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伊斯坦布尔设计双年展策展人Mariana Pestana：从时空上扩展

作者 Christele Harrouk | 译者 Milly Mo
于2021年一月, 20

在疫情下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持续变革中，第五届伊斯坦布尔设计双年展采取了新的展览方式。“相比于在有限时空内聚焦于最终成果的展示”，这次全球疫情蔓延为在更长时间段和扩展空间中展示新项目提供了机遇，与其说这是一次展览，不如说是“对城市内一系列永久性介入的数字化研究”。

该展览于2020年10月15日开始，通过创新展览方式，汇聚“再访同理心”这一主题下不同形式的作品。在实体展览的第一部分结束之时，Archdaily有幸与第五届伊斯坦布尔设计双年展的策展人、建筑师 Mariana Pestana对谈，探讨这届双年展主题的缘起，参展作品和参展人，以及全球新冠危机大背景下她提出的策展方式的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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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伊斯坦布尔设计双年展由伊斯坦布尔文化和艺术基金会主办（İKSV），Vitra提供赞助，并得到了土耳其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的大力支持，其致力于汇集那些在同理心基础上定义设计的新角色的想法和项目。继续阅读文章，可以从策展人的视角深入发掘这届伊斯坦布尔设计双年展。

关于Mariana Pestana与跨学科作品

ArchDaily（Christele Harrouk）：你能向我们介绍更多关于你及你的工作的信息吗？以及你是怎样成为一位在世界各地策划展览的策展人的？

Mariana Pestana：我是一名建筑师，我现在与Xavi Llarch Font、Carolina Caicedo和Suzanne O’Connell一起进行着一项名为“装饰工”的设计实践，我们在公共领域推动一些文化项目和干预计划，这些工作经常涉及食物和调配很多一起合作的参与者。与此同时，我还是一位独立策展人，最近刚刚合作策展了“生态远见者”的项目，该项目在多地参展，包括里斯本的MAAT，马德里的Matadero和伦敦的皇家艺术学院；我还策划了“未来起始于此”展览，该展位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也是我曾经工作的地方。

定居伦敦多年后，我现在搬到了波尔图。在所有项目中我都将虚构作为一种工具，为可能的未来赋能。虚构同时也是一种我称之为“极端好客”的方法论：基本上我是在尝试创造让更多人参与进来以探索更多可能性的系统。对于我来说，空间设计和策展意味着建造、原型以及植入虚构的可能性，意即那些并未在现实世界中被完全接受，但可以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于人群中试炼的想法。合作是我每个项目的立足之本，我喜欢和别人一起工作，并和团体一起原型化这些思想。

为了第五届伊斯坦布尔设计双年展，我邀请了Sumitra Upham和Billie Muraben加入我的策展团队，并聘请Maria João Macedo工作室进行平面设计、Future Anecdotes进行展览设计、Max Sterling进行声学设计。我还在伊斯坦布尔创建了一个策展小组，包括Nur Horsanalı，Ulya Soley和Eylül Şenses。这些人与伊斯坦布尔文化和艺术基金会（İKSV）一起成为了展览的核心团队，之后随着我们邀请的参展人的增加，队伍的规模也逐渐壮大。

AD：在当今世界，跨学科发展有多么重要？

“我相信跨学科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性问题是复杂且交织的。”

MP：设计有能力跨越尺度的限制，因此其也可以和不同的学科对话：一些当今最有趣的设计实验都与生物、传感技术、地质学、数字工程等其他学科紧密相关。而且设计对发生在其他领域问题的讨论也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因为设计可以帮助我们可视化、测试，并更好地想象一些融入日常生活中社会结构的创新看起来是怎样的，感知到的又是怎样的。

总体来看，我的工作探索的是科学技术领域和艺术设计领域的交叉点，提出针对性的研究问题：在我们面对气候危机和让现代社会变得如此复杂的技术革新时，如何更好地定位和引导我们自己。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我制作“如果……，会怎样”的原型，将虚构的命题可视化，创造公民参与的模式，邀请他们参与到对话中来。这个想法是为了将重大问题和辩论从会议室和实验室引入公众领域，希望借此培育批判性的公民精神。

