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地，新一代建筑师正在挑战着旧秩序，并给以前无法获得专业建筑服务的群体带来改变。本文是系列文章中的首篇，介绍了这种新型的实践。它将事务性的客户关系引入更深层次且基于信任的协作中。我们可以称之为协作型建筑。
几个世纪以来，住宅和聚集空间大多是由居民建造的，没有建筑师或建筑专业人员的参与。这些通常被称为乡土建筑[1]，它们以当地实际能力和可负担资源为基础建造起来。在这些限制条件下，自我建设者往往不得不调动人际关系，使用当地材料和建筑技术，甚至调动家人和邻居一起参与建设。今天，这些“共同协作”的做法仍在世界各地延续着，使人和社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将他们与共有遗产和土地联系在一起。
在上个世纪，现代建筑知识、技术和大量生产的工业材料主导了空间的生产。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标准的培训，合格后走向世界，成为一名专业人员。正如现代充满效率的社会，建筑专业的世界由明确的角色和责任组织起来，客户、设计师、顾问、经理和承包商根据合同和经济关系进行合作。
当今的专业建筑和乡土建筑就像是两支向相反方向射出的箭。专业建筑发展为不同的专业，随着这些专业方向变得具体化，它们也离人们的普遍需求越来越远。正如Paul Polak所说，世界上90%的设计师花了他们所有的时间去满足世界上最富有的10%的客户的需求。尽管此后全球贫困率有所下降，但这一比例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大多数受过训练的专业建筑师仍然主要为少数特权阶层服务。
但是已经有相当多的建筑师和专业人员在努力进行改变。近几十年来，“人本建筑”和“与90%共同设计”无疑为人道主义建筑铺平了道路；咖哩石基金会和阿迦汗基金会的奖励和倡导持续为公众带来新的社会实践体验。“发展中的建筑”进一步传播了这些社会实践的认识，发展出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合作机会的专业人员网络。
这是一个有自身法则的既存环境，是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极其复杂的实体。[…] 所以我们关注的是建筑师对建筑环境的参与，而非群众对建筑师工作的参与。
—— John Habrakan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生、毕业生和从业人员都倾向于卷起袖子，参与到当地社区的建筑实践中去。在过去的十年里，从厄瓜多尔到英国，从荷兰到印度，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我们能够看到新型的“协作型”(DIT)建筑。在不妥协的建筑师的主导下，涉及到多学科集合的协作建筑不断扩大影响力，吸引了众多志同道合的建筑师。那么，这种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十年来，社交、众包、融资和协作平台在建筑领域蓬勃发展，创造了更多用户生成的内容，增加了用户参与度。数字技术不仅提供了新的线上基础设施，还激发了新的学习、协作和组织[2]的方式。新型的协作型建筑挖掘出了数百年来难以触及的专业知识和资源。除了流动的社交网络，协作型建筑还挑战了现存的系统，并为协作创造了以下这些新的条件：
- 打破了传统的设计师-客户关系：与其囿于当前商业模式，何不参与社区的建设，从而发现新的增值方式呢？
- 颠覆生产者-消费者的阶级划分：如果社区负担不起市价，何不转移我们的资源和责任呢？用社区内的建设者取代承包商，并自己参与施工，用当地采购的材料取代工业产品，用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取代顾问。
- 从全球到地方，从大到小的转变：与其去偏远的村庄旅行，何不去了解当地社区的遗产和它们所挑战呢？何不为世界另一端那些抽象的、巨大的项目做出贡献呢？
协作型建筑提供了一个试验场。在这里，现代与草根、正式与乡土、专业人士与自我建设者得以相遇。人们将不同的技能、社会文化背景和生活经验聚集与一个实体的基地上。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世界里，面对重大的社会、人道主义和生态挑战，“共同协作”可以成为人们所寻找的、具有价值的团结感和归属感的答案。
但是，协作型建筑可以扩大规模，从而不仅影响农村，也对城市社区产生影响吗？可扩张的协作型建筑能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紧迫的社会和生态挑战吗？
其中一个具有可能性的解决办法是采用系统性的手段，将大量多元化的人才、技能和资源集中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提升建筑发展水平、建立数字基础设施的原因，从而促进自我建设者、专业人士、非政府组织、公司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否则，相互不可见的参与者们将无法取得彼此的知识和资源。
本文是一篇与Architecture in Development的合作文章。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通过真实的例子探索定义协作型建筑的特征，它们给那些无法取得专业服务的群体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
[1]乡土建筑是一个有丰富内涵的术语。在建筑理论中，主要关注是如何做和做了什么，而不是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啧希望更多地关注乡土建筑的建设意图和过程，而不仅是它的美感。
[2]“开源建筑”、“维基住宅”、“众包建筑”都是由数字技术启发的新型运营模式的范例；数字化的共同创造过程使新型“参与式设计”、“社区设计”的兴起。
译者：张心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