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建筑在早期更多关注于自然灾害方面的问题，现在转移其重点到更困难的挑战，也就是帮助生态系统的再生。
三十年前，我作为底特律克兰布鲁克寄宿学校的一名高中生，为学生报纸写了一篇基于研究的关于环境危机的调查性质报告。这也是我的老师David Watson建议我这么做的，这也和他的双重身份有关：他不仅是个老师，也是个激进的环保主义者，他曾化名为George Bradford在无政府组织报刊“第五区（Fifth Estate）”中撰稿。老师曾写过一篇文章“深层生态学到底有多深？”，以此质问一直在激进环保活动中千篇一律、反反复复的空话，他抨击像“地球优先！（Earth First!）”一样的组织的领导，诸如此类的组织经常以贬低人类生命价值来保护环境。
现在，我们听到越来越多这样的无稽之谈，但是地球将会永远存在，无论有无人类，自然都会恢复。自然本身是具有一定弹性的，但人不是。
在飓风桑迪袭击纽约市后，弹性建筑设计崛起，成为美国一大塔伦热点。大型的气象灾难在近几年持续破坏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沿海线的城市。而建筑师和设计师为了回应这一问题，打造了许多建造滨海护堤、小丘等其他人工屏障以保护沿海城市，减少自然灾害对他们的打击。他们的建议也十分诚恳：人类栖息地必须有所防护，因为人类和他们所处的环境在巨大且反复无常的自然力量下都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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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项目以尚不存在的投资和政策作为前提条件。美国的环保设施（“gray” infrastructure）其实是被忽略的，它的建造网络已经长期处于衰落状态，已经难以支撑完成计划的建造，更别说在风暴中帮助保护人们。当飓风哈维水淹休斯顿时，城市的风暴管理系统被轻易越过。高速公路被泛滥的河水阻断，支路也被厚厚的泥层所覆盖。类似的场景在去年九月也出现过，第四大五百年一遇的热带风暴伊梅尔达（Tropical Storm Imelda）将多余1000毫米的雨水带入休斯顿区域。尽管市政当局已采取措施应对极端的降雨和洪水，但是他们也无法一直阻挡接二连三快速袭来的风暴。我作为设计公司re:focus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在十月对纽约时报说：“实作将要花费比一个风暴季长的多的时间去打造”。
但是即使假设必要的基础设施已经建设到位，军国主义对“自然”的排斥和抵制有着病态的坚持，这种排斥已经忽略了对生态、景观、社会的关注，这些方面也是当今弹性架构建设和相关政策最关注的领域。确实，我们很难将这种弹性建筑架构建设干燥的概念和那些自给自足、自我管理和强壮的身体素质等概念分开。无论是环保设施还是循环水管理亦或是水利设施，都变得渐渐相似。
宾夕法尼亚大学设计学院的院长Frederick R. Steiner，同时也是现“与自然一起设计”一书的编辑，与同一本书的同僚编辑Richard Weller、Karen M’Closkey和Billy Fleming一直认为现在这个领域急需一个更加完善的概念。这本书，就像其同名的展览和签售会一样，回顾了苏格兰美国景观建筑师Ian McHarg于1969所著的专刊，并将其提出的修复、更新、恢复和再生的潜在策略进行完善和丰富。弹性建筑架构在Ian McHarg的年代就已经有所含义，但现在需要赋予这个概念新的意义，它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与之前提到的四个策略紧密联系。但院长也提出，这些概念还是存在差距的，他认为“再生”是对这些策略更好的总称。他也说道：“再生包括了恢复和重建，但现在我们不应该消耗生态环境，而是应该进我们所能为环保设施做贡献。”
在2015年，院长共同创立了可持续地面设计倡议机构（简称SITES），这个组织类似于LEED为绿色建筑颁发认证一样，它为对环保做贡献的景观设计进行认证。SITES的“指导原则”强调了“不伤害”、“与自然和文化共同设计”以及“提供再生系统以及跨世纪的平等”。最后一点帮助我们合理定义弹性建筑架构，也就是院长以及生态环境和景观设计领域的其他专家）=所说的其特色应为在再生大策略下进行的“弹回原始状态”。国际建筑事务所Perkins + Will于2017年开始发展并由美国绿色建筑协会进行判断的RELI标准，将“再生”策略放入五个并列的所谓的元模式，另外四个元模式为弹性、恢复、可持续性和健康。五个元模式并驾齐驱，在概念上环环相扣，互相补充。