关于伊斯坦布尔设计双年展

AD：本届伊斯坦布尔设计双年展与往届有何不同？你又是如何回应当今世界的大变局的？

MP：本届双年展在方法与方式上与往届不同。我想先从方式说起：本届双年展没有提供展览，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数字化项目、一系列城市中的永久性介入装置，以及一个研究项目。这些方式结合了不同类型的观赏方式，让游客遍历媒体，邀请他们决定自己的立场。在数字化部分中，“严肃厨艺秀”是一系列从一种食材、一份菜谱或一件厨具开始，进而通过设计揭示地缘政治、生态或社会经济背后的故事的影片、讲座和表演。为了让你对展览中将会看到什么有个大致概念，我简要介绍下部分参展作品：Linda Schilling的影片反思了智力牛油果的生产和消费对生态系统的影响；Meiller Schang的“肉盒”用建筑类型学的方法描绘了养牛业的支柱之一：屠宰场；MOLD和Yardy World制作了一部宣言式的影片，鼓励我们更严肃地思考自己作为食客所拥有的力量；Depatriarchise Design带我们走近日常厨具背后的杂文式叙事；而Vivian Caccuri向我们揭示了蚊子与糖料种植园之间意想不到的关联是如何塑造了18世纪拉丁美洲人的精神、健康和音乐，并使其成为一段独特的时间的。每个周日，我们都能在家里通过双年展网站和e-flux建筑平台观看一部新的影片。我们邀请所有人成为观众，或是一个潜在的厨师，但首先应是一个具有评判精神的厨师。

在研究部分中， “陆地与海洋图书馆”存档了地中海盆地的10个项目。空气、土地和水资源曾经是公共的，未被商品化。如今这些都已成为了资产、被行使管辖权的区域，或是政治冲突爆发的地区。伊斯坦布尔坐落于地中海盆地，这是一片被内海所限定的地区。我们认为这个计划应关注那些探索陆地与海洋间更少的可见关联的项目，或聚焦粮食主权问题。参观者可以在图书馆中预订一个位子并成为一位研究员，在主题与存档的文件间建立联系。“新公民仪式”邀请人们执行新的协议，制定新的礼节，与超出他们种群范围的物种建立联系：从博斯坦斯土壤中的微生物到王子群岛上的鸟类。这关乎在超出人属的类别外承认公民权，扩展我们对空间的认知，将多种物种和有机体囊括在内。最后，在哲学部分，“同理心章节”是一系列扩展个人对于同理心理解的影片。他们曾在佩拉博物馆展出，今年晚些时候会上传到网络平台。

“关于方法，我们决定从时空上扩展这届双年展”

相比于在有限时空内聚焦于最终成果的展示，我们决定赌一把新的开始——以双年展为契机，开启长达6个月的新项目，这些新项目将在不同的情况下被审视。我们将室外展区扩展到整个城市，甚至是伊斯坦布尔的亚洲一侧；通过支持一系列正在进行和新启动的活动家的项目，将展览涵盖扩展到地中海，并针对全球观众扩展了数字内容。对于每一个项目，根据其涉及到的观众群体，我们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例如，“新公民仪式”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在城市中留存的时间超出了双年展的举办时间段。为了达成此目的，我们与市政厅和社区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确保项目在双年展之后仍旧如常展示。另外我们为这届双年展创立的年轻策展人团体是很重要的。我们委任了三位伊斯坦布尔的策展人：Nur Horsanalı，Ulya Soley和Eylül Şenses，他们在维护与我们共事的设计师和特定群体或相关城市的主办方的关系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工作非常重要，因为双年展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使设计师、从业者、公民和其他人之间知识的交流成为可能。我也从不相信将展览内容凭空叠加在一座城市的方法，我相信对每个项目的关注和培养以及为了迎接项目落地所做的前期准备工作对于项目方和主办方都是很有价值的。

关于你对于因应时局的问题，展览的主题在疫情大流行前就确定了，但是之后可能得到了新的回响。疫情大流行使社交隔离成为常态，我们才刚开始理解其在心理上带来的后果。而且疫情揭示了当代社会很多脆弱的方面，从错误地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到全球产业模式的不堪一击。疫情大流行让我们更加意识到气候危机的严峻，以及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现时是何其重要和关键。

