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来说，建筑是由其所处的社会和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从气候危机和市郊主义的问题到建筑在偏远社区中的角色，更为广义的条件决定了我们将如何设计。来自Lateral Office 的建筑师 Lola Sheppard 根据这些动态的问题创造了一个直接回应21世纪建筑需求的作品。Lola通过批判而又巧妙的介入方式探索着那些能够无所顾忌地直面当今问题的建筑所带来的新的建筑类型。
Lateral Office 于2003年由 Sheppard 和 Mason White 共同创立，这是一家经营覆盖建筑、景观和城市规划的实验性设计事务所。工作室将它的工作过程形容成一个“将设计作为在建筑环境中提出并解决复杂、紧急问题的研究工具”的任务，这个过程始终和项目的社会、生态、政治这样的大环境和气候发生着紧密联系。在一篇和建日新闻的访谈中 Lola 讨论了跨越公共领域、基础设施以及环境的设计能够如何形成建筑和社区。
EB：你能向我们介绍更多关于 Lateral Office 和它的任务吗？
LS：自从我们公司创立之初我们就一直在探索建筑更为宏观的意义，不断变化的文化和技术事实造就了新建筑类型的出现，建筑法则和城市规划、景观和基础设施的交织一直都是我们的兴趣所在。怀着进一步扩张建筑专业的目标，我们一直非常重视设计和研究的关系，因为着能让和建筑有关的事项变得更为广泛。同时我们还专注于调查那些常常会被建筑师忽视的类型和领域。早期时我们的事务所一直在探求物流和市郊主义的问题，那时这一话题主要还停留在理论阶段，设计师们很少有涉及。除此以外我们更多会去挖掘那些存在于公共领域基础设施中的设计机遇。
我们长期以来对建筑和环境以及极端情况关系的兴趣给我们带来了在北极建筑设计的机会。最近我们还将注意力扩展到了建筑在偏远社区中的角色，在这些地方地理和气候条件成为了最主要形成文化和经济的因素。这些条件促使我们去更为策略性地思考是否存在一个比单一建筑具有个更大影响力的干预网络。在 Lateral Office 中我们已经使用了大量的形式和平台去探讨这些问题，其中包括书本、展览、回忆、城市装置、设计研究工作。有时一幢房子是远远不够的。
EB：你为什么会选择学习建筑？
LS：我出生在一个建筑家庭，我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建筑师。我父亲从业并教学了40年，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是他教学也是我学习的地方。更为惊人的是我的祖父之所以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就是因为他也是一名建筑师。当他被拘禁在五个不同的集中营中是德国人雇佣他为他们画建筑草图。我的父亲和祖父生活在一个极为建筑乐观主义的年代中，那时建筑被认为是具有社会改革能力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学习建筑是命中注定的。每晚的饭桌上都在讨论建筑，它始终围绕着我。
如今虽然我仍旧坚信建筑的重要性，我们的社会和政治领导人看起来却似乎没能意识到建筑是巩固一个更为强壮的环境和社会契约的决定性角色。设计和公共领域的价值被大大低估了，如今它们常被和资本主义和共同利益联系到一起。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事务所的诞生就是渴望能够像我们还是学生时那样无惧地提出问题，我们想要测试合理地使用规则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极限。
EB：你在教学和建筑领域都有非常丰沃的背景。你认为学术和实践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
LS：对于 Mason 和我来说教学、研究和实践都是深深交织在一起的。我们一部分设计研究工作来源于事务所，领域部分则来源于教学。教学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提出规则性问题的平台，在这里我们能够推动学生探索新的地形、新的分析和记录模式、空间叙事的新方法、并去尝试那些在现实世界中更为困难的挑战。我们常会在教学和工作中探索相似的领域，它们具有地理、数量或方法上的相似性，不过我们从来不会讲一个具体的专业项目带到教学项目中。通常来说让项目属于学生而非教授会是一个更为有效的教学方式。对于建筑师的教育来说让他们自己承担设计选择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也能有许多收获，我们能从下一代人的思考和工作方式中获得学习。教学和实践工作会重合的一方面就是旅行。我曾经在一次设计研究旅行中带领学生前往努纳武特、育空、西北领地、加拿大的纽芬兰以及格林兰岛。旅行时和当地居民、社区领导者的接触，理解一手的当地情况、景观和文化对于建筑师和设计市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教学机会。
