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筑师报本周的重印中，专业研究住宅和健康的城市学家 Karen Kubey 提出了一个问题：城市公共空间的诞生是“被发明的还是通过协商”得到的？这篇文章的观点基于 Mariana Mogilevich 所著的新书《公共空间的诞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公共空间是否是城市中协商的产物。
目前关于纽约公共空间的争论——比如滋生传染病的街巷的未来，或警察在华盛顿广场公园执行的宵禁管理，主要认为这些公共空间应当是属于每个人的。在这些论述中，公共空间被视为具有内在的民主性，也是我们歌颂城市多样性与包容性的地方。然而 Mariana Mogilevich 在她的书中却颠覆了这种观点。《公共空间的诞生》对原有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即城市开放空间相当于一种“纯粹的、普遍的商品”，这种观点的群众基础可以追溯到古雅典的广场集市。书中对公共空间诞生的历史轨迹作出了修正和提炼，并提出这种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名无实的空间诞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John Lindsay 担任纽约市长的期间。
Mogilevich 坚持这一观点。“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纽约市并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公共空间’”她在书中写道，“当时并没有人这样称呼这种空间，不管是在纽约还是在别的城市。”直到通过各种包容性空间营造和公众参与的实验后，我们现在通常所理解的组成“公共空间”的各种空间的集合——包括公园、广场、空地、人行道、水滨和街道，才开始以“公共空间”的名义被人们所认知。这些举措在当时城市危机的背景下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当时大大小小的设计方案都可能开启一扇通往乌托邦的大门。“每个空间” Mogilevich 写道，“都不是作为城市内的一部分或城市之外的空间来设计的，而是作为城市整体的一种隐喻。”
Mogilevich 在书中详细介绍了至今仍对建筑与城市规划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那些空间与政治实验，从而展示了城市生活中过去和现在的主要威胁是什么。《公共空间的诞生》引导读者将城市视为一个由人们不断协商而得到的产物，而不是一个静止的物体。事实上，这本书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各类人群的画像，如城市官员、普通居民、设计师和顾问等，他们对于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应该被怎样使用以及应该被谁使用都有着自己的设想和理念。在书中， Mogilevich 鞭辟入里的文字自始至终都在用一种具体的方式向读者传递复杂抽象的概念和历史，让读者有机会从书中不同角色的视角来观察和思考问题。
Mogilevich 在书中并没有分析公共性的这些问题——比如谁真正拥有这些空间的所有权，而是重点关注设计背后的过程，并将这些空间称为“物质的、有生命的空间”。书中介绍了战后时期蓬勃涌现的城市设计潮流，并展示了这些设计理念是如何指导 Lindsay 执政时期的规划师和城市学家进行“开放空间实验”的。书中对这些实验进行了深入研究，每一章关注一种空间类型——从住宅区广场与口袋公园到步行街和水滨景观。通过一系列戏剧性的情节描写， Mogilevich 以心理学、公众参与和城市尺度为三条线索，展示了雄心勃勃的城市理想如何与现实相结合，最终得到既落地又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结果。
城市设计作为公共政策
在阅读 Mogilevich 的研究成果时，建筑师可能会对 Lindsay 执政时期设计师所拥有的权利和影响力垂涎三尺。 Lindsay 于1965年以自由派共和党人士身份被选举为纽约市长，并于1969年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再次当选。他清楚地明白：空间是政治的空间，政治是空间的政治。他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在当时大规模的移民和郊区化浪潮中，大约有一百万黑人和波多黎各居民在1960到1970年间搬到了纽约，同时又有相近数量的非拉美裔白人迁出纽约——因而这座城市经历了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并呼唤着种族平等。而这一系列城市危机源于 Robert Moses 在长达数十年的执政中所推行的自上而下的城市转型和更新计划。
Lindsay 别出心裁地将城市设计与公共政策画上等号，并以此来改善城市的现状。在一份城市住房危机的白皮书中，他承诺将“让这座城市的住房、公园、社区设施都真正为它的居民服务。” Mogilevich 将这一举措称为“一种有趣、自由和多样性的典范——召集设计师和规划师都参与到市政实验的协商中来，从而创造出能够证明这一点的空间”。 Lindsay 首开先河，在政府的城市规划部门设立了城市设计小组，作为“设计实验室”。这个小组由15位建筑师组成，负责各种设计和规划方面的研究，进行设计审查，并协调各个私人的发展。
