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数周里，突然涌现出一批保守派建筑评论家，公然抨击当代建筑。他们声称，建筑需要“重建”，否则将会被“爆破”。他们甚至指出，建筑就像是在呼吸机上进行着最后一次呼吸，即将走到生命尽头。他们批判的点在于，当代建筑对其使用者、场地条件、历史脉络已然（抑或是一贯如此？）迟钝麻木。这类观点颇为落后。每隔几年，当代建筑便会遭受如此这般正面攻击，只是这次的口诛笔伐更为浅薄与错误罢了。当我审视全球建筑界发现，无视那些明显的展陈式建筑，我们事实上正处在一个极其健康乐观的状态之下。逃离昔日教条，我们重新聚焦于环境与社会事务，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建构和品质。而那些不绝于耳的评论声似乎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不幸的是，尽管针对这些批评也相应产生不少驳斥意见，他们表面上是在力挺当代建筑与实验性建筑，实际上却辩论得相当糟糕拙劣。
在我看来，弗兰克·盖里竖起的中指正是引发这场争论的精神先驱。在2014年10月24日西班牙阿斯图里亚王子艺术奖的发布会上，一位记者指责盖里的作品为“花里胡哨“的建筑。面对质疑，盖里默默竖起中指。怒视数秒后，他回应道，“98％的建成建筑和设计都是狗屎。”一些人将盖里的中指和他发表的言论解读作对于他作品的公然捍卫，以及对建筑同行的贬低。然而我认为，盖里展现出的是一种更为大度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他在为饱受诋毁的当代建筑进行辩护。
果然，几周之后的12月15日，Steven Bingler和Martin Pederson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重建建筑》的评论文章。文中主张，现代建筑迷失了发展方向，应当回归到一种拥有“通用形式与自然设计原则”的前现代化理想状态中。且不说这个说法毫无意义，这篇文章最为荒唐之处在于，它只举了一个例子（“Make it Right”建筑计划）来支撑全篇对于当代建筑的控诉。文中Bingler的母亲作为外行，却仿佛一个最终仲裁人，对于好与坏设计进行审判。这场辩论一直持续到12月20日，查尔斯王子发表了教条式的《建筑的十条几何法则》；Aaron Betsky尖锐却漏洞百出的《〈纽约时报〉 VS 建筑》将讨论推至顶峰；Justin Shubow在《福布斯》发表的新城市主义长篇大论《建筑将持续爆破》紧随其后。
以上提及的现代建筑评论家们（查尔斯王子、Bingler和Pederson、Shubow）过于依赖“Make it Right”计划中的例子，以及一些明星建筑师设计的一次性拙作，并在此基础上讨伐所有现代设计。一如既往，这场辩论有两个极端相抗衡，“去你的”式先锋派现代主义和新勒德分子式传统主义，正如盖里竖起的中指对上安德雷斯·杜安伊（Andrés Duany）的白篱笆。然而，这两极化观点始终忽视的是，建筑是多元、多样的。在这两极之间存在着一些事务所，产出优秀作品却并未达到盖里或杜安伊的高度，也没有两者的脾气。我认为，这类从业者展现了略微不同于两极的第三种方式，即设计出相较于那些所谓大师形式激进的作品而言更加精巧、规划良好、可持续的创新建筑。因此，Bingler和Pederson的论点是错误的。他们批判的对象似乎并非现代建筑，而是以下三点相互关联的要素：
- 规划不善
- 大环境造成建筑师失败
- 少数建筑师（并非全部）不注重建筑环境和尺度
从根本上而言，最后一点归因于前两点导致的失败，况且并非所有现代建筑师皆如此。实际上，大部分现代建筑从业者与传统主义者关注相同议题：对住户的尊重、环境、尺度、质量、材料、行人、密度以及灵活性。换言之，至少包含了查尔斯王子《建筑的十条几何法则》的其中七条。
我将用“Make it Right”计划中的建筑来解释前两点，因为这正是Bingler和Perderson加诸现代建筑的重担。在美国，建筑常常受制于糟糕的规划。在数不胜数的案例中，即使一个项目最初的城市设计（选址、布局、密度等）有纰漏，往往最终仍将失误归咎于建筑。“Make it Right”住宅小区在建筑师设计之前就注定失败，因为其总体规划就是错误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企图复制一个半城郊型独户小区的规划模式，而非预先思考如何改造下九卫地区的社区和街区。Bingler提出的“环境敏感”型住房并不优于（或逊色于）Morphosis、Adjaye或MVRDV的设计。“Make it Right”小区就此成为了一堆怪异、分离的建筑代表作集合，而这正是规划者先验地给建筑师们布置的任务。规划者不要求建筑师们相互合作，设计一个有凝聚力的建筑集合，反而让诸如汤姆·梅恩、威尼·马斯、大卫·阿德迦耶、Steven Bingler等建筑师去设计个人代表作，最后导致住宅区变成了一个装满奇珍异兽的动物园。更合理的方式是按人口密集度规划下九卫地区，将住宅划分为多单元房、联排别墅和复式房。