EB：你最近都在做一些什么样的项目？
LS：我们目前的工作涉及面非常广，包括一本书籍、一个展览、设计研究项目、一些建筑项目以及旅行城市装置。
我们的脉冲跷跷板项目所得到的关注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现在每一个大洲，全球的40个城市都有该项目的展出。在目前新冠病毒的状态下我们也研究一些能够呼应公共空间的临时装置。
就设计研究项目而言我们最近为奥斯陆建筑三年展完成了一个名为 繁荣/萧条：建筑和退行增长的思索的项目，该项目着重在大西洋岛区纽芬兰的偏远地区。我们花费了数月的时间去和那些经历了剧烈经济繁荣萧条循环的小镇社区成员进行沟通，同时我们也研究了自1950年代省政府所尝试的各种经济催化剂。在此基础上我们发展了一系列空间和程序化的类型学，它们能够影响现有的社会和经济实践，让建筑趋于一个“稳定的状态”而无需依赖经济增长。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几个和加拿大不同社区土著群体共同合作的项目，这其中就包括努纳武特的伊卡卢伊特、西北领地的耶洛奈夫，以及最近安大略省的瓦瓦米奇普科滕第一民族。这些项目的确改变了我们工作的方式，我们从传统的知识中学习，并进一步确信我们对共同设计过程的信仰，建筑的历史传奇不再是一股殖民化的力量，取而代之的是它成了一种文化许可。我们还在写一本新书，在其中我们巩固了几个设计研究项目，并更仔细地关注“空间环境”这个概念。这本书探索了研究作为一种工具将如何能够为建筑环境、设计思考连续性的潜力以及多标量思考的重要性构建新的故事。
此外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北极住房的设计研究项目。这个和弗吉尼亚大学北极设计组共同合作的项目尽管在新冠病毒期间被拖延了很久，但应该能够在2021年五月威尼斯双年展开幕式之前完成。
EB：你最喜欢哪一类的项目？为什么？
LS：事务所早起的时候我们很荣幸能够在一些设计竞赛中获得成功，但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对自发的项目更感兴趣，因为这些项目对当下所发生的时间更具备思索和反应，而它们对资本的依赖也更少。当我们能够自己开启项目的时候，我们有能力自己决定它的期限、形式，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处理方法。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资金是必不可少的，在完成研究和艺术拨款所赋予我们和合作方决定项目参数自由权的时候我们也需要非常具有创造力。我们正越来越多地和社区合伙人和其他设计合作方共同工作，尤其着重的是那些偏远的社区。这项工作是非常令人满足的，因为我们很多社区合伙人长期以来都被低估了，所以通过设计研究我们可以发挥一定的社会影响并提升我们合伙人的事业。同样我们可以探索那些更为兼容并蓄与人分享的工作形式，这将使工作变得更容易使用和诠释。这样的工作方式既令人兴奋又能让我们时刻注意到新的机遇。
EB：在你的工作室中生态和景观通常是与建筑交织在一起的，你们的设计过程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呢？
LS：通常来说在一开始我们会进行广泛的研究，这是为了挖掘那些被隐藏的事实。我们很多项目都关注着外部的力量，像是经济、文化、社会、物流以及其它形成建筑的因素，我们很多最初的研究都来自于建筑领域以外。我们认为建筑和生态是一致的。无论是开始时所呈现的能量、材料的叙事还是最终建筑的废墟都在说明着这一点。但同时我们对一些重要困难广义上的理解也非常感兴趣，这其中包括电子垃圾、偏远地区的经济以及北部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在拆分中的国家：对电子产品、毒物和领土的思索这一作品中我们花费了数月的时间研究电子垃圾循环工作是如何在全球进行的，我们研究了哪里存在法律漏洞，哪些非正式的发明已经在程序化的程度上展开工作，以及其它更多内容。通过研究我们在这个系统中发现了一种“有毒殖民主义”，垃圾常常被运送到“看不见的地方”，而这往往是那些经济上较弱的国家。我们的研究发现在源头就阻拦那些电子垃圾其实是可行的，我们设想了新的建筑类型，新经济，甚至是新形式的文化基础设施。我们认为这可以在电子垃圾的文化中创造更多的可见性、拨款以及参与度，而建筑也有潜力去促进这种转变。
EB：你同时在多伦多工作并在滑铁卢教学，不同的当地区域如何影响了你的工作？
