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正改变着城市规划，促进设计的理解从功能向与商业与视觉性转移。在这些被视为社交媒体内容布景的友好空间饰面背后，复杂的监视系统正在被测试并开发着。这些建造环境成为景点，到来的不是市民，而是感到有必要自我记录生活的用户。在活动与集体用途的缺失下，公共空间消失而成为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人们按照预先定义的规则与设计摆动着。
从多年前开始，谷歌地图就在向用户发送通知，当附近有炫酷不容错过的拍照地点时便给出信号。在谷歌交互地图的引导下步行穿过城市时，或是没有使用地图却被追踪时，我们总是不停地收到提醒，告诉我们不妨在社交媒体上贴一张超现代主义建筑的全景照。随着全球的建筑公司带着“拍照”的目的进行空间设计，我们不得不提出疑问：“社交媒体正以何种方式塑造着公共领域？”
“网红”建筑
布罗得博物馆于2015年在洛杉矶开放时，立刻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热点。你觉得不能错过这个“值得打卡”的新文化馆，否则一定会被错失恐惧症折磨的痛苦万分。不仅建筑本身相当的“网红”——由蜂窝与干净利落的棱角组成，而且展陈的艺术品同样发挥魔力，从白墙泼洒色彩，完美而养眼。博物馆在Instagram上的热度变得如此之高，在2017年草间弥生展上，有40000张票的售出来自该应用的流量。由国际建筑公司DS+R建筑事务所设计，布罗得博物馆似乎有着自然而然让人们拿出手机拍照的魔力——不管是在馆内还是馆外，参观者充分利用着周围布设良好的光照与艺术品。该公司许多项目皆是如此。
DS+R最近的一个项目是莫斯科的Zaryadye公园，该项目一如既往地被呈现为俄罗斯首都最适合打卡拍照的地点之一。公园包含一个在Moskva河上凸悬出70米的全景远眺点、几座亭阁、两个露天剧场以及一个爱乐团音乐厅。光滑的玻璃建筑与周围的绿植形成鲜明对比，社交媒体围绕此展开宣传攻势，而悬挂在外的远眺点在吸引众多莫斯科人与游客上也起到重要作用——公园开放周内有约250000人前来。卫报建筑评论员Oliver Wainwright将DS+R称为“奇观的缔造者”，承认他们尤其受到了流量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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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Wainwright所言，许多建筑工作室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很远，甚至承认“社交媒体性”现在已经成为他们设计新项目时要考虑的首要因素之一。用他的话说，Instagram实际上已成为“塑造环境最具影响的推力之一”。许多建筑公司对于这个现象保持着开放态度：从公共广场到私人开发项目，从酒店到精品店，每一个客户现在都要求带着脑海中的Instagram浏览印象进行设计。什么样的设计能让用户觉得空间值得拍照并分享到应用上？他们又喜欢什么样的话题标签？
Instagram已经迅速成为社交媒体必备的平台，有着10亿月活用户，其高度视觉化的特性，推动着用户将生活快拍剪辑并发布到平台上，鼓励他们寻找抓人眼球且符合特定美学的拍摄背景。我们中大多数人光是打开应用就会对这些印象触发器感到熟悉：用掌纹图案、玫瑰金与大理石表面装饰的室内；以玻璃与钢材搭建的光滑、泛型的现代建筑与喷薄欲出的色彩构造的室外。室内与室外的视觉墙，被证明是另一种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景点，乃至是一种提供拍照地点的商业财产。这些景点经常出现在媒体文章中，其中详细记录着如何找到它们，以及如何摆姿势以拍出完美照片的指引。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洛杉矶的“天使羽翼”（Angel Wing）墙，在2012年由艺术家Colette Miller创作，其作为一件可以互动的街头艺术品，迅速成为城市最容易认出的地标之一。反射性表面，尤其是将其放置于公共空间时，也很受欢迎。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位于芝加哥的，Anish Kapoor设计的“云门”。现代艺术设计，包括大型的室外建筑与博物馆，常常提供创造性与娱乐元素，人们寻找、捕捉并将其贴到自己的账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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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们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的力量，吸引顾客前来重现他们在应用上浏览到的体验与照片。