院长紧随建筑师Ian McHarg和他的导师景观建筑师John Lyle的步伐，将再生理解为“在场所设计深层结构中创造新的东西”。当弹性建筑架构成为“深层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反馈、冗余、变更和瞬时性也将被包括其中。再生策略的框架将借鉴新的城市生态学研究，不仅仅将上述特点囊括其中，也努力加强他们。
《现在与自然一起设计》一书中包括了很多包含再生概念的设计例子。绿色长城致力于通过横跨大陆的植树工作以缓解非洲萨赫勒地区的沙漠化现象。在北美洲则有现在正在进行的保护倡议计划，这个项目将包括从美国西南的黄石国家公园到加拿大西北的育空区域，打造一条野生动物长廊，这条廊道将连接保护区域，项目也将改善环保设施，并且建立更多对动物无害的高速立交桥公路和地下通道。
这些项目不仅仅有着共同对逆转生态退化的大目标，他们也指出监管在实现这一目标的中心地位。举个例子，于2010提出的洛杉矶河流总规划图将由环境保护局掌控，着重于将渠道化的河流改造成符合《净水法》。这一倡议计划得到了中国生态与环境部门和文化部的大力支持。这一计划采取强制监管要求而非自愿的弹性建筑构架措施（例如像SITES和RELI一样的认证机构，或者举办该领域竞赛，例如设计带来的弹性竞赛），这也成为了生态再生背后的强力依靠。
对建筑师兼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的可持续城市发展中心（CSUD）高级学者Anna Rubbo来说，193个国家联名签署的《巴黎协定》就提供了一个生态保护策略的框架。她强调气候的紧急情况不分国界，并说道：“如果你能让这么多国家都为此签署协议，那就说明这背后一定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因为它的目标的宽度，这个协定可以提供一个非常有力的框架。”
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沿用了《巴黎协议》的框架，向CSUD提出最新倡议，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符合这些目标的设计项目。当地项目挑战的标准有许多，从像持续增长的节能一样不言而喻的因素，到像提供干净水源以及建造弹性城市社区构造等一样的驱动气候危机的更深层次社会因素。（在弹性建筑构造最领先的思想是将概念从灾难景象转为社会经济学领域。）于十一月发布的最终报告则提及了从坦桑尼亚到尼泊尔，从纽约到洛杉矶的100座建筑作品。例如，Koning Eizenberg建筑事务所设计了阿罗约建筑群，以此说明了SDGs和其他规定不仅不会阻扰而且会提升设计质量。这个项目是一个由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社区公司开发，有着64个单元的经济型多户家庭住房发展项目，其特征在于在屋顶设有太阳能板以加热用水，并用高效冷却以节约能源。庭院风景优美，它自带灌溉系统和耐旱植物以节约用饮用水。最重要的是，该开发项目将在新的世博轻轨线竣工后与其连接。
的确，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文献强调SDGs的弹性架构而非再生部分，并且这两者都可以归入“可持续性”这一模糊（且有市场）的范畴。基于特朗普总统最近的管理渐渐远离了这一框架，也许现在我们对《巴黎协定》的关注是没有意义的。取而代之的是绿色新协议，它的拥护者争辩说，这一协议为将美国带入经济和气候适应力的捷径提供了最大希望，并且承诺通过为期十年的全国性动员以及大规模公共资源投资和创新立法的推动，做到这一点。资金将分配给“以社区为基础的项目和策略”，并且新的建筑将根据生态法规进行管理，还有将采用节能技术对现有建筑进行改造。
现在绿色新协议仅仅只是作为一个笼统的方案存在，但其重要性在于它有可以鼓励活动家以及设计师的能力。并且，CSUD 建议道：SDGs没有理由成为区区“妥协”。这也就是说绿色新协议可以在未来进行更多改进。比如，现有的资料提到了再生仅仅只和农业架构有关，但这个概念延伸至其相关想法都已经囊括了建筑和景观设计领域。有些人也许会想到“海绵城市”以及对人工护堤、土墩和屏障的幻想。杜兰建筑学院新院长Iñaki Alday也提到说，这些想法都更好地证明再生概念的不可或缺。他也提议道：“[恢复]与我们周边环境元素的连接，比如和我们的河流、森林或者城市周边的农作地”，也许我们也需要和往日的地球优先组织的相对环保主义者连接，以及更重要的，和自己连接。
本文原先发表于Metropolismag.com。
译者：黄菁菲 Jingfei Huang
.jpg?1589451996 "从长计议，我们需要与自然弹性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