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最初发表于 Common Edge，原标题为“带给我们现代建筑的精神障碍”。
现代建筑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如何从拥有繁复装饰和细节的建筑如此迅速地进化到往往使空白并缺乏细节的建筑？为什么建筑的外观和感觉在二十世纪初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转变？历史告诉我们，现代主义是脱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物质，道德和精神匮乏的理想主义冲动。然而也有其他因素的作用，这一解释尽管无疑是正确的，但也是不全面的。
近期神经科学的进展指出另一个重要因素：现代建筑与过去的建筑看起来如此不同的原因之一是，它在20世纪关键的创始人实际上并不以一种“典型”的方式看世界。他们不能。他们的大脑或是由于战争创伤造成物理性改变，或是像柯布西耶那样有遗传性脑功能障碍。并且，尽管他们对于“良好设计”的建议——一个新世界，一块洁净的白板——确实反映了他们的天赋，抱负和动力，他们提供的药方也反映出他们大脑特殊的功能障碍。
近年来，几位作者和心理学家认为，现代主义之父，瑞士-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1887-1965），是孤独症患者。批评家和精神病学家 Anthony Daniels，以及传记作家 Nicholas Fox Weber 得出结论，这位瑞士-法国建筑师满足了孤独症谱系障碍（ASD）的诊断条件。他们详细记录了他有障碍的社会交流，重复的行为，反常的固恋（包括对混凝土的迷恋），以及对他人明显的缺乏兴趣。
“尽管他是个天才，勒·柯布西耶对人类存在的一些方面完全不敏感，”Weber在《勒柯布西耶的一生》中写道，“他对于自己的观看方式的狂热信心使他看不见人们对保留他们日常生活中最珍视的东西（包括传统建筑）的愿望。”
对患有孤独症的人群进行眼动追踪能供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柯布西耶对他人的看法视而不见——他真的无法正常地处理视觉刺激。孤独症诊断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他的建筑呈现出它们所是的模样。这相当重要。因为患有孤独谱系障碍的人群经常不只是在社会关系举步维艰，而且遭受被称为反应过度的视觉过载所困扰。因此，毫不奇怪地，在1930年代早期，勒·柯布西耶把建于巴黎郊外的萨伏伊别墅（上方左图）简化，使其看起来像一个支柱上的盒子而不是一对富有夫妇的乡村度假所。在二十多年后完成的日本东京的国立西洋美术馆（右图）以大量素混凝土的应用为特征也不令人意外。勒·柯布西耶的设计很可能是对他异常的大脑的一种回应，他努力限制视觉刺激，以使混乱的大脑平静下来。
患有特定脑功能障碍的人群，包括ASD患者，对视觉刺激的反应非常特别。在上面的图片中，左侧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的”大脑注视一只小猫，右侧则是一个孤独谱系障碍患者的大脑。眼动追踪工具测量无意识和下意识的眼部活动，在这个例子中，在人们看得最多的地方产生阴影。这些图像显示了一个典型的观看者如何直接将视线集中于眼部和脸部中心部位，而一个孤独谱系障碍患者的大脑则采取了相反的方式，几乎完全不免了眼部和脸部中心。
这些倾向扩展到不同的大脑对建筑的观看：注意一个孤独谱系障碍患者如何无意识地避免了窗户（或许暗示了眼睛）而一个典型的大脑本能地直接看向它们。（在上图中，眼动追踪数据形成了“热力图”，其中红色最亮的位置是观看者看得最多的。）
如今，在被称为生物学的年代的二十一世纪，我们对为什么ASD患者喜欢简化场面有了新的解释，他们确实有太多的大脑连接（或高度可塑性）。这种过载使他们难以控制自己的情感，甚至连在白天保持平静都很难做到。勒·柯布西耶有很好的理由些自己憎恶巴黎人行道的吵闹和拥挤，“我们必须杀死街道，”他在《走向新建筑》（1931）中高呼。他眼中的名儒城市以独立的塔楼，公路和无人的视野为特征，从一个孤独症的视角看，这种被整理干净，减少细节的景象就是更容易观看。根据这一功能障碍的特征，这变得几乎可以预测。
或许同样重要的，柯布在世界历史中极度动荡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成名，这给予了他一个特殊的起点。退休的医学博士 Anthony Daniels 声称：
我认为他的事业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可能，它使人们流离失所，对文明失去信心——它似乎是文明到达顶峰的结果。