“本届双年展的主题确实回应了我们在当下所面对的一些焦虑，因为展览鼓励我们批判地思考我们与其他事务或群体的关系，不管是人类还是诸如生物的、细菌的和地质学的其他主体。”

我相信这是极具挑战且特别的时刻，因为全世界都在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因此，我们又关注了所有项目中的食物问题。食物是最普遍且最急需的主体，但是我们并未对其足够重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食物问题放在这届双年展的核心部分讨论的原因。例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对土壤使用的报告显示，保持全球平均气温处在人类生活的安全范围内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的饮食习惯和食品生产发生巨变。

关于双年展的主题

AD：今年的主题聚焦于同理心。为什么第五届伊斯坦布尔设计双年展会选择这个主题？其目的何在？你又希望达成怎样的结果？

MP：有句话叫“设计不仅是为了个人”，我想要开展一种不光考虑其直接使用者或客户，而且涉及任何设计过程都存在的诸多部分和复杂纠葛的实践。我想要捕捉为了多重主体、尺度和视角而设计的思想火花。

“我的目标是雕琢一个负责任的空间，并培养一种追求超越人类本身的文化。尝试认识基于同理心的设计应扮演的角色：作为感受协调人的设计，将关怀作为主要目标来实践的设计。”

这意味着设计师需要接受敏感、委婉，时而具有治愈功能的形象，以便联结彼此，联结人与自然万物。

100多年前，Violet Paget（Vernon Lee）写道过，同理心即是寄情于物。这个“物”可以是一个实体或一处景观。同理心是感受在物与人之间传递的过程。“同理心”这个词由德语“einfühlung”翻译而来，其字面意思是“深入感受”。同理心寻求获得情感从一个主体转移到另一个主体的能力。尔后其获得了新的意义，现今同理心被广泛认为是理解、获取或模拟他人感受的能力，而并不涉及物体或自然世界。从生理学角度来看，我们总是感性先于理性，合作先于独立。人类进化和文化的正规历史关注理性成就、解决问题的智慧和发明。他们忽略了情感和感受在其中的角色。但是正如神经科学家António Damásio断言：原因和智慧的目的在于关怀，因为关怀是生存最基础的方面。如今我们广泛意识到非人主体的代理与权利，不管这个主体是植物、动物、微生物、菌类、矿物还是水体，但我们不知如何关怀他们，我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重访同理心这个概念可以开拓社交的新形式，创造公民权的新模式。另外，同理心在当下获得了尤其多的反响，因为我们在封锁和隔离中被剥夺了与他人社交的机会。

AD：取名“再访同理心”，这样的主题将设计作为情感的中介。参展方又是怎样回应这样的假设的呢？能跟我们聊聊更多关于他们的提案的事吗？

MP：现下全球病毒肆虐导致了社交隔离的状态，并加速了已经发生的社会分散化。现在我们通过新的视角观察世界，被一个人都被分割成了最小个体。这反而凸显我们曾经是多么社会化和相互依存，但这种情况已无法挽回。社交隔离所带来的心理影响还未被完全记录、定义和证实。但是我们已然能感到曾经司空见惯的关怀和情感被剥夺后产生的影响。而且我们也怀疑病毒一开始传播源于一场生态效应的巨大危机。尽管深知我们正处于一场生态危机中，大家还是对每天通过新闻传递给我们的数据和确诊数产生了免疫。我们需要从情感上体认生态危机。因此我认为同理心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需要将情绪、感受、关怀和亲密关系代入设计的方程式中。

“我们需要重新评估设计流程和目标，以便他们不光惠及所处的周边环境，还顾及无数的地点、事物、种群和被新的设计生产方式间接影响到的种种。”

