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中，人们越来越难以找到舒适的地方生活，且逝去的人们可以安详休息的地方也逐渐变得稀缺。据估计，每年都有将近5500万人死去，活着的人数则是故人的15倍。然而城市规划者和建筑开发商则更在乎与活人做交易，继而忽略了丧葬方面。因此，两个平行世界之间则越来越紧张。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于如何处理和设计供生死共存的公共空间提出了越来越多的疑问。
咖啡山墓园（Bukit Brown Cemetery）是新加坡最大的墓地之一，它面积高达2平方千米（200公顷），其中埋葬了过去一世纪逝去的100000位新加坡人及海外移民。但是，这个所谓的“最后的休憩地”并不是死者的终点。2015年，新加坡政府宣布并挖掘近4000个墓地，以便为新高速公路的建设提供空间，这个措施也将公墓减少了一半的面积。但其实这样对墓地的折腾已经不是什么大新闻了。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在不久后宣布在2030年将把整片墓地转变为大范围的房屋开发项目，并发表了渲染后的图像，这样的决策也导致死者家属不止如何决定将故者转移到何时何地。
新加坡并不是唯一一个面临墓地需求增长问题的亚洲地区。中国香港地区也面临着这个问题，但可以说，目前任何人都尚未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来应对这种情况。在土地长时间稀缺的城市，尤其是面临保留专有墓地和清除住房困难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方面时，进行城市长期用地的规划的人们总是需要作出艰难的抉择，以做出促进城市发展的规划。
中国香港地区的死者安置问题主要被两个因素所影响：围绕着关于来世迷信的文化规则，以及高密度城市生活及其带来的相关成本。这也导致在这些地方，无论生死，人们都没有立足之地。这座城市有着许多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人们的历史公墓，以及一系列匆忙设计的半山公墓，这些墓地遵循风水的方向而并没有按照传统严格地排成一行。最后一个可用的公共墓地早已在40年前被填满，而那些找到往生后休憩地的幸运儿们则需要支付多达160万人民币（180万港币或23万美金）以获得优先待遇。
代替无处安放的墓地的则是长达六年的火化等待名单，逝者在火化后会被安置在公共骨灰坛的一个小地方。六年也是这座城市的人们等待公屋出租房的时间。与其他很多地方相似的是，香港政府已经能尝试了几种并不成功的新安葬方式。政府随后宣布一项新的政策，在骨灰坛工作的人员需持有执照，这也让半数曾在那工作的人失业，并且有30万骨灰盒被送回逝者家人处。
此外，到2023年底，预计将会有超过40万骨灰盒安置处的短缺。虽然香港政府答应新建造18个新骨灰坛，但迄今仅有两个已被建造，同时人们也意识到这样的数量也无法跟上该城市老龄化人口的增长以及骨灰坛的需求。因此，逝者家属选择不按照将家人安葬在附近以便神灵照顾的传统，取而代之，他们更愿意来到大陆区域安葬他们的亲人。在这里，有更多的土地可以使用，但是许多企业则利用了这一短缺，安葬的成本仍旧超过了89万人民币（100万港币）。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需要从改变墓地代表的实际意义的文化开始。当部分人将墓地看作是浪费空间的土地时，另一部分人则引用了历史案例，证明墓地并不一直被视为充满着终有一死的凡人（memento mori）的所谓不干净的地方，它曾经也被视为乡野间公园般的社交集中点。由于城市缺少公共绿地，墓地在过去曾经是假日及家族团聚的热门场所。人们是否有可能将墓地视为简单的、与空间考量无关、与禁忌无关的多功能建筑场所呢？亦或是我们是否能在保有回忆且无需物理空间的情况下，最后找到传统墓地问题的新颖解决方案呢？
随着世界的数字化趋势，我们可以通过电话与世界另一头的人对话，一些政府也正在社交媒体上为家庭推行“虚拟墓地”，以供那些将其亲属火化并想要前往探望但却负担不起高昂费用的人们选择。其他的方案，例如日企松下已经为社员购买了公司员工专有墓地作为公司福利的一部分。在吉隆坡，火葬是一种文化习俗，相对较小的用地需求也带来了纳骨塔的商业化，在那里，骨灰可以被储存在拱顶中，人们可以通过电子会员卡看望他们。涅槃（Nirvana）是最前沿的骨灰盒储存公司之一，它在整个亚洲都将新建纳骨塔，但这样的建设也无法满足日渐增长的安葬需求。
现在，人们仍旧坚持传统的安葬手段，因为他们尊重所爱的已逝之人，并且想要让他们无论在哪个世界都得到爱。对大多数人而言，墓地无论以坟墓、纳骨塔亦或是其他纪念形式存在，都意味着生者回忆的保留，这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留念，也是仍在世的人们前往他们为死者建造的土地印记之处祭拜的途径。在出现长期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前，我们无论付出何种代价，都将为逝去之人留有一片净土。
译者：黄菁菲 Jingfe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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