澳大利亚工作室Valé Architects就是一个例子，他们甚至写了一份“Instagram设计指南”，你可以在他们的网站上购买指南，加上其提供的专门研究零售空间、餐馆以及酒店的设计服务。这么说可能不全对，但受“值得拍Instagram”需求影响最大的是商业空间，他们被建议做出一些修改，比如提供自拍墙、设计周密的照明、启发性的瓷砖地面。举例说这个受欢迎的账号与话题标签#ihavethisthingwithfloors还在继续涨粉，已有接近一百万的粉丝与发帖。不妨回忆一下Sketch餐厅的洗手间，特征是地标性的蛋形小隔间与彩虹吊顶，或是考虑其整体，“千禧粉”软椅与David Shrigley的画作完美地散落在各处空间。其中一些地点在应用上的地位，让我们觉得似乎必须去打卡，拍出自己的相片。据Oliver Wainwright称，甚至是著名的哈罗德百货也追随着这股潮流，委托建筑师Farshid Moussavi将空间所有区域变得更加“适合”拍照打卡。
但是，从纯粹的建筑学角度来说，这些建筑正饱受建筑评论者的批评——比如刊登在《建筑评论》上的这篇社评，因为这些建筑对材料的选择是基于色彩与感觉，而未考虑它们会如何老化，或者它们到底会不会发挥功能。容易染上污渍或脱落的覆面、导致视盲的反射面以及因为几滴水就可能造成滑倒危险的锃亮的地板，这还只是其中一些问题，证明了当建筑师将上镜度排在功能前面时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尽管如此，功能的缺失似乎并未让社交媒体建筑大师们感到担心。Valé Architects的“Instagram设计指南”将网红建筑营销的成功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原理：“那些和我一样以及我渴望产生联系的人，我希望感受到他们的尊重。所以我寻找指南，了解我该如何做、去哪儿才能成为那个圈子的一部分。”该公司的策略包括为特定的客户目标设计“引人注目的”、之后会在其同龄人间转发分享的空间。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都应该能够激起“惊奇、创造性以及有趣的视觉感受”。人与人之间是不同的，但是在这些情感上有着一定的可预测性，虽然过了一年又一年，但是有一种特别的设计理念在Instagram上仍然很受欢迎。不经意间成为“打卡爆款”的地点，比如巴厘的稻田酒店，或是香港的摩天大楼，在一个为上镜而设计的世界中成为了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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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影响着我们的建造环境，也改变了我们生活的形状，影响了我们对生活的计划以及观察周围环境的方式。在YouTube上有一整个系列的视频和网络文章，致力于分享旅行时可以选择参观的最适合拍照打卡的地点。住宅区与乡村的隐匿地点通过这种“口述2.0”的方式成为了旅游景点，导致了私人领地被前来拍摄的人们淹没，他们寻找着粉笔色、草木繁茂的大自然，还有全景远眺点——惹怒了当地居民。甚至是瑞安航空也在发布这样的文章，诸如“欧洲17个最适合排序号打卡的城市”，列出的排名前三的地点不出意料，是伦敦、巴黎和罗马。我们中大部分人不会像网红一样，完全根据社交媒体上的帖子安排假日。但是我们可能都有类似经历，浏览照片中玩过的地方、吃过的美食、见过的景致时，想着有哪些是可以配文发帖的，同时费心费力加上搞笑字幕、将物件创作为静物，并编辑我们的生活好让其看起来让人向往。
但是，对于追求上镜度，将表演置于现实之上的现象，不该简单理解为是社会审美泛化进行中的表现，而是对现今社会与政治危机的反应。如作家兼活动家Carmen Pisanello提到的，社交媒体模糊了大众与精英文化的界限，但这绝非本质性的，因为其更多是基于对共同的光鲜想象的创造，而非实际缩小两者间的鸿沟。社交媒体同时还是一种情绪助推器，虽然一方面充斥着恐惧与仇恨（以脸书的评论区或是推特上的键盘侠为例），另一方面也给了我们一个在美学上完美无暇的世界，我们可以藏在这里，忘记我们的恐惧以及各种不符合这种美感的东西（比如Instagram和Pinterest梦幻般的版面）。要配合这个观感完美的小型社会，对公共空间进行净化与标准化，移除所有看起来反常、无关或是不恰当的东西似乎是必要的。边缘主观性是社会与经济系统中的一部分，其始终反抗着系统，驱逐它无法包纳、不符合某种行为范式的个体。
回想起皮萨内洛（Pisanello）所说的，心理上对未能融入现代社会的元素或形体的拒绝，不会引向自我分析或是政治性辩论，而只会导致美学上的否定。从千禧年一代对呈现高度美感、粉笔色且轻柔舒适环境的眷恋上，我们得以一瞥他们对于未来憧憬、稳定性以及经济/政治安全感缺失的反应，而这正是我们当今社会的特征。成长于一个麻烦缠身的世界中，“千禧粉”对应了我们希望能得到保证的需求，并解开我们所陷入的、令人困惑的现实中的麻烦。