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对其他现代建筑的奠基人也相当重要——理由因人而异。瓦尔特·格罗皮乌斯（1883-1969），在1930年代将现代课程体系带入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以及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1886-1969），为伊利诺伊理工大学做出同样的贡献，也都遭受了在德军在四年冲突中伤亡20多万人的兵役中造成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或大脑损伤。
今天的创伤专家知道“身体从未忘记”， Bessel van der Kolk 医生经常这么说，他是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创伤中心的创始人，也是享有世界声望的 PTSD 专家。（2014年，他出版了一本以此为标题的纽约时报畅销书。）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显示，长期和重复地经历濒死体验改变了大脑，实际上使之萎缩。战争的幸存者失去了将环境刺激用一种正常或“神经典型”的方法进行转译的能力，与孤独症类似的，这种功能障碍会严重损害他们理解和同情他人的能力。PTSD 患者倾向于回避眼神接触，而精神健康者总是寻求这种接触以控制情绪。
格罗皮乌斯的战争经历尤其可怕，他在西线严重受伤，在一次驾驶员中弹身亡的飞行中幸存。因此，当二十年后他在一个波士顿郊外（在马萨诸塞州的林肯，1938年）建设自己的家园时，在他经历军事行动之处的三千里之外，他将建筑设置在一个远离街道的偏远的山顶。它的正立面和整体形式像一个混凝土碉堡或捕鸭器，充满了平屋顶，暗门和分割窗等利于射击的要素。他的家庭办公室有一个前窗，窗台在地板以上四英尺多的位置——没有人能从室外看到室内的他，而他只有在站立时才能向外看（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壕不无相似之处）。一个战争老兵的大脑或许会永远将过去与现在混为一谈，永远努力寻找安全感，他的大脑受惊的下皮层，困在前线的记忆中，指导了设计中的每一步。
另外，由于这一精神障碍，他对学生在设计过程中“从零开始”的指导，或他认为建筑历史全然无关紧要的贬低，事实上是一种自我投射，因为对过去的回避是一种 PTSD 反应。“他在夜晚无法入睡，”一位大学讲师在近期参观他在马萨诸塞州林肯的家时说，这栋建筑如今为当地一个非盈利组织所有。失眠也是一个可预测的 PTSD行为。
尽管密斯·凡德罗在兵役中并未在前线经历军事行动，他时那一带被战争摧毁的青年德国人中的一员。13%在1880-1899年间出生的德国男性在48个月之内去世，数以千万的人受伤。《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期）》显示，朋友和同龄人的死亡也会造成PTSD。PTSD比原本设想的更容易产生。这一疾病指导1980年才进入《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那时已是几位现代建筑之父逝世的十年之后，但包括Van der Kolk在内的专家如今将称之为一种“安静的传染病”。
在20世纪为我们带来现代建筑的那些人有创伤性的大脑损伤和功能障碍，这有什么重要性呢？一方面，这一信息重新建构了我们对现代建筑如何形成的理解。我们现在能更好地理解，至少一部分地，为什么现代建筑看起来与旧的或传统的建筑如此不同：一些人际交往障碍者，拥有不寻常的“固恋”和情感控制，想出了这种建筑方式，并被一个满目疮痍，希望尽快埋葬过去的世界，和一个希望从中获利的经济权力结构推动。
认知科学家常说，“固恋推动探索”，这一断言是真的，无论我们的大脑是指挥我们的眼睛看向广告还是建筑，我们的大脑让我们无意识地观看或凝神注视的是我们有意识时会关注的地方。借助生物统计学，我们里斯上可以第一次“看见”大脑功能障碍，如孤独症和 PTSD 患者，并不以一种常规的方式感受和关注真实。因此我们也可以总结，不能要求患有这些功能障碍的建筑师提供人们需要看见，感受或自如居住的建筑的模板。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人们经常在现代建筑和城市环境周围所感受到的疏离感密切反映了 PTSD 和 ASD 患者常有的对他人的疏离。这想来很有道理：人际交际障碍者无法想出一个促进人际关系的建筑。
然而这里所有这些基础的精神科学也提示了另外一些新的，振奋人心和积极的东西——通往21世纪建筑的道路。这一新方向在于理解我们的大脑是36亿年进化过程的产物，也在于接受无意识大脑活动知道了我们有意识地行动的真相。承认人类感知是关系性的，适宜于一种社会性物种，书写了一个要求促进人类健康和社会福祉的建筑的新框架。
史蒂夫·乔布斯曾经说过，“对人类经验的理解越广，我们的设计就会做的越好。”诚然，如果这一指导原则能够将苹果带向成功的巅峰，想像它作为建设人类栖息地的基础，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翻译：Kaiyi L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