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设计师王硕于1981年出生于北京。他在一个神经科学家的家庭中长大，擅长数学，在高中获得过国家级数学奥林匹克奖。但不同于他许多的进入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同学，他选择了建筑学。这个决定完全源自于他的直觉。2004年，他获得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学士学位。2006年，他在休斯顿莱斯大学取得了研究生学位。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课题为“狂野北京”着眼于在北京涌现出的“野生状态”的下都市化现象。学业有成的他，在纽约PeterGluck的GLUCK+公司工作了一年，该公司以贯通全专业的从项目设计到实际建造（design-built ）而闻名：作为自己的项目的“总承包商”，为项目的落地施工提供极好的质量控制。随后，他由美国转至欧洲，在鹿特丹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工作两年，并在那里与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发生了密切的接触，特别是专注于通过多层面的社会、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相互叠合所创造出的活跃的、真正当代的空间项目。
在2007年末，因为即将到来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及参与中国主要建设项目的契机，王硕回到了故乡。之后的两年，他在北京OMA与奥雷·舍人事务所（Büro Ole Scheeren）创始人的奥雷·舍人（Ole Scheeren）搭档工作。在OMA的工作经历影响了王硕自己的设计作品，他开始重点关注考察那些普遍存在但又出于某种“例外状态”的社会形态以及城市与乡村涌现出的各种趋势。2010年，他与他的妻子张婧——同样毕业于清华，毕业后于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获得了研究生学位，随后在纽约Hariri& Hariri工作——开始了他们的META-工作室（META-Project）。接下来是我于北京工作室与王硕的采访摘要。
Vladimir Belogolovsky（下称VB）：在开展你自己的建筑实践之前，你先后在纽约的Peter Gluck工作室与鹿特丹与北京的OMA工作。工作体验如何？
王硕：我在 Peter Gluck 的工作经验主要都是有关于材料的物性以及如何达到高品质的施工控制。这对我回中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因为国内的建筑设计师经常需要与那些缺少足够的相关知识——比如该往混凝土中添加什么才能达到好的效果——的施工队沟通协商。建筑师们经常必须要写一整篇的施工手册，标出某些特定的材料与细节应当如何处理。项目的实现是十分重要的。我想学到的不止是如何设计出好看的建筑，更是如何施工甚至运用手工艺来制作。
在OMA的经历十分特别。从他们那儿我学到了设计过程中有着的必要的知识生产过程。举例来说，我们现在正着手一项位于北京的年轻人合居生活项目。许许多多的中国青年到大城市里来寻找机会。但是其中有很多人没有能力买或者租私人住房。因此，社群内的集体生活方式成为了不错的可选项。这一模式不仅仅是关于经济，也包含了社交与合居生活，以及如何利用公共区域、功能综合区的优势。对于这类项目，你不能简简单单地画些抽象的漂亮的形状。你必须由调研入手。想法需要沉淀，再逐渐发展，而非凭空想出。要不然，你的项目将会脱离现实，也就不再有实际效益。我们不仅仅是在组装空间。我们定义并提出新的空间与功能类型。我们将建筑设计作为一项以研究为基础，改变社会的一项工具。我相信我们的建筑设计将为文化做出贡献。建筑设计一直都在反映社会中所发生的，而设计能被用来推进、拉动或是调解这些过程。
VB：能不能谈一谈你的工作室工作情况以及工作项目的类型？
王硕：我们的工作室名为“META-工作室”，没有起名为“王硕建筑设计事务所”是有原因的。我们希望朝着多个方向发展。除了实现设计项目这一主要目的的META-PROJECT，我们还有其他两个分部——META-跨界研究院（META-Research）与META-原型研发（META-Prototype）。META-RESEARCH是一项跨学科研究项目，例如胡同内的混居生活。我们发起圆桌会议，邀请艺术家、建筑师、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在这些讨论当中，我们记录、整理参与者分享的知识点，通过展览、研讨会以及出版刊登来宣传这些观点。这些研究或许不是指向特定的项目，重点在于知识的沉积。这些项目有着研究资金的资助。我把这些研究戏称为设计的前置“家庭作业”。好几次圆桌讨论会上，我的艺术家朋友们批评了建筑师的工作方式，因为很表面地入手来开始设计工作对建筑师来说是很惯常的操作——没有实地考察，仅仅是摆弄地图、图像，以及一切通过远程手段可以获得的信息。但实地考察、与人面对面直接交流是十分重要的。不然的话，我们的工作将不基于现实。这就是我把工作室称为“META-”的原因——因为它将有关于超越简单表意，不停留在第一印象。举例来说，数据（data）仅仅是数据，但是元数据（meta-data）则是可以解释数据的上位数据。
第二个分部为META-PROTOTYPE。我们产出一些不用于建造的原型（prototype）。他们可以说是我们的“食谱”。当客户找到我们时，我们将这些原型展示给他们。我们将他们作为想法向客户展示，让他们从中获益。我们利用由房地产市场认证的模型，进一步研究以找出提升空间。我们不愿意仅仅是做设计这样局限自己。比如如果客户需求设计一套公寓楼，我们希望探讨的是他希望一个什么样的社区环境。我们并不喜欢就那么设计一团公寓楼。我们希望通过吸引住户、组织与改善各种功能活动、提出新的建议等等途径来创造一个完整的社群。或许在最后，我们的客户并不会选择任何一个原型，但是他们能从中获得启发，或许由此得到另一种有趣的解决方案。因此，我们不断地基于实践工作，将研究中的发现加入到项目当中。
