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的贝鲁特：在受爆炸重创的土地上，人民自主推动着重建工作

作者 Christele Harrouk | 译者 JojoJi
于2021年八月, 16

一年前，即2020年8月4日，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非核爆炸摧毁了贝鲁特市近一半的土地，撕裂了港口和首都东部。这是现代最大的城市悲剧之一，共造成2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约30万人无家可归，8万多个商贸、居住和公共场所受损，甚至还波及到了邻国。贝鲁特市很多建筑的外墙、框架和玻璃都在爆炸中受损，还有很多其他建筑被完全炸毁。爆炸给该市造成了约15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这对于面临新冠疫情、政治和社会动荡以及经济崩溃的多重冲击下的贝鲁特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一年过去了，贝鲁特市的变化很小，贝鲁特人民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这座城市现存的一切仍然让他们想起那一天。民众质疑的主要问题仍未得到回答，政府机构几乎没有任何救援或行动计划。相反，在国家完全缺席的情况下，民众群体站起来自己动手进行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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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专门从事建筑和室内摄影的黎巴嫩摄影师DiaMrad的镜头，我们可以看到灾后一年真实的贝鲁特——依然屹立着的粮仓，重建行动的缺乏和城市治理的替代形式。

首都的粮仓

在地平线处，爆炸撕裂了48米高的粮仓（布鲁特海岸的组成部分）的东立面，留下了一个直径约124m、深度约43m的坑洞。一些专家认为，粮仓幸存下来的坚固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庇护了首都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吸收了大量的爆炸冲击波，保护了这座城市免受更大的毁灭。这座结构奇迹建于1968至1970年间，负责储存黎巴嫩85%的粮食。起初共有42个圆筒形粮仓并置，1997年修复工程期间又增加了更多筒形体量。这座当时中东最大的结构体是由黎巴嫩工程师Jacques Nasr设计，由捷克公司Průmstav施工建造的，最初设计是考虑到要满足大规模的储藏需求。瑞士工程公司Amann Engineering的一份报告强烈建议彻底摧毁这堵钢筋混凝土墙。该报告称，这堵墙虽然保留了原有的形式但严重受损，有倒塌的风险。据报道，其混凝土桩“严重受损”。

正如Dia Mrad所说的那样：“它们是艾希拉菲区（Ashrafieh）被彻底毁灭的可怕灾难的纪念碑”，这些粮仓最近一直备受争议。在粮仓的拆除与保留的问题上，民众意见不太统一，部分人赞成保留这一具有纪念意义的标志性构筑物，也有不少人主张从贝鲁特的天际线上抹去这一创伤。这场关于集体记忆的争论在慢慢权衡着各自的利弊，而建筑师们则一直致力于纪念馆的设计、国际竞赛和自上而下的总体规划，忘记了灾难带给当地的影响。重建工作被推着向前，然而很多人没有去尝试新的策略，而被千篇一律的老方法困住，只想着把未能解决的问题“浪漫化”。事实上，爆炸过去一年后，民众每个人都还无法忘记这场灾难，为什么这样一个仍在伤痛中的城市需要一座纪念碑？既然民众可以自主决策构思城市的未来，为什么还需要国际竞赛？既然民众自下而上的自治性重建已被证明行之有效，为什么还需要强制实施新的总体规划呢？贝鲁特有其他需要优先解决的事情。

缓慢进行着的重建工作

今天的贝鲁特很大程度上只依靠民众自发性和替代性的治理工作。由于缺乏更长久的愿景，政府寄希望于国际援助,因而也不采取相关的行动实施改革，这座城市只是看起来比一年前更“整洁”而已。整体上看去，街道上没有碎石和玻璃，建筑物上覆盖着塑料的防护罩，街坊里到处都是脚手架。但当你走进看时，你会注意到，一切看起来都还是悲剧发生后的样子。

分配给非政府组织的资金不足以弥补爆炸带来的巨大后果，特别是在经济崩溃和材料成本增加的情况下。因此，安置民众、填补房屋缺口、局部性修复和安装门窗被视为重建的首要任务。为了根据情况尽可能快地推进重建工作，并分摊工作量，多项举措汇集在一起：从修复住宅和商业建筑，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和小企业，再到全面性的翻修。

对于历史建筑来说，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它们需要更多的财政资源和专家的干预。大约 600 座可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时代或建于1930年至1970年间的历史建筑遭到严重破坏。贝鲁特遗产协会一直致力于该市周围几个重要历史建筑集群的修复工作。爆炸在MarMikhaël、Rmeil和Medawar街区造成了重大破坏，尤其是沿海岸的建筑集群——面向港口，是著名的蓝屋（Maison Bleue）的所在地。尽管如此，在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下依然有很多受创的历史建筑未得到妥善处理。

替代性系统和民用基础设施

非政府组织（NGOs）承担起了政府的角色，创造了一种人民自主的力量，该组织具有一定的财政支配能力。社会动员了民众，创造了另一种治理体系。有人问，单靠社会自己能妥善完成重建工作吗？理论上其实是不可行的，特别是大量的资金和援助需要依赖政府机构这一实体，但是如何将这一现实传达给民众呢？至少现在，民间组织仍是重建工作的唯一希望。

2021年威尼斯双年展的黎巴嫩策展人Hashim Sarkis在接受ArchDaily采访时解释说：“爆炸后民众蔓延的愤怒主要集中于导致这次爆炸的腐败和忽视上，但爆炸带来的问题也与贝鲁特的城市韧性有关”。Sarkis认为贝鲁特已达到其韧性极限，因为它是在1990年代在没有公民基础的情况下重建的。他补充说：“我们修建了高速公路但没有建造公共交通，建造了私人空间但没有建设公共空间，建了新的医院却没有公共医疗系统。”考虑到如今布鲁特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找到一种方法将基层民众的力量联合起来，对城市的未来提出更大胆的愿景，而不是将这些力量分散和私有化”，建筑师们提出了一个城市民用基础设施的新提案，该提案是从民间社会的集体愿景出发的。

民众团结到一起是一种反抗行为，反抗城市的失职。过去几年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加上最近2020年发生的事件所造成的伤痛，将贝鲁特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紧密。这种共同的痛苦正在转化为一种集体记忆，它将永远定义这个群体的底色。作为一个国家，为了渡过这一难关，首先应该实现社会公正。此外，尽管建筑可以重建和替换，但社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愈合，特别是在没有对相关人员进行有效定罪和问责的情况下。因此，无论有多少建筑物被翻修，无论社区如何试图集体性地抚慰其创伤，如果社会正义得不到实现，这座城市将继续处于悲痛和挣扎之中。

译者：项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