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跨界建筑师事务所，Crossboundaries 由 Binke Lenhardt（1971年生于德国曼海姆）与董灏（1973年生于中国山西）于2005年在北京成立。两人于1999年在纽约普拉特学院（Pratt Institute）攻读建筑学硕士学位时相识。董灏拥有北京建筑大学学士学位，Lenhardt拥有德国多特蒙德应用科学大学的建筑学位。去往美国前，Lenhardt曾在荷兰与德国工作，担任德国注册建筑师。2000年两人从普拉特学院毕业，先后在纽约不同注重点的建筑师事务所工作，接着于2002年移居北京，当时北京市已经开始为2008年夏季奥运会做准备工作。Lenhardt在当地大学学习、掌握中文后，两人开始在北京建筑设计院（BIAD）工作，并发挥重要作用。2006年注册了德国独立事务所。
事务所在宁波博物馆国际设计竞赛中获得二等奖，而最终的获胜方案为建筑师王澍的作品。Crossboundaries目前雇员中有20位建筑师，其中三分之一是外籍人士。同时，工作室一半以上的项目都是教育类项目，如学校、幼儿园、育儿设施以及青少年社会文化中心。Lenhardt与董灏还在中央美术学院（CAFA）与清华大学任教。此次的实践项目是一个针对儿童的自主设计与创新型思维校园，于2017年启动。它作为一个实验性质的场所，用于测试有关“建筑如何影响学习过程”的启发式概念。除北京地区外，Crossboundaries还在法兰克福设立办公室，Antje Voigt是该事务所的合作伙伴。以下是我在北京工作室对Binke Lenhardt与董灏进行采访后形成的文字简述。
VladimirBelogolovsky（下称VB）：两位是在纽约普拉特学院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后，2002年来到中国的，能否谈一谈这段经历？为什么二位选择在国有企业BIAD工作，而不是外资或本地独立工作室？
BinkeLenhardt（下称BL）：我之所以选择在BIAD工作，是因为想了解中国规划与行政系统。那时，我是在这个拥有近四千人的庞大设计院中唯一的外国人。董灏和我从2003年开始在那里工作。在中国国内，设计院体系负责完成几乎所有的设计施工图纸，个人事务所通常需要与本地设计院（LDIs）合作，而不仅仅是外方的设计事务所。也许在乡村地区，一些较小的项目仍在操作设计中保留独立性。实际上，对于建筑师来说，还有很多机会进行小规模的项目实践，这些小项目会被大设计院忽略。在BIAD工作的几年，使我们对中国建筑业的运作方式具有深入的理解。
董灏（下称HD）：我的经历截然不同，因为大部分时间内，我都在都与外国建筑师合作，包括SOM、福斯特与OMA等国际领先的设计院，还与Zaha Hadid、Robert Stern等人合作参与过一些竞赛。在BIAD工作期间，我与国外的建筑师事务所频繁交流合作，有的项目，我甚至会去合作建筑师事务所所在国驻扎了几个月，因此，我能更加立体了解有关国际设计项目与运作方式的信息。我与他们紧密协作，以协调建筑设计与施工文件。记得诺曼·福斯特乘私人飞机抵达北京时，正值中国国家博物馆设计竞赛的最后述标前夜，我与他工作到凌晨三点，为第二天的共同陈述作为中方助手。因此，当Binke在学习社会与文化语境如何实施的时候，我专注于，如何将外国建筑师的设计项目运用落地于中国的现实环境。中西方文化交汇融合，这些合作发生，为我们日后独立执业提供了宝贵经验。
VB：二位觉得自己设计的建筑有何含义？设计目标是什么？
BL：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认为自己仅仅是建筑的创造者。我们不只在设计物件；而是引发讨论与互动。我们的建筑是一个整体，这意味着方案由内到外的发展，并着眼于每一处细节。我们同时参与城市设计、景观、家具设计、绘图、布展，甚至是我们建筑物内部的教学方案。建筑师在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的方面可以做更多的努力。但是，如此广泛而跨学科的参与在这个领域并不常见。主流观念下，建筑专业相对孤立。作为建筑师，你被要求建造建筑；而诸如景观或室内设计的学科被视为超出建筑师的能力范围。我们已经证明，建筑设计的许多不同发展可以由一个团队实施，而我们是富有跨界创新性的建筑师团队。
HD：我们作为建筑师应该向社会提供更广泛、更深入、更有意义的资源，而不仅仅是创造建筑。在工作室里，我们还组织各种跨专业与社交活动，以希望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我们为儿童开设一所设计学校，工作室中的员工负责教导这些孩子尝试创造性思维。我们所接手的每一个落地项目，总有一个统一的观念，那就是：我们追求的作品意义在于赋予建筑师以强大的力量与足够的自由度，不仅仅是作为建筑师，更是为了新方案与设计流程提出自己的构想。工作室让客户参与到设计过程中；同时，保持对这类促进交流建筑物的兴趣，并寻求机会实践这一类混合式项目。我们认为，21世纪的建筑是混合式建筑，以无缝衔接的方式，实现各功能流程体系的边界融合与跨越。
