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尔夫·约翰逊（ Ralph Johnson ）生于1948年，他是总部位于芝加哥的 Perkins + Will 建筑设计事务所的全球设计总监。这位建筑师于1977年加入公司，自1985年以来，他一直主导着公司的设计理念。约翰逊是公司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作品背后的建筑师，包括位于芝加哥的拉什大学改造项目（2012年）、奥黑尔国际机场（1993年）、波音国际总部（1990年），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海岸警卫队总部（2015年），位于克利夫兰的凯斯西储大学廷卡姆维尔大学中心（2015年），以及2015年完成的上海自然历史博物馆。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这位建筑师的专著就定期署名出版，他也曾是伊利诺理工学院和他的母校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以下简称 UIUC ）的客座教授。1971年，他取得建筑学学士学位。1973年，他从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以下简称 GSD ）获得了建筑学硕士学位。
这位建筑师赢得了许多建筑竞赛和奖项，并于2015年入选美国国家设计学院奖项。我们通过电话对他进行了一场访谈，聊聊他从教育和导师那里学到的最有价值的经验教训，他早期在设计比赛中获得的成功，他成为设计师的梦想——在家乡芝加哥，世界上最宏大的建筑实践场地之一，以及他的设计方法——由功能、文脉和有远见的客户所驱动。
Vladimir Belogolovsky：能谈谈你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和哈佛设计研究生院的学习经历吗？
Ralph Johnson：在 UIUC 严格的专业课程训练下，我已经为进行建筑实践做好了准备。本科毕业后，我还在 Stanley Tigerman 的事务所工作了近两年。所以，我带着经验去了哈佛。在 GSD，我得到的是对建筑学专业及其哲学的一个更整体、更开阔的视野，那里优秀的教授们教给了我建筑学的社会责任。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结识了沙德拉赫·伍兹（Shadrach Woods，1923-1973）。上世纪40年代末，他曾在勒·柯布西耶手下工作，后来成为总部位于巴黎的事务所 Candilis-josic-Woods 的合伙人，他与乔治·坎迪利斯（George Candilis）一起创办了它。他在北非各地设计并建造住房项目，现在我经常能看到这些项目，因为我们目前在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和中东其他地方都有一些城市项目和竞赛。哈佛是结识这样有才华的人的一个好机会。
VB：你在与 Stanley Tigerman 一同工作中学到了什么？
RJ：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正遇上瞬时城市项目，我们在一条高速公路的上方进行创作。尽管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项目，但是它确实很棒。当时，Tigerman 是芝加哥最具创造力和话题性的建筑师之一。在那里工作尤其令人兴奋，因为他确确实实在与整个世界相连。当时他在纽约的库珀联盟教书，和John Hejduk 一起，非常热衷于讨论学生的想法和项目。单是能够在办公室里和他交谈这一点，就已经很棒了。此外，他当时正在为盲人图书馆工作，这很吸引我，因为这座建筑不仅基于建筑师的想象，而且植根于手头问题的特殊性质。这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极好项目。它具有非常的触感；建筑本身就成为一种通过形状、表面和明亮色彩为盲人提供导向的装置。
VB: 那也是芝加哥七人组，一群由 Tigerman 领导的第一拨后现代主义建筑师活跃的时期。他们的理念和项目对你有什么影响？
RJ：一个有趣的巧合是，我的岳父 James [ Jim ] Nagle 就是芝加哥七人组最初的成员之一，在60年代末与 Larry Booth 一起开设事务所之前，他也为 Tigerman 工作过。 Larry Booth 是他在 Tigerman 事务所的建筑师同事，同时也是芝加哥七人组的成员。在吉姆回忆中的20世纪70年代，当你走下一架飞机，你都不知道自己是到了哪座城市。所以，不是密斯变得无聊，而是他的复制品让人厌烦。我的工作是基于自己的一个强烈信念，即，每一座建筑都应该是对特定条件的回应。每座建筑都需要它自己的解答。我从芝加哥七人组学到的正是这一点，而并非他们所选用以表达建筑的任何特定的语言。我在哈佛求学时被密斯的意识形态所支配，所以我理解那些反抗它的建筑师，比如芝加哥七人组。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并不着意于把某种特定的风格在一系列作品中贯彻运用。我的立场更像是一种路径——你如何处理每个项目和场地的特殊之处？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芝加哥七人组都做出了重要的突破，喊出了我们需要谈论其他事情，而不只是密斯。后现代主义运动拓宽了我们这一个行业，然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他的重要性。过了一段时间，密斯的声名才又恢复。