用以进行对比，欧洲一些最为成功、适宜步行、舒适的新式居民区大量采用了现代建筑。这些项目的成功与建筑风格关系不大，良好的规划至关重要。就拿位于阿姆斯特丹东北港口的Borneo Sporenburg住宅区举例。规划公司West 8向二十余位建筑师提出了联排别墅的结构要求，同时让他们仍享有最大限度的设计自由。最终得到的设计结果是丰富多样的街景与和谐一致的现代立面。每一座独一无二的住宅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怪异又美观的拟物化建筑譬如De Architekten Cie设计的“鲸鱼（Whale）”使整个项目更为出彩。Borneo Sporenburg确是一个规划杰作。真希望新奥尔良“Make it Right”项目的主办单位在规划之初也能做到如此深思熟虑。
又比如哥本哈根的Ørestad社区，由BIG、3XN、亨宁·拉森以及其他丹麦建筑事务所设计，人口密集、功能完善。我去年夏天探访Ørestad的时候，那里熙熙攘攘，都是学生、家庭和儿童。住户充分利用（现代）阳台和街景。这令我感觉它与我到过的其他任何美国或国外社区一样重要。事实证明，BIG外观激进的8 House同时也是社会激进的，一条扭转的公共街道贯穿整个项目。其他一些优秀现代规划多见于欧洲： Malmo的 Bo01 (Live01) 的总体规划、哥本哈根码头和Brygge群岛、巴塞罗那的Besós海滨。这些住宅区为强大而有趣的建筑提供了建成平台。
在距离我们更近一些的俄勒冈州，波特兰珍珠区（Pearl District）近期的重建项目也是一个正面例子。现代建筑和公园与半传统或历史建筑融洽共存。Lever Architecture的艺术之家、Holst的Ziba总部大楼和937 Condominiums公寓与改建后的军械库和啤酒厂街区完美契合。像查尔斯王子的Poundbury街区那样未经思考的传统主义在这里只会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是一种冒犯。事实上，Poundbury这个由Prince Charles和建筑师Leon Krier规划设计的极端传统项目已经饱受严厉诟病，被指责称其停滞不前、了无生趣、毫无灵魂。无论如何，我都宁愿选择一个有瑕疵却令人振奋的现代社区也不要寡淡而传统的那个。
这也引出我的第二个论点，关于美国的大环境导致了建筑师的失败。尽管住房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迁回城市，许多美国人内心深处却仍对有大草坪院子的独户房屋无比向往。一个接一个的社区分别建造在约1000平方米的地块之上，风格统一为传统灰泥屋或砖屋，包含拱门、圆窗、人造石等等。在我的家乡休斯顿，像珍珠区、Sugarland或Katy这样的郊区建满了面积逾400平方米的带大庭院的宽敞房屋，按规定建造统一风格。人工湖和水渠里化学制成的蓝色流水注入装饰喷泉中。服务于住宅区的商业建筑区包括几条商业街和没有树木的停车场。规划得快，建得也快。
以上是一个现代建筑勉强融入、甚至完全无法融入社区的规划模型。然而，当美国建筑师们试图做出改变，令其更创新和可持续等时，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个加工过度的、充斥着仿传统主义的人造环境。大多数人似乎满足于这个不可持续、不堪入目的现实，或许是因为鲜有其他成功合理的替代方案。开发商受到了盛行的反现代建筑文化刺激，往往忽视建筑品质。因而不幸的是，价廉成为了绝大多数美国住宅小区的中心价值。我坚信，现代建筑从核心上来说比美国现有流行的规划模型更为可持续与综和，但却被更符合建筑条例的、更为务实的开发策略所取代。我想这正是盖里作出“98％的建成建筑和设计都是狗屎”这个评价的根本原因：美国大都会处处充斥着杂乱无章的米黄色房子。然而，Bingler、Pederson以及Shubow却视野狭隘地单独指摘现代建筑，而不是将目标瞄准那些威胁要“吃掉”美国都市的不伦不类的住宅小区。他们将现代建筑设计描述为一小撮专业人士试图努力做些与众不同的事情，但愿是好事。这些批评家们将“现代建筑”统一归结为问题所在，诋毁它的优点。在欧洲，讽刺指责建筑的声音远少于美国，因为在其规划机制与文化大环境之下得以诞生出风格多样的优秀设计。