BL：建筑应该以人为本，这是最重要的目的。风格不甚重要，我们不想将自己限定在任何特定的材料或表达方式中。例如，我们的教育类项目的设计方案是根据与父母、老师以及工作室员工进行的多次会面与讨论而形成的。我们想赋予人们权利，引发使用者对于人本身的关注与理解，我们希望鼓励形成全新的体验。工作室许多项目并没有丰厚的预算或是详尽的时间规划表，因此我们专注于现有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有时可能会在进度、资源与质量之间尽力寻求平衡，但我们会尽力而为。如果在项目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事务所不会仅因为缺乏建造资金而拒绝，我们会尽量找出解决方案并努力付之以行动。
VB：二位能谈一谈自己的设计过程吗？
HD：我们总是从深入研究任务书开始，接着提出许多问题并将细节落实。我们会提出质疑，有时得到委托方的建议，进一步修改任务书。以我们在郑州的索易儿童成长中心项目为例。最初委托方，本打算仅对现有的30000平米圆形建筑中的一层进行室内重新设计，他对“有趣的学习环境”产生初步的模糊设想。但是我们说服他对原计划进行额外的可行性分析与研究，同时也包括周边邻里关系与该城市地段的人口统计特征。最终，他决定对整座建筑、其立面，甚至周边区域进行更新。因此，我们实现了共同愿景，将建筑转变为一种混合形式，包含有高度的程序化复杂性，注重教育。建筑物的改造使整个过去相对疏远的邻里关系焕然一新。
BL：可以这么说，我们在每个项目的任务书中寻找薄弱点与“错误”，并促使委托方重新思考并修改最初的愿景。我们还充当智囊团的角色，因为这样可以以另一种观点思考。工作室始终欢迎讨论与合作。在这里，我们经常进行思维拓展与团队互动，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我们的目标是为任务书寻找最佳解决方案，所以需要一个协作过程。我认为这样做的优势很明显，一个团队可以提出二十、三十个创意，并讨论其中最具发展潜力的计划。我有兴趣听取其他观点并对自己提出挑战，而非坚持自己的观点总是最好的。无论项目尺度如何，我们都尝试将此设计过程应用于所有项目。这种态度使工作室可以确定正确的设计方向，并且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分析。
VB：让我们谈谈工作室开设的教育工坊吧，二位是如何产生这个想法的？更重要的是，为什么？
HD：教育工坊理念是Crossboundaries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从事第一个教育项目时，对学习空间的设计产生兴趣。工作室被委托设计一个名为Family Box的项目。客户希望我们设计出一种新式学校。这个概念是通过实体的游戏体验来介绍学习过程。我们利用一种颜色编码的方式，在这个编码系统中，每种颜色表示一个特定的区域，如图书馆、教室、游乐区、咖啡馆等。接着，我们与委托方进行更多项目的合作，并开发所谓的智能体块，其中包含多种元素，让孩子们通过游戏进行学习。元素中有滑梯、攀爬区、可活动墙、软垫座椅等。这种方法成为我们其他项目实施的模型，并最终扩大了我们作为教育者的潜力。
BL：教育项目使我们能够进行很多研究并获取相关领域的知识，最终我们对开设自己的教育工坊产生兴趣，并发展自己的课程体系，让自己的员工进行教学活动。教育工坊不是一个公益事业，而是为初中生打造，这是一个可持续发展付费教育计划，她也可以为全日制学校，提供为期两周的中英双语课后设计课程，它是非常独特并对青少年扩展思维卓有成效。
VB：我知道教育工坊为二位提供了一种实验空间。在中国，创新教育的需求很大，并且委托方也有进行部分试验的意愿。因此，当他们要求工作室设计学校项目时，后者可以在自己的原型中测试设计理念。到目前为止，工作室已经完成了许多教育类项目，如学校、幼儿园与少年宫。二位是否认为对此类建筑型最感兴趣？
BL：总体而言，教育无论作为指导过程还是建筑形式，对我们都非常重要。因为，即使我们工作室的工作方式如同一所学校，它也不仅仅是知识交流，我们也从教育项目中受益匪浅。就工作室的首要兴趣点而言，我们的目标是开展混合计划，将教育内容与休闲、运动、艺术、零售、办公等相结合。
HD：我相信学校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建筑类型，这意味着它可以对人们行为产生极大影响。对我们而言，这一系列项目如同实验。我们在自己的学校测试不同的创意想法，并将其应用到项目中。我们并不致力于培养建筑师或是设计师，而是教会孩子批判性思维与对设计的审美。工作室提供动手体验培训，包括参观标志性建筑物、研究各种城市问题，并教他们展演技巧。我们为渐进互动式教育建立模型，并怀抱兴趣探究这将如何推动与影响建筑本身的发展。我们想了解建筑如何影响教育过程。建筑物如何发挥教学作用？工作室的目标是制定一项具有吸引力的计划，使其成为或许在整个国内公众教育的一部分。我们对发展这样的教育计划的全过程感兴趣，而非仅是对特定建筑的外观。对我们而言，建筑具有包容性，它是互动过程的成果，其中包含的价值远超实体建筑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