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有《梦的解析》的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说过，“ 在一个人的创意作品中可以找到关于他/她有关于童年时期的深刻记忆，而童年时期的经验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在他/她成年后的作品中得以重现。”
由此可见，从一位建筑师的实践中我们可以一窥他/她的成长经历。80后的中国建筑师是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出生的第一代人。伴随着他们成长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脚步。而这一代人，在中国翻天覆地的经济变化中长大。当成年后，他们纷纷尝试将自己对改革中的中国最初的印象融入进自己的建筑实践中。
OCAT上海馆于2020年9月28日至11月29日推出建筑展“空间规训：(后改革开放的)一些房子与(后世博的)一些建筑”。此次展览由梁琛策划，邀请到目前活跃在全国各地的十二组青年建筑师：范久江、郭廖辉、靳远、李伟、梁琛、刘晨、刘可南、刘阳、陆少波&刘一霖、水雁飞、王子耕、薛喆。
作为策展人梁琛长期空间研究项目的最终呈现，此次展览将围绕两条空间线索在OCAT上海馆铺陈开来——一边是建筑师们曾居住过的，并对自己产生深刻影响的普通日常构筑物（以下简称为房子）；另一边则是建筑师们成为执业建筑师后创作的建筑作品（以下简称为建筑）。每位建筑师会在展览中将其所选的房子和建筑中最重要的建筑元素（如地面、墙体、吊顶、门、窗、家具等）1:1地进行复原、建构。
家庭结构的变化和土地改革是两个影响80后这代人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随着邓小平在1979年和1984年提出并贯彻落实的改革开放的政策，80后的家庭成长环境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已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80后的父母那一代往往是出生于兄弟姐妹众多的家庭中，而大多数80后子女都是家中的独生女和独生子。因此，80后从小和父母以及街坊邻居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更加亲密无间。同时，伴随着经济改革而来的土地改革也使得土地的所有权从事业单位转入了工人家庭手中。房屋和土地的资本商业化让政府分配房和私人房屋大大增加。自此，人民手中对于土地的所有权大大增加。
初遇建筑的边界：高校教职工家属楼的防盗网
美国莱斯大学获建筑学硕士，多重建筑主创，建筑师靳远第一次获得对建筑边界感的认知，是在儿时和父母一起居住的高校教职工家属楼的防盗网上。防盗窗是八九十年代单位住宅楼的标准防护配置，而对于童年的靳远来说，带有锈迹的、如牢笼般的金属网带来的是关于“界面”的启蒙――原先整体的室外景象经过切割，被强置于有序的网格框架之上，是“界”亦是“面”。
经由这层界面的过渡，身体所处的空间也在相互矛盾的感知中被塑造：图像是离散的，而目光是凝聚的；躯体是静止的，而视线是跳跃的；家是安全的，也是受禁锢的。这一切，在日常的观看下，都使“出去”显得如此有吸引力。
在靳远成为建筑师后的实践中，他操刀的“木尔与COLMO的房子”也运用了窗户这一元素来设计建筑的层次。这扇西向的小窗是整个房间的光源，它古典的开窗比例让人想起绘画中的明暗对照:空间和事件的力量总是来自画布外的一束光，奥窔之处并没有被牺牲掉，而是变得更加深幽。因此，空间体量是在窗前阳光的路线上叠落而成的——窗框叠落出窗台，窗台叠落出座位(“炕”)，“炕”叠落出地面。这种叠落方式成为整个空间设计的形式逻辑。也许，当阳光穿过窗户照在他童年的石墙上，和阳光穿过面前的窗户照在此时的石墙上，也没有什么不同。
如今，对于远在广州的靳远而言，尽管家乡的高楼大厦不断崛起，而二十年来毫无变化的，只有不断锈蚀，不断换新的防盗网。四季流转，防盗网内的植物依然十几年如一日，欣欣向荣。
初识公共空间：国企水电部门的家属楼梯
亘建筑事务所合伙人、主持建筑师薛喆，第一次体验到公共空间是在姥姥家的简陋狭窄的水泥楼梯上。薛喆姥姥家的这栋楼建于 1978 年，是国企水电部门的家属楼。周围邻里常常在夏天的夜晚在这里纳凉。有段时间流行吊床，人们把吊床两端系在平台两侧的栏杆上，躺着的人伸出一条腿儿蹬一下栏杆，把自己晃起来，路过的人只有先制止晃动才能通过。
建筑师薛喆的童年，就是在这样无事可做，躺着，晃着，听着邻居家电视里的连续剧，身上都是花露水的味道中安然度过。神奇的是，薛喆从未听人抱怨过这个楼梯的不便。也许对于一个小孩来说，什么都是合理的，小孩总是能很快找到建筑的新功能。