被千禧粉色支配的建筑
似乎无处不在、弥散各处的物联网（IoT）构成了“智慧城市”的核心，用欧洲委员会的话说，“智慧城市”的定义是，“一个通过使用数字与电子通信技术，来使传统网络与服务变得更加有效率，以造福居民与商业的地方。”
细品这个定义，我们可以想到谁是这些科技的真正受益者。当然，有些人可能会在监控环境中感到更加安全，或是对周围的物体向我们的手机发送拍照邀请、发掘有趣地点的通知心怀感激。实际上大多数人，都很乐意谷歌地图或优步进行位置追踪，我们光是通过使用社交网络就分享了众多敏感数据，算上发帖则更多。最近，一个表面无害的、叫做“十年挑战”的游戏正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案例，关于社交平台有意欺骗用户使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人工智能开发。如记者Kate O’Neill所报道的，这个挑战完美地包裹在糖衣中，真实目的是生成没有杂质的生物识别集，在之后可以被用作面部识别算法的训练集，而这个算法脸书与亚马逊已研究多年。这种技术从一系列数据库与社交媒体网络中抽取数据，同时监视并侧写社会中的异样元素。虽然物联网技术与应用的目的是改善我们的生活、避免问题，或仅仅是在大城市中管控人流，有许多公民权利团体已经就广泛搜集的数据与基于算法的程序提出担忧。
城市环境中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实践，设计愈加趋向精致且“适合打卡” ，而控制装置则披上诱人的伪装。我们习惯了城市街道与公共交通上、零售空间里、公园内以及几乎其他任何环境中广布的闭路电视——但是我们仍然不习惯思考这些周围物件在其表面之上的作用，而这些活跃的物件持续收集数据并背着我们进行处理。在系列作品《高度控制环境的友好提案》中，英国艺术家兼摄影师Max Colson带我们了解了伦敦奥林匹克公园内隐藏的监控设备。灯柱可以记录声音并在“听见”异常声音时与闭路电视通信；垃圾桶检测周围经过的智能手机及其运动轨迹，而树上则安装有伪装成装饰结构的天线。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与乡村空间被全球发展公司所据有，而网络也被为数不多的公司控制在手中，独断数字科技的设计、使用与基础设施建设，千禧粉、贴砖地面与钢制表面便成为了在网络与实际空间躲避私有化进程的藏身处。
在一篇登载于《El Pais》的文章中，建筑师兼策展人Mariana Pestana注意到，我们感到共同的无力与不满，是因为我们对于所用通信工具缺少实际的占有，问题的根源很深。就是当我们为家庭与财产购买了智能监控设备时，它也可能会欺骗我们。在创作中的系列作品《监控摄像机中的自画像》里，艺术家Irene Fenara向我们呈现了一系列不寻常的“自拍”。在网上找到智能相机的位置后，她就走到它们面前“拍摄”她的照片，然后迅速劫持系统来保存这些照片，因为这些照片通常会在24小时后被删除。作品实现的关键是因为这些智能摄像机不再处于闭合线路之中，而是连接上了互联网。许多购买了这些系统的用户没有意识到，因为没有修改设备附带的标准密码，任何人都可以进入他们的系统，并可能监视他们。
本文最初发布于《Strelka Mag》杂志
译者：张乃文
作为人类，我们有着与物件、工具、机器与数字科技融合的灵活性。我们的躯体，及其接受能力，在社交媒体、设备与空间之间起着根本的连接作用。我们成为了复杂网络的一部分，在其中我们是一个行为体，处在一群非人类的行为体中，他们支配并影响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就像我们以某种方式设计他们好让他们实现功能一样。智能垃圾箱收集着我们丢弃垃圾的数据，树上的天线监听着我们，社交媒体给我们发送通知因为我们最近没有发帖。随着我们用物联网设备填满周围环境，主题、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开始崩塌。用Donna Haraway的话说，“我们的机器鲜活的令人不安，而我们自己却毫无生机的让人害怕。”
从公共空间到拍照打卡
在一则由Domus发布的采访中，荷兰建筑工作室UNstudio与OMA/AMO探讨了Instagram对于建筑的影响与可能，甚至讨论了建筑完工后使用社交媒体应用来监控建筑的使用与体验。这个被称为“用后分析”的评估方法，通常通过采访与调查的方式进行。2015年OMA/AMO发起了话题标签#omapostoccupancy，使Instagram成为理解人们对建筑占据与使用的主要工具。用OMA/AMO建筑师Giacomo Ardesio的话说，“如今，一座建筑能接受其设计功能以外的来访者越多，那么至少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它就越成功。”
