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普林尼的说法，据罗马皇帝提比略的医生叮嘱，每天必须要吃一种瓜果。为了在家乡卡普里岛全年都能种植这些甜瓜和黄瓜类的水果，提比略亲自指导了“镜式温室”的施工：“（他）将种植床架抬高，装上轮子。如此，就可以随处移动黄瓜，且阳光不受遮挡。到了冬天，再将其收回，放在镶有镜面石的玻璃框下保护起来。”
这就是《温室：玻璃下的花园》一书的开篇。作者Alan Stein和Nancy Virts是马里兰坦格伍德温室的联合创始人，他们调查了欧洲、北美以及世界范围内温室建筑的演变，同时文字辅以精彩的图片。温室是全球贸易、帝国主义和技术创新的产物，它代表了建筑和景观结合的历史飞跃——通过控制太阳光来延长植物生长季节。
继“镜式温室”之后，直到15世纪晚期橘子到达欧洲时，对越冬植物的下一个伟大创新才出现。称为“橘式温室”的木石结构可以使柑橘免受低温的影响。起初，这些建筑仅仅是功能性的，但后来变得越来越夸张，在17世纪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达到了奢华的顶峰。那里，橘式温室长492英尺（约150米），高42英尺（约13米），有双层窗和厚墙，为1000多棵橘子树保暖。
然而，诺森伯兰郡的第三代公爵休·珀西对一个“普普通通，石头和玻璃的橘式温室”并不满足，他需要一个可供其收藏异国植物的建筑——“大不列颠在其不断扩张全球帝国下的花卉红利”。
幸运的是，19世纪工业进步的洪流使制造玻璃和金属工艺的新方法价格低廉，惠及各处。标准化亦提高了建设速度，降低了工程造价。有了这些作保证，在1827年的英国，查尔斯·福勒设计了珀西公爵的锡恩公园大温室（Great Conservatory for Percy’s Syon Park），这是第一座由无数玻璃搭建起来的铸铁结构温室。
随着材料的创新，温室的作用亦发生转变。它不再是取悦富人的花园，而是成为研究其中植物药用和工业价值的中心。这种转变在1848年英国皇家植物园的棕榈屋（Palm House at the Royal Botanic Gardens）以及伦敦裘园（Kew）中尤为明显。温室不仅首次在如此大规模的建筑中使用了铸铁，而且还免费对公众开放。裘园的研究中心还是世界各国温室的典范。
如果棕榈屋标志着应用铸铁材料的转折点，那么约瑟夫·帕克斯顿设计的水晶宫（Crystal Palace）就是使用玻璃的转折点。这座“革命性的模块化建筑”是1851年世博会的展览厅，占地19英亩（约7.7公顷），高168英尺（约51米），周围还有若干棵榆树。大型窗框生产实现了玻璃量产化，而机器化生产使得玻璃安装更为统一、低造价和快速。继14000多家参展商和600万观众参加了国际世博展览会后，一场温室建设狂潮席卷了世界。水晶宫的光线、开放空间和建筑设施给后来的建筑、建筑与室外关系都带来了启发。
19世纪后半叶，同水晶宫类似规模的温室遍布整个欧洲，形式和细节上越来越精致。作为“炫富和大学从事研究的一种方式”，它们似乎提供了一种可以接受的炫耀性展示。英国温室设计的影响来自捷克共和国1845年的莱德尼斯城堡温室，1880年的维也纳美泉宫的棕榈屋温室，以及更靠南部的马德里和米兰。
北美的温室也仿制了英国温室的模式。他们没有国王，但他们有自己的殖民主义烙印，“和欧洲人一样，美国人也需要地方来保存和研究已经发现的东西。”纽约在1853年建造了自己的水晶宫；旧金山在1879年建了鲜花温室；1893年的匹兹堡则有菲普斯温室。温室还与“城市美化运动”结合在一起，后者带有浪漫风格的公园就包括巴尔的摩和芝加哥等地的温室建筑。
在这一进程中，正如Marc Hachhadourian和Todd Forrest在该书引言中指出，“温室设计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培育稀有、奇异、有用和美丽植物的痴迷史。”如其所言，这是一部精英史，因为那些以种种方式痴迷于这些植物的人通常都有钱有势——这在该书中是非常清楚的事实。但同样，温室设计的历史归于那些温室的劳作者，工业革命时代的工人，以及温室植物被掠走的地区—美其名曰“新发现”。
作者们并没有回避温室历史背后存在的“帝国式刺激”问题。他们重点指出，在“橘式温室”盛行的年代，欧洲和美国的“橘式温室”主要区别在于劳动力：美国的“橘式温室”是由被奴役者建造和维护的。然而，这本书除承认并揭露类似事实外，还更进一步。正如美国景观协会理事的 Kofi Boone写道：“如果将景观建筑学描述为对种族、阶级、性别和权力变动的认可，又会怎样？”如巴尔的摩的德鲁伊德山公园，是彼得斯·罗林斯温室（建于1888年）所在地，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是一所为黑人和白人提供强制隔离的游乐场所。如此种族划分对参观温室的游客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研究温室历史也促使我们去探究它们今日之用途，因为我们正在努力制定超越过往帝国及殖民地时代的新方式。大多数历史建筑都正确地致力于教育和研究目的，并与新建建筑一起，早已成为努力研究环境的领导者和促进生物多样性的管理者。例如，伦敦裘园在保护东北红豆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是一种可以提取抗癌药的尼泊尔植物。尽管如此，这些方式也有同样问题，可以被视为产生这些建筑世界观的当代化：一种收集、“保护”、控制和系统化异物的世界观。
现代温室建筑，就像其先辈一样，体现了技术进步和趋势。1989年的伦敦裘园威尔士公主温室，也是一个现代研究机构，因其在节能方面的贡献而得名。1992年，巴黎雪铁龙公园的两所温室依靠支撑玻璃表皮的张拉索而建。2018年，亚马逊集团在西雅图建成新总部“Spheres”，将自然引入办公环境，因此员工可能“更有合作精神并创造性地思考”（当然也有更多愤世嫉俗的解释）。
然而，如果现代温室可以植根并尊重当地场所和文化，而不是对其掠夺，会如何呢？这本书中列举了南半球为数不多的几个温室，其中一个是2012年的新加坡海湾花园。体验气候变化是云森林的主题，游客可以在这里攀登135英尺高（约41米）、植被茂密的云山。登山径蜿蜒而过不同的区域，其中有“失落的世界”、“地球检查”和“+5度”等，每个环节都揭示了气候变化对植物灾难性的影响。
人类学对地球的改变可能本身也改变着对温室的态度。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痴迷于将植物从栖息地剥离进行培育，这也是造成气候危机力量的一部分，结果证明是一种先发制人的补救措施：现代温室在本属于自然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的确，从当下的视角来看，对温室的考察确实让人想起了过去。在新冠肺炎肆虐的时代，谁会选择室内自然而非室外自然？但这个时刻很可能会过去，《温室：玻璃下的花园》一书为温室建筑在当代世界的作用提出了颇具说服力的论点。两位作者有对建筑的激情，对建造和维护这些建筑所需敬业精神的赞赏，同样还有使读者信服的魔力。
原文刊于《The Dirt》
译者：王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