屋高两层，公寓总面积约20平米，包含有一间或两件多功能榻榻米居室，厨房和盥洗室通常位于每层楼的走廊尽头，是共享的公共空间。
传统木建长屋显然不适用于战后住房紧缺的问题。截至1945年8月，日本百分之十九的住宅被空袭炸毁；若仅考虑城市地区，这个数字高达百分之四十四。与其恢复住房存量，日本政府决定优先复苏经济，投资能够最快获得资本回报的重工业。大批日本国民涌入城市工作，土地价值飙升，城市扩张在东京和大阪激发了新的社会矛盾。
20世纪50年代，面对人口激增带来的住房压力，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1955年，日本住宅公团（JHC）成立，主要负责开创一种全新的集体住宅建筑类型以容纳城市中产家庭。经过几年审慎的调研，JHC 在全国开展了团地的建设。
团地起初致力于帮助日本摆脱旧帝国主义和战败带来的负面影响，助力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并将战后日本的生活水平提升到西方发达国家同等水平。尽管日本官方明确了对美国民主思想价值观的倾向，社会主义思想深受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群体的青睐。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参观苏联建筑以期实现他乌托邦式的新陈代谢派工业巨厦早已众所周知的事实，而鲜少为公众所知的是，JHC 的职员也曾在20世纪50年代前往莫斯科寻求建筑灵感。
对苏联赫鲁晓夫楼低成本、高效率的建造方式印象深刻的日本人带回了技术图纸深入地研究了其设计方法与建造细节。最初成型的团地住宅不出意料地拥有与苏联原型十分相似的外形，但走进建筑内部的现代化极简住宅单元，你就能领会到建筑师对日本传统建筑意想不到的重新解读。
走进团地单元
大多数团地住宅单元提供41平米的居住面积，其中包含小型入口玄关，日式推拉门划分出的三间多功能榻榻米居室，还有通常被称作“DK”的餐厅和厨房空间，以及和餐厅相连接的小盥洗室。DK 的功能特征将家庭成员聚集在一起共同用餐，成为了日本家庭现代化的主要动力。独立浴室和铁制的入口大门一面世就深受年轻夫妻欢迎，为几代同堂的传统家庭结构提供了难得的隐私保障。
尽管早期的团地公寓远小于日本独立住宅，并常常位于偏远的城郊，这些“未来住宅”仍受到当时日本国民的追捧，以至于 JHC 不得不通过摇号的方式分配住房，每两万五千的申请者中仅一人能住进最热门的团地公寓。
团地的没落
1965年起，JHC 开始沿通往市中心的主要铁路线路建造全部由团地住宅构成的卫星城。这些项目参考英国城市规划经验，起名为“新城”。
然而到了1970年，日本政府正式宣布住房危机得到解决，导致团地热潮的退却，许多原本住在团地公寓的居民积攒了足够的存款后开始陆续搬进了属于自己的独立住宅。八十年代消费市场快速变化的品味不再热衷于团地，进入21世纪后，人气最低的团地公寓迎来了被拆除的命运。
如果你今天走在东京的街头上询问任何一个路人团地是什么，在经过一系列意料之外的解释说明之后，你可以能会得到“供给极端弱势群体的旧公寓住宅”之类的答案。然后路人可能会有些尴尬地尝试改变话题。仅在东京市内就留有数量可观的团地社区，更不必说遍布城郊的卫星城，然而大多数人不愿意透露有朋友或者亲戚住在或者曾住在团地公寓里。
年长者与独居者之家
在1991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之后，大多数没有机会搬离团地社区的居民就注定了要在这些年久失修的出租屋里终老。一些团地社区被改造成了社会住房，搬进了老年人、低收入者和单亲家庭，还有其它亚洲国家的移民。有些时候，在传统日本社会受排挤的阶层也会入住团地，如殡葬服务行业的退休职工、前低等级极道成员和债务人。
当年现代生活的理想之地，孩子们在环绕住宅楼的宽阔操场奔跑追逐的嬉笑声早已不复存在。如今的团地成为了过去几十年里日本经济发展成果的无声纪念碑，它的精神意义在时代前行的脚步中一点点褪色消逝，而现实意义中却成了当地政府面临的许多难题的源头。
除了闲置的住宅数量不断上升、居住条件差、结构年久失修等状况，最让人担忧的是锁在铁门后的老年住户，没有配置电梯的旧式住宅楼和相对孤立的社交环境，让行动不便的老年人难以接触城市设施。孤独死一词生动又残酷地揭露了独居老人在公寓中去世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为人所知的社会现象，这在团地公寓里尤其常见。种种负面印象导致了团地内外互不相融，外面的人尽可能地避免接近团地，相应地，里面的居民也因自己的社会地位羞于和外界建立联系。
团地公寓保温性能差，冬季住户几乎离不开暖气，大把工资投资在了家里的独立取暖系统上。尽管大多数日本传统木建房屋都没有保温层，团地住宅的混凝土墙让房间更加难以升温。夏季大多数由政府资助的团地住户没钱装空调，不得不依赖电风扇抵御日本湿热的气候。
团地住宅的内部布局也不再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室内没有足够的空间储存长期积攒的个人物品，洗衣机挤在狭窄的阳台上，狭小的入口和浴室让老人和残障人士难以进入，厨房里常常没有热水供应，墙体也被霉菌和裂缝攻占。房屋管理部门禁止住户对公寓内部进行修复或者改造，加剧了居住条件的恶化。住户们却从来不曾因为这些看似显而易见的困难而抱怨他们的居住环境。
团地相关的社会问题本应是媒体和政府讨论的中心，然而事实上，大多数日本公民对这个话题有所忌讳，也不愿去碰触掩藏在混凝土墙之后的故事。
直到最近，拆除并重建问题地区的广泛公众共识达成，这一议题才进入公共视野。但可以想见，2020年东京奥运会后，建筑行业的热情将再一次跌入低谷。现在看来，至少在未来几十年内，褪色的团地社区将继续记录这一大型公共住房项目的悲剧性命运。但年轻建筑师，乃至 MUJI 这样的大公司提出的不同尺度的更新项目发出了积极的信号，随着媒体关注度的提升，团地的现状将有望得到改善。
翻译：付惠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