能够驱使人们停留，并进行超出直接功能之外活动的建造环境，的确是讨人喜欢的。但若通过呈现在平面上的内容评估建筑的用途，建筑便会沦为仅仅是拍照时一个好看的背景，扁平化、成为单薄的图片。如果一座住宅楼经常出现在Instagram上，看上去像是热门地点，那么对住户需求的考虑似乎就没那么有必要了。那座建筑的成功将会以一张照片作评价，而不是一个人们带着特定需求——首先，他们的隐私，而每天居住且使用着的地方。在这个框架内，某些地点得以爆红，多亏了生成数据的热度与数量，带来了一个排除了所有就“优质内容”而言，不够美、不够令人愉悦的事物的新共识。
话题标签#omapostoccupancy演示了社交媒体在现代空间的产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它深深地影响着建筑师对空间的思考，以及普通人在现实世界中的行动轨迹。城市规划——总的来说还有空间组织——极大地促进了我们的身体和居住方式的生成与构造。作为个体，我们越来越多地基于社交媒体来选择地点并计划旅行，但更大的风险是创造一幅公共空间的完美图景，这幅图景一遇到实际的社会问题便会不复存在。“自拍的政治也即注意力的政治：只关乎谁被看见、谁来占领视觉舞台。”作家Rachel Syme这样写道。现代的室外空间，已不是一个可以让圈外人安放自身的地方。当“可Instagram性”成为客户与设计者要考虑的首要因素时，他们便会积极投资给精致而整洁的空间，阉割所有变化与想象的可能。
地理学家David Harvey的工作成果是一个强大的工具，清晰地阐明了正在发生的现象。随着全球发展公司崛起，积极投资并游说启动一众翻新项目，公共空间的私有化现象已经变得极其广泛；它粘附在已有的结构上，而且不限于在过去十年内以新自由主义城市治理为特征的私有合作关系。公共空间私有化甚至直接促进了城区设计，塑造了生活与社交的新形式。我们可以以效果图作为一个未来样貌的完美例子：富裕的、其中大多是白人的市民悠闲地散步、购物、对着伪建筑拍照。项目完工之后，你就会看到和这个数字建模完全一样的场景。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身份、公民身份以及真正的归属感变得更加难以维系。甚至是城市成为共同政治项目的想法也被轻易遗忘在新自由主义的泥沼中，因为生活品质成为了有钱人的商品，而他们则可以接触这些“出售”的，处于高度监控下、外表精致的景点。
现今已有多项科学研究将严重心理疾病，比如抑郁和焦虑，与广泛使用的社交媒体相关联，有关文献的数量还在迅速增长，而其中诱发性最强的则是Instagram。社交媒体，尤其是对扎根于城市空间的人来说，是瓦解中的公共空间的完美替代品。这些网络的联系足够紧密，能给予一种归属感，用他们的点赞和比心系统奖励我们的大脑，但是同时又给我们以焦虑，让我们为了发布优质内容以维系该机制而花费额外精力。根据他们的计划，让我们上瘾的功能会击穿我们的日常生活，直到我们开始看清这个世界，甚至去设计这个世界。借来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意义深远的“流动”概念来说，这些力量能在一开始发挥作用，是因为人际纽带与网络的分崩离析，因为其脆弱、易碎、转瞬即逝、无法预测，常常需要“另行通知”。
用英国建筑师Farshid Moussavi的话来说，“Instagram强调了空间的重要性，而这只对设计者和建筑师来说是件好事。”而这就建筑与室内设计工作室委托增加而言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无论是公共空间还是私人空间都需要更加频繁的翻新整修，以跟上社交媒体潮流的步伐，想一下设计者的作用，这是值得的。是的，建筑师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设计上镜的建筑，而社交媒体建筑可能正代表着“柯达一刻”的延伸。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建筑就此沦为了一张背景幕布，最终将扁平化的世界变为巨大的自拍舞台？我们可以说Instagram鼓励了更多的人们参观艺术展览并留意其周围环境，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说，当人们带着拍照打卡的目的前往某处时，这个应用也在控制着他们规划生活的方式——甚至细化到着装与妆容——以及他们与物质空间的交互。当旅行的目的变成“内容”时，我们的互动变得缺少自发性，而我们的体验也渐趋相似。在寻找着一种特定的美学体验时，我们为观察场所的方式制定了标准，不再愿意和具有挑战性的、或仅仅是不同的空间产生互动。我们在舒适区外停留的时间越来越短，在自己的道路上失去自发性，不再与城市交互。就在社交媒体建筑向着建造这个光鲜而没有纷争的新世界的目标前进时，我们又该将自己安放在何处呢？
本文最初发表于Strelka Mag。
译者：张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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