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新冠肺炎而与世长辞的维托里奥·格里高蒂（Vittorio Gregotti），一些激进的想法再无法从形式上具体化。同时，对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而推迟的2020年第17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而言，也显得过于突然，甚至无法再向他道一声感谢。
现代建筑界很的成功大程度都归功于格里高蒂。
事实上，之所以会有建筑双年展，是因为格里高蒂在1975年作为威尼斯双年展视觉艺术部门的负责人，在威尼斯双年展中为建筑开辟了一个空间，让建筑作为一个必要的艺术维度呈现，并为二者标注上大写的A。通过建筑，他进一步扩大了双年展的覆盖范围，将城市和环境囊括其中。尽管保罗·普托吉斯（Paolo Portoghesi）的“主街”（Strada Novissima）和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的标志性作品“浮动剧场”（Teatro del Mondo）中的后现代主义可能标志着1980年建筑双年展的正式开始，它们也可能比格里高蒂的先行展览更抢眼，但它们并没有使他的衍生想法黯然失色。
格里高蒂对建筑界另一个被高度认可的贡献之一是，在他对意大利杂志《Casabella》的开创性领导过程中，致力于为辩论和讨论创建平台，严格探索建筑形式作为一种表达和社会变革的手段。这无疑已经成为近来双年展的一个特征，而第17届双年展将对其进行扩展：对建筑的承诺是对社会项目承诺的组成部分。
然而，在格里高蒂多维度的全部作品中最丰富却未充分发展的方面或许是他在地理和建筑方面的作品。和他那一代的许多建筑师一样，格里高蒂仔细阅读了法国人类地理学家的作品，比如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nche）、白吕纳（Jean Brunhes）和梭尔（Maximilien Sorre），他们的作品被地理学家Lucio Gambi翻译给了意大利读者。格里高蒂还吸收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德国物理地理学家们的著作。
具体来说，他推敲了建筑和地域之间的联系，这一概念近来获得了重大的意义。而在当时，它几乎无人涉足。和许多战后城市规划学家一样，格里高蒂致力于解决城市在更广阔地域内的无序扩张。他提出要积极地改造这片土地，不是把它改造成城市以外的地方，而是改造成领土。从他的开创性论文《领土的形式（Territorial Form）》开始，他提出建筑在这片土地上可以发挥作用。将历史和地理融入发展史的概念中，格里高蒂在领土规模上应用建筑师的手段，并结合景观和环境，以此作为解释建筑与大型网络之间连通性的方法，因为这些不再能及时通过谨慎或固定的形式来解释，更不用说控制了。
领土从这个意义上说为建筑提供了一片流动和联结的环境。虽然他把建筑带出了城市来到这片土地，但他却没有让建筑在那里扎根。他赋予建筑改变这一广阔环境的能力。格里高蒂把建筑扔到领土的表面，建筑与有人居住的世界融为一体，即“人境”（ecumene），地理学家们总是渴望找到它，但往往以失去它在当地的表现形式而告终。这是格里高蒂最有效力但最少被探索的观点之一。他超越了他的许多同代人所认为的类型学象征着人类地理学家关于生命形式的观点。取而代之的是，他提出了新的手段，将地理，或者说是城市以外的地方，吸收到建筑师的技能中。该领域和整体作为建筑可以用来组织跨尺度领土的手段出现。例如，在1973年卡拉布里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abria）项目中，格里高蒂与Lucio Gambi合作，他提出了一个大型水平板系统。这些反复出现的长条记录了山谷地形的局部变化，同时也启发了从卡拉布里亚到世界各地的连续性。格里高蒂的形态出色地既没有变成风景也没有伪装成地形。它们保留了独特的建筑性。
格里高蒂那一代的许多建筑师，包括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都和他一样对人文地理和抽象的地理历史形态着迷，但格里高蒂更致力于让建筑在这个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将领土作为一种积极形态和充满情感的建筑形式引入，使其结合在一起，并对城市外环境中的碎片赋予意义。罗西则将碎片史料化并美化，并出于某种原因，将人境改写成城市。他没有选择人居住的世界，而是城市中的微观表现。罗西令人费解之处在于，他最初与Silvano Tintori等建筑师一起批评勒·柯布西耶在《三种人类法则》中对领土的思考的科学考察，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对领土的历史、文化和地籍维度的忽视。罗西和格里高蒂最初在思想上都沉浸于扩展地形及建筑的影响力，但是他们对地形的理解不同。由于某种原因，罗西自己的解读和对罗西的解读占据了上风。
格里高蒂的解读尚未完全具体化，而他雄心勃勃的建筑项目仍未完待续。第17届双年展旨在从他太过匆忙停下脚步的地方继续前进，并将在他的远见的指引下，探索建筑能对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又能在这个世间做些什么。
（译者：张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