VB：在一次采访中，你谈到了你在 GSD 所受的教育，“通过与许多优秀建筑师的直接接触，我学到了应该在自己的建筑学方法上始终保持更新”。现在，你仍然这样认为吗？
RJ：当然，不过达到那个水平需要一定的时间。对于我，一直以来我为很多不同的人而工作，并参加各种竞赛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我参加了巴列维国家图书馆竞赛，那是一个约合9.3万平方米的项目，其实是在我的舒适区之外了。在600份参赛作品中，我的项目成为进入最终名单的十个之一，我的竞争对手是Alison and Peter Smithson 这样的优秀建筑师。当时我被邀请去德黑兰参加颁奖典礼，我还没到三十岁，做了一个主题很大的演讲。他们觉得我可能是 SOM 那一类的人。（笑）德国的 GMP 赢得了这场竞赛，但整个项目随着1979年国王的倒台而突然终止。我还参加过罗斯福岛竞赛，还曾在迈阿密地区的比斯坎住宅竞赛里，从100多份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其中许多都是概念方案。尽管如此，对我来说，参加建筑竞赛是作为一名建筑师不断发展自我的过程，在其中我寻找着自己独特的方法与道路。
VB：从哈佛毕业后你直接回芝加哥了吗？
RJ：当时我在为佛罗里达州的新城项目而工作，正值经济衰退，并不是找工作的好时机，所以我留了下来，继续完善它。但我一直想为帕金斯威尔建筑设计事务所工作，从在伊利诺伊读书的年代就开始想了。这就是我的梦想。事实上，这也是我回到芝加哥的主要原因。我在 UIUC 的毕业论文做的是对一个实际项目的分析和发展，它正是这家事务所设计的一所社区大学。所以，我一直对教育设施感兴趣，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我最喜欢的建筑类型。
VB：你在1977年加入了Perkins+Will 建筑设计事务所。我想知道，你最初的职位是什么，你是在什么时候转变成现在的角色的？如何做到？
RJ: 我被聘为设计建筑师。我对公司的工作很了解。很快，我就参与了沙特阿拉伯的设计项目。大约在1982年或83年，我在公司完成的第一座建筑——一座精神科医院——公布了。我得说，里面有很多 James Stirling。（笑）但是，主要的问题不是设计，而是在于普通医院和精神病院的区别。随后在1984年，我为塔科马太平洋路德大学设计的音乐中心登上了 P/A 杂志的封面。当年共有934份提交文件，从中选出9份获奖作品以及20项提名。评委会成员包括奥斯瓦尔德·翁格尔斯（ Oswald Ungers ）和詹姆斯·波尔谢克（ James Polshek）。这对我来说是件大事。多年后，还有年轻的同事告诉我，他们还记得当时自己是如何被这个项目打动的。它是为实际的业主而设计的，但不幸的是从未建成。在1985年我成为了首席设计师。当时，我们只有还三个办公室——分别在芝加哥、纽约和华盛顿特区。
VB：我看到你们网站上的世界地图有25个地点，其中10个在美国之外。公司目前有多少进行中的项目？成为这个拥有2600人的团队的全球设计总监，意味着什么？
RJ：我都猜不到有多少。（笑）很多。作为全球设计师，意味着我要监督我们25个办公室的设计，这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同行评议小组。我们在世界各地——美国、加拿大、伦敦、哥本哈根、上海、圣保罗——的办公室开会，讨论项目，相互提出批评意见，并给出建议。
VB：你个人有多少进行中的项目？你是否负责芝加哥办公室的所有项目呢？
RJ: 在我们芝加哥办公室还有其他的主设计师。每个人都负责一些项目。现在，我个人正在进行三个项目。我们试图让新的设计师来共同分担，并提拔年轻的建筑师。通常情况下，我一次只专注于两到三个项目。
VB：你经常一个人在飞机上和旅馆里画草图。你是怎样开始的？
RJ: 我的每一个项目，都是从一幅指向核心理念的草图开始的。在与团队碰头之前，我必须花一些时间独自思考，找出一个特定的方向。我知道有些建筑师会要求他们的团队做五个方案，然后他们再开始评论和挑选。我的方法是从我的草图开始；我一直以来的工作方式都是这样。可能会有一个或更多个的方案，但我是最终做决定的人。
VB：你如何描述自己作为一个建筑师的工作? 你的建筑是什么样的？
RJ：我的建筑关注如何对社会和环境条件作出负责任的回应。对我来说，本质是要创造出人本主义的环境，以在多个层面上庇护人、抚慰人、满足人。同样重要的，是要理解建筑学总是在变化，我们的知识也在不断增长。我们从过去的建筑中或者从同事的项目中学习，然后调整改进自己；学习不断将我们引向新的境地。我喜欢我们在这里所做的项目，它们有着社会意义上的驱动。我们的建筑是为公众而设计的。
VB：我偶然看到一些封面上有你名字的书。这是否意味着你的工作在公司内部有一定的独立性？你为什么决定继续为一家跨国公司工作，而不是自己独立开业？
RJ：我认为能在一家大公司里履职是很幸运的，这种机会并不常有。也许像SOM 在纽约和芝加哥的设计负责人是少见的例外。他们当然是很好的模范。我很钦佩那些自己开事务所的人，他们不仅做设计工作，还做商业决策。但那不是我想要的。我只想专注于设计。我们公司在芝加哥这一点我很喜欢，在这里能实现丰富多样的项目。还有跨国公司这一点也很棒。现在，我的一个项目在中国，另一个在贝鲁特。我也正在参加一项沙特阿拉伯的竞赛。在芝加哥，还有一个项目正要动工。
译者：郝思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