我的最后一个论点提出，现代主义建筑师在强调建筑形式的同时也关注建造环境、可持续性以及文化脉络。但是一些建筑师并非如此。这是我唯一与那些批评家们观点一致的地方：我们的体系倾向于宣扬花哨、老套、拘谨的设计而非建筑的本质。这往往错误夸奖了那些事实上并不优秀的现代建筑师。因此，建筑总是要为最糟糕的高调设计买单，却甚少因精妙低调的成功设计收获赞誉。业界让非道德的、造型浮夸的设计作为普罗大众定义优秀建筑的标杆，使之作为歪曲解读所有现代建筑的稻草人谬误，而不是去大力宣传那些更加可持续的、更考虑整合环境、功能、材料、结构以及社会影响力的作品。许多建筑师对中国或迪拜的不受约束、放任自由的项目趋之若鹜，最终设计出的却是单调乏味的建筑。设计如此空洞，正是因为其根本规划和环境脉络是无意义的。尽管业内对他们充满质疑，这些建筑却总能成为大众眼中现代建筑的门面。我们不能继续为人为的建造大环境开脱，造就这些枯燥的设计，其责任无比重大。
不幸的是，Aaron Betsky并非阐明这个观点的合适人选，因为他仅仅是将Bingler和Pederson的论述旧事重提罢了。Betsky特别重申了他们提到的关于现代主义建筑师的冷漠傲慢的言辞，“没错，现代建筑屋顶漏水，但是那又怎样，我们在进行实验！”以及“好建筑是为富人设计的，我们才不在乎其他人怎么想。”Betsky大错特错了。最优秀的现代建筑是规划良好的，不会（也不应）有渗漏，同时也会为客户和社区详尽考虑。拿最近建成的位于丹佛的两栋相邻建筑举例。首先是里伯斯金建筑事务所设计的丹佛艺术博物馆。它可以说是尺度过大、外型具有侵略性的。建成一年后，它花费了数百万美金维护经费来防止渗漏。同时，为了使布展空间得到充分利用，还重建了建筑室内。毗邻艺术博物馆的是一座非常安静、低调、务实的建筑（虽然依旧有它独特的激进方式）：Clyfford Still博物馆。James Russell为《彭博新闻》撰写的评论大力称赞了它的“优雅庄严”，穿透建筑的“闪烁日光”，独特的氛围节奏以及它的“宁静禅意”。但是当现代建筑接收公众审阅时，人们总是基于诸如里伯斯金设计的这类夸张的作品进行评价，而鲜少讨论像Still博物馆这样更成功却更微妙的例子。这样的低调项目又有多少有机会荣登丹佛市官网首页呢？（全面披露：我在Allied Works工作数年，虽然没有参与Still博物馆设计；我同时有幸得到过里伯斯金和扎哈的指点。）
之所以创作这篇文章是想借此呼吁批评家们（以及公众）深入了解全世界那些注重环境的优异建筑，避免坠入传统主义或虚无形式主义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陷阱。每出现一个像扎哈和里伯斯金这样的表达形式主义者便存在着一百个注重环境与社会议题的建筑师。单就西雅图和波特兰来说，就有大量神秘低调的优秀现代建筑事务所，譬如Allied Works、OlsonKundig、Holst、Skylab、Mahlum、Suyama Peterson Deguchi、Works Partnership和Lever Architecture，遑论像LMN或Zimmer Gunsul Frasca这样的大型事务所。在新奥尔良，我们有Eskew Dumez Ripple或Studio WTA事务所。明尼阿波里斯有Vincent James或Snow Kreilich。奥斯汀有Baldridge Architects、Bercy Chen、Michael Hsu或Alterstudio。纽约和洛杉矶的事务所更是不胜枚举。每一座大城市都有许多相当了不起的事务所解决着大量条件限制问题。在这个崇尚平平无奇米黄方盒子和灰泥豪宅的业界生态之下，他们仍努力创造出极为出色的作品，并抵制针对现代建筑产生的稻草人谬误与不实偏见。查尔斯王子、Bingler、Pederson和Shubow都拿一些不存在的论据说事，或是专门挑软柿子捏。同时，他们也正抨击着我们这些试图为当今盛行的发展模型提出新的积极可持续构想的业内人士。我们在打一场硬仗。规划公司、开发商和评论家们需要有更具远见的洞察力，为优秀建筑提供一个建成平台。在此之前，建筑将会一直“背锅”，承担所有的过错。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开创第三条路，远离关于“竖中指”还是“白篱笆”的两难抉择。
Matthew Johnson是LOJO: Logan and Johnson Architecture建筑事务所的合伙人，以及休斯顿大学建筑系的助理教授。他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曾任职于斯蒂文·霍尔建筑事务所及Allied Works。
原文发表于2015年1月13日。
（译者：李蕤君Jeanne L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