你关注的问题让我想到了感知和观点。我对设计如何作为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协调工具以及设计如何作为感知世界的工具这类问题有浓厚的兴趣。但我也关心这样的感知方法会揭示怎样的视角和观点？它能使我们与元素、事物和我们不常建立联系的活物关联起来吗？这样的联系会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同理心吗？例如，作为“同理心章节”的一部分，我们在佩拉博物馆放映了Calum Bowden的影片，将你带入一趟体验地球深处有争议的生命起源假说之旅。故事的视角在人类、细菌、地质学和机械的视角间来回切换，破译关于生存在暗无天日的极端温度和压力条件下的微生物的科学之谜。“新公民仪式”中有一个置于Besiktas码头的装置，是由Soft Baroque设计的名为“点云”的座椅。当机器“阅读”现实时，它们创造点云，这些数字节点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三维形状。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机器和软件不光能“阅读”现实，还能生成新的形式和设计。这些家具受此类技术进步的启发，邀请你去思考机器眼中的世界是怎样的。另一个“新公民仪式”中的装置将于四月安置，由Orkan Telhan and elii设计。这是一个以微生物视角介绍伊斯坦布尔社区花园（bostans）复杂历史的平台。这个装置创造了一种新的“口述文化”，其将会分发发酵包而使微生物结果——成为微生物、配料和食谱。这种微生物文化将会于发酵食品（boza、酸奶等）和游客们的胃中存续下去。

“游客们成为了那种历史的守卫者和传承者。”

我们希望这个装置使观众去体验，去共情，并在当下的生态和社会政治现实中了解关于花园的遗产。所有这些项目都要求深入的研究进程，涉及到生物学家，实验室和软件等多方面。这最后一个项目是与Kokopelli Şehirde，Nadas İstanbul和Kuzguncuk邻里协会合作的，开启了一段非常有趣的历程。我们会尽快于4月公布这台装置的新发现！

关于现场展示

AD：现场展示即将结束，你对这次展览的总体印象如何？我们应该对2021年4月将要结束的双年展收尾作何期待？你对最终的结果抱持怎样的希望？

MP：我们现在已完成了现场展示的第一部分，但是在4月我们将会再发布“新公民仪式”的5个项目。我已经提到Orkan Telhan and elii设计的伊斯坦布尔微生物果实，我们还将会发布一座名为Buyukada Songlines的漂浮花园，由Studio Ossidiana设计。它建造于一艘驳船上，满载植物，土壤、昆虫、鸟类和人，在Marmara和Bosphorus的岛屿和海水间拖曳。这座花园就像是一座浮动的大使馆，收集植物、人工制品、事物和9座岛屿的故事。这将是一座跨物种的建筑。除了这个项目，我们还会在Kuzguncuk花园安置一系列作为公共工程的食物储存点，一个由Martí Guixé设计的太阳能厨房，并推进一个由Sandi Hilal和Alessandro Petti设计的大树学校。在4月我们将会发表一本记录这次双年展所有项目和思考的书籍。现在分享我的总体印象似乎为时尚早，不过我对目前的成果感到非常开心。

这是一届更小的、进展更慢的双年展，但也是十分专注的一届。一个人可能会在各个项目间迷失，因为它们都太深刻、复杂和丰富。……你在这次双年展中看到的作品都很私人化和理想主义。我认为正是因为这样，这些展品变得非常特别。作为一个整体，这些项目为设计提出了一种新范例：这种设计用同理心关注他者，无论其是否是人类。

“我相信我们邀请而来的每一次实践都是一次激进的实践——意即，在他们的行动和变革的意愿下有清晰且连贯的思考。”

AD：你是如何使现场展示满足所有与新冠肺炎有关的限制的？这届双年展的进化在你看来怎么样？

MP：在面对疫情大流行带来的诸多持续变动的变化和规定时，我们设计了一套适应现状的程序，而不是去抵制和忽视疫情。双年展是那种聚集大家于同一地的活动，这通常还涉及到一些部件的跨国和跨大洲运输，以及频繁展示多年前已经完成的工作成品。疫情大流行让我们得以彻底重新思索这种模式并问自己，一届需要更少的运输和长途旅行的双年展将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不去展示已完成的作品，而是推广正在创作的新作和研究成果呢？所以，我们提议这届双年展在本地生产和创作，视其为开始与伊斯坦布尔市民对话、并为他们设计的新项目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