LS：无论是从多伦多的文化还是我们能够在不同强健的学院里教学而言，这个城市都是我们极佳的基地。然而我们能够在多伦多落实的项目非常少，这主要是因为这座城市对建筑的理解是非常传统化的。在我的故乡蒙特利尔我们能够和这座城市有更多的牵引力和互动，我认为这是北美最适合建筑的城市之一，在这里建筑在整个建筑环境中是一种文化行为，而非仅仅是经济的产物。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我的确认为我们是一个非常加拿大化的事务所，但或许我们并非是特伦多化的。这种关于本地性和国家性的问题我们也常常会在项目和工作中探索：在这个强有力的国际性力量正试图抹去地方性的年代，今天本土的和国家的兼职和空间作品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已经教学了十五年的滑铁卢建筑学院真的可以说是一颗隐藏的宝藏。它有着极为强烈的社会和文化认知，在这里毕业的学生具备极佳的思想和能力。作为一个合作的学校，我们这里的学生需要在本科期间在全世界的事务所中工作两年。我们 Lateral Office 也非常有幸能够雇佣来自滑铁卢和多伦多大学杰出的学生。
EB：有没有什么类型的项目你目前还没有做过，但想要去从事的呢？
LS：我们目前和加拿大北部的合伙人正在合作两个社区健康项目。这些项目正在不断被推进，看着这些项目被建成将使一个很美好的过程。
但是当下的事件正召唤着建筑师去挖掘新的角色。在独裁政权、流行病以及引起紧急社会剧变的 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给我们的世界带来的极端改变之后想要再回归那种照常营业的想法看起来是越来越无知了。2020年看起来就像是设计领域的一条重要划分线，因为即使是建筑领域也不能从这些紧急事件中获得隔离。我们同样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既能系统性地回应我们操作的方法，又能属于设计研究范围项目的方法。我们目前正在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试图在紧急性和关联性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这或许是一系列我们作为空间设计师需要立刻抓住的回应，而从长期而言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对于城市和它共同基础设施更为激进的重新思考方式。
EB：当你展望未来时，你认为有哪些想法建筑师和设计师是需要牢记在心的？
考虑到当前的世界局势和各地发生的事件，也许我们更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少关注什么？建筑学科一直以来都像处于一场拉锯战，在内省有纪律的孤立主义和从其他学科中汲取知识拥抱问题的开阔性视野之中。最近发生的事件也更加明确地指出了建筑需要扩张其代表和效能的需求。
我们刚刚完成了一篇关于建筑“激进主义传统”现状的文章，并回顾了过去的六十年，这篇文章将在下一期的 Perspecta 中发表。激进主义传统可以被理解为使用空间作品去揭露不公平的现象，并促进具有社会包容性和政治影响力的设计。它同时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在激进主义传统中拥有特权和发言权？当我们专业所覆盖的性别、人种、文化和人口结构表现在不断扩大时，越来越多在空间和审美论述中未被充分表达的声音开始参与进来。在政治中，激进主义被理解成使用直接甚至是对抗的行为来支持一种目标，无论是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或者是环境的。而在建筑中行为的方法和行为的动机一样是非常多变的，它可以是一种削弱传统的客户-建筑师权力结构的手段，可以是赋予未被充分代表的群体发声机会和代理权，也可以是为重要的城市和环境事宜促发关注和讨论，而在这其中建筑创新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利益往往是会被人所否认的。建筑激进主义的一遗留问题在现在看来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
能够拥有指导我们研究和工作的合作方团队对我们来说是极为幸运的。Lateral Office 目前的构成有合伙人 Lola Sheppard 和 Mason White，助理 Kearon Roy Taylor，以及实习生 Irina Rouby Appelbaum, Haiqa Nisar, and Sam Shahsavani。
翻译：裘怡霖，杨奕欣
编者注：该篇文章原发表于2020年7月2日，修改于2020年1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