VB：你认为你的建筑设计是关于什么的？
王硕：首先，我们想做那些能很好地建造并提供良好体验的项目。我们制图追求细致入微，不给实施落地留下犯错的空间。我们通过重新审视已有的和所期望的建筑类型，从先入为主的观念中脱离，从而超越它们。我热衷于研究城市行为，人们对共同居住的倾向如何，是什么影响了他们的决定，等等。这些观察与发现给我们灵感。这就是帮助我们提出特定的交通流线、密度模式、新的秩序、以及用于自发性行为的留白空间。有一种美感存在于混乱、不规律的生活方式当中。我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在90年代，我的少年时期，那是一个改革的时代。举例来说，一条街能在突然间变成一个有着漫画和各种各样书籍或是音乐CD的图书市场，这赋予了城市活力与无尽的魅力。每个邻居都是那么的独特，各有所长。作为一个建筑师，我喜欢现代生活的这些特质。因此我也在寻找着它们。我想要理解这些事物是如何运作的。类似的现象或许无法被重现，但是某些特质可以被激发出来。在某方面上，我像一个科学家一样工作着。我想要去理解某个特定地点的DNA，并利用其创作我自己的原型。我的目标，是对自发性的与纯粹的性质加以利用。这就是我们的建筑设计——我们尝试着去认识某种可能性，创造出一种特定的类型用以激发出特定的行为或关系。这就是我们的初衷。
VB：你是怎么样去达成这种创造新建筑类型的可能性的呢？
王硕：理所当然的是，我们不是“图像型：设计师，而是集思广益、发展项目。客户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作为一个建筑师，我必须给予建议。我们测试那些想法。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尝试以艺术感说服我们的客户。事实上，利用我们的研究以及完成的项目，就能证明我们的提案有效。我会将我们的做法比作棱镜，意味着信息进入之后，得到反思、再验证、再组织，最终得以投映、放大。像验证猜想一样，我们反复试验。换句话说，比起做一面仅只是反射周边社会现状的镜子，我们更希望自己像一个棱镜。许许多多的城市理论都偏乌托邦化，因为它们并不是基于真实的研究而来。他们或许有价值，但并不可持续。美好的乌托邦想象，真的实现出来可能反而会成为一种异托邦。在这里，我们的身份不能只是梦想家。
VB：你能不能讲一讲你们的设计过程？
王硕：我从来不刻意在建筑外观上做工作。我并不是坐着几小时，勾勒出我的想法然后将它们交给员工。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方式。正如我所说，我们会进行研究。作为一个团队，我们收集数据，然后讨论哪些发现是我们可以在设计环节中运用进去的。讨论一开始，我们就会生产分析图。然后我们将它们重叠，从中寻找结论。我们会利用卫星地图、场地照片、城镇条件、各种各样的数据与统计。同时我们会尽可能减少损害。举例来说，在项目“森之舞台”中，我们最小化了对现存植被的影响，考虑了太阳路径、自然景观等因素。事实上，我们实现了不在该地区砍一棵树的目标。我们的项目在功能与环境的处理上十分精确。
VB：在中国，我采访过至少20位重要建筑师，似乎没有一位以这种方式工作。至少在现在，这不是中国式模式。之所以用模式这个词，是因为如此之多的本地建筑师遵循着一套十分固定的设计方法论，一种与地域主义与图像驱动的怀旧情相关、同时结合了自然与遗址的设计方式。你的建筑设计并不符合这一主导了至少一个年代的传统。这些建筑师中没有一个会有哪怕一刻忘记他们首先是个中国人。看起来你并不怎么关心这点。
王硕：你知道为什么吗？可能是因为我的年龄吧，我要年轻许多。
VB：这就十分有趣了。比起大多数这些建筑师，你都要年轻大约10岁。你带来的是一个新的世代。我已经能从你内心看到反抗的影子。那么你会是在反抗着什么呢？顺便一提，那些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建筑师们同样也是反抗者。他们反抗的是外国人在中国的建造的建筑，以及本地的设计院制度。这些项目中的许多都给人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王硕：我并不是要反抗这些前辈建筑师们，他们对于复兴中国文化的渴求中有一种历史使命感。不过我并没有这种情结，对我来说它不是最迫切的问题。我游历了世界，并把我自己看作是世界整体中的一个部分。我不将世界视为东方与西方，或是黑与白。我想要将我的注意力放在解决各种问题上面。在我面前，并没有一张关于我的建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图像。我不准备建造那些我已经了解的事物。我想要改善现状，因此对它将要长成什么样子一无所知。我并不需要提醒自己我是个中国人。我的确是，但这不是我需要通过我的建筑来解决的问题。
VB：据我所知一些华人建筑师也在OMA工作，不过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来。看起来他们并没有被你学习并熟练应用的那一套方式所“污染”。
王硕：我同意，我在那儿被污染了（笑）。这是我喜欢且乐于接受的。事实上我被各种各样的事物所“污染”。我被纽约，休斯顿，洛杉矶，鹿特丹，芬兰，新加坡，曼谷，以及各种各样其他我曾经工作过、旅行过的地方。这也是我认为我的作品有趣且丰富的地方所“污染”。当我做设计的时候，我并没有把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当做一种负担。大部分时候，我都不会想到这个。在寻找最优解这点上我是完全开放的。我以非常直截了当的方式表达。我难道不够中式吗？我不认为我的任何一个客户对此有问题。同样的，我也不认为任何使用我们建筑的人对此会有任何的意见。
译者：陈弈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