在建筑师薛喆的实践项目一庭亭中，他也习惯将楼梯作为一个空间的向导，将人们从集中的空间引入离散的空间。楼梯在他的项目中扮演着一个转折点的角色，从公共空间转折到私人空间。在人们通过楼梯的转折之前，他们对转角后的空间一无所知。建筑师范久江希望由楼梯引起人民对于前方神秘空间的探索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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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建筑中的过渡空间：门廊
在久舍营造工作室创始人、主持建筑师范久江的记忆中，第一次体验到公共空间和私密空间之间的过渡空间，是在曾经居住过的奶奶家的一层入口阳台部分。范久江“奶奶的老宅”地处江苏省淮安市的一座建于1985年的离休干部宿舍内，四户共用一个院子，属于现在已经不常见的机关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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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级台阶的高差，让这个空间成为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以及内部房间与外部花园之间的过渡地带。在某段时期，各种公共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模糊交界部分都会在这里发生。老宅的门廊位于院子入口处，兼作门房和公共活动空间。随着时代发展，院内住户之间的收入差异导致空间上的分隔。1995年，院内竖起高墙，四户分开，门廊也从私人到公共活动空间的过渡，变成各家的私人花园。2017年11月，拆迁如期而至，场地从此荒废，如今只有范久江爷爷奶奶当年种下的两棵杉树还留在那里，枝繁叶茂。
多年后，范久江设计的度假酒店――“定海台房”位于浙江省舟山市，已于今年投入使用。此次复原建筑内部唯一一根独立出来的柱子:一根细不锈钢圆柱顶着一根工字钢梁，钢梁被四根悬索水平稳定，圆柱仅承受竖直重力。在这一项目中，建筑师范久江也在过渡空间的设计上花了心思，在室内室外空间中的留白空间，既激活了公共空间，也是他对同童年门廊记忆的一种寄托。
80后的中国青年建筑师是见证了家庭结构和土地所有权改革的一代人。他们生于一个充满了社会改革和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代。也许他们所生长的童年空间并没有充满美感，更多的是破旧和简陋。但是他们仍然在这样空间中获得了对建筑的最初感知，并在成为职业建筑师后将这一感知融入进自己的作品中。诚然，对于这一代建筑师来说，建筑的意义也许不在于外表的美感，而更多是在于对周遭空间变化敏锐感知。我们不禁发问，建筑师的启蒙是否远远早于建筑学院的训练？在当代建筑师的成长过程中，建筑的教育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现当下，我们生活在2020年。这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全球冲突的一年。在各种各样的“封城”行动下，每个人都被限制在了他/她的私人空间中，也许现在正是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周遭的时候。当我们左右环顾，去留意我们在空间中留下的生活印记时，我们又是否将空间可持续地利用下去了呢？百年之后，我们又将留给后代什么样的空间记忆呢？
建筑师，艺术家，以及本次”空间规训“的策展人梁琛，在面对人们如何被身边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这一问题上这样说道：
“2020年，全球爆发的新冠疫情所实施隔离政策使人类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第一次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被迫“困”于建筑空间之中，建筑所创造的边界被深深的强化。”
本文源自 ArchDaily 十一月主题：青年实践。每个月，我们会以文章、访谈、新闻与项目的形式来深度探索一个主题。您可以在此阅读过往月度主题内容。ArchDaily一如既往地欢迎读者的贡献；如果你希望提交一篇文章或项目，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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