这是一个属于 Thomas Hoving 这样充满创意的政府官员的时代。30多岁时， Hoving 仅仅凭借一份白皮书，就从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中世纪馆工作的艺术史学家，一跃成为城市公园局长，这在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Mogilevich 写道，在被忽视的地区和边缘社区建设游乐场的设计草图，将发展成为一种基于“学习和自我实现，而不是标准化和一致性”的意识形态项目。在 Hoving 的推动下，纽约在中央公园举办了多场“特别活动”——如公众参与的化妆派对和舞蹈比赛，并由 Richard Dattner 等建筑师设计建造了许多供市民休闲娱乐的游乐场。
在 Hoving 竭力重塑城市的娱乐型景观设施时，政府的其他人则在早期的人行道咖啡馆规范和步行区的实验中取得了进展。 Lindsay 任命了一个人行道咖啡馆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建议通过隔绝寒冷气候的围合手段“将人们带回到街道上，从而降低犯罪率”，同时城市设计小组甚至开展了如何给第二大道的户外餐饮设施制定设计规范的研究。当时 Gay Talese 曾讽刺地说，只要纽约居民“不对汽车尾气过敏而且……钱袋子充足的话”，他们就终于能像在国外一样享受惬意的咖啡馆时光了。在2020年，第二大道上又一次出现了这种户外设施，但它们的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另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事件就是1970年4月22日的第一次世界地球日庆祝活动，这导致了当时整个城市街道的临时封闭。这些举措的目的是减少空气污染，推动公共交通的发展，类似于 Bill de Blasio 在新冠疫情封锁期间推行的“开放街道”（Open Streets）项目。当时的街道封闭举措就和现在的一样，充满活力和政治色彩。纽约市的制造业空间几近消失，尤其是在曼哈顿区域，也与 Lindsay 时期的设计和政策有关。在当时，住宅开发中的共享空间——从超级公共广场到名为“庇护空间”的最小区域单元，就和现在一样备受争议。
公众参与
Mogilevich 在书中不仅关注了远见卓识的政府官员，也关注了在开放空间的创造和维护中不断演变的公众参与模式。这一部分是整本书中最激动人心和悲壮的内容之一，它们揭示了宏伟的城市理想和良好的初心是如何黯然收场的——尤其是在缺乏足够的规划和资源维护时。纽约的“口袋公园”项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Mogilevich 写道，“口袋公园”得名于其袖珍的尺度，希望将空置的土地从“难看的东西变成人们喜爱的尤物”。然而在 Bedford-Stuyvesant 和 South Bronx 等相对贫困的社区，由于投资减少、白人外逃和房东疏于管理，空置的土地并不能得到同样优质的开发利用，这是“居民政治权利被剥夺的明显迹象”。当时的公共空间设计已经将用户体验的优先度放在美学效果之上，比如在 Jacob Riis 广场，保护旧纽约城房屋管理局草坪的围栏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可居住的、充满活力的景观设施。因此，可以说公众参与是合乎逻辑的下一步。
第一座口袋公园于1966年在 Bed-Stuy 开放，这座公园由布鲁克林中央协调委员会（Central Brooklyn Coordinating Council）与普拉特社区发展中心（Pratt Center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合作建成，并由两家私人基金会赞助。这座公园得到了建筑媒体的一致好评，被称为“社区探险”。这一美名并非不劳而获的，在公园的设计建造过程中，社区居民参与到了设计讨论会中，当地的孩子帮忙做了一些小型的建造工作，并担任游戏设施的设计“顾问”，附近的失业者也被雇来参与了公园的建造。公园由普拉特学院（Pratt Institute）的教授 M. Paul Friedberg 设计，还有该学院学生所作的壁画。当地的社会活动家也希望像这样的公园能够进一步推动社区主导的发展。
但这些新公园很快就残破不堪了，因为市政府本意是让低收入居民来负责公园的设施维护。 Mogilevich 引用了1969年普拉特中心创始人和社区规划师 Ronald Shiffman 对三年的口袋公园实验提出的评价：“如果任何市政当局或社区发展公司试图通过推行一个美化项目来争取时间或创造一个吸引眼球的、一次性的权宜手段，那他们很快就会被现实打脸。”
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公共空间的诞生》中所描述的许多空间最终都被认为是失败的，甚至它们的设计师也这样认为。在尼克松总统削减了城市所用的联邦财政预算和1975年纽约金融危机后，这些空间就被隔离起来，被人们忽视，被乱涂乱画，有时甚至被粗暴地拆除。 Mogilevich 尖锐地指出，少数被认为成功的地方，比如南街海港（South Street Seaport）和巴特利公园城（Battery Park City），过去是，将来也将一直是“为少数人服务的空间，而这些人通常是白人和中上层社会成员”。她一次又一次地质疑这些新兴的公共空间究竟是为谁设计的，又不是为谁而设计的。尽管在 Lindsay 政府的工作中有明显的乌托邦倾向，但旧的偏见仍然是存在的。
本篇评论文章的部分内容是在一个新冠疫情期间的人行道咖啡馆和一个商业开发区内的彭博时代的步行广场上写成的，这些正是纽约公共空间的新兴形式。但这些空间由于商业化、在城市中不均匀的分布和受限制的进入权而受到了相当公允的批评。 Mogilevich 承认这些担忧是正确的，并谴责了从雄心勃勃的民主空间营造的实验到如今关注“创新”、数据收集和“对可移动椅子近乎神秘的信仰”的种种举措。但她也邀请那些可能会拒绝任何妥协下所产生的公共空间的人去思考一个问题：“一个非商业性的、地理分布的、普世的城市空间是否曾经存在过，或者即使存在也只是昙花一现?”
Mogilevich 在书中的描述细致入微，她提出的前景最终是充满希望的。每一个公共空间都在某种程度上妥协了，它们之中没有一个能像我们所希望的那么具有包容性，但这不是我们放弃努力的理由。她可能会认同建筑师和理论家 Craig L. Wilkins 的观点：“空间就是生活。” Mogilevich 称当代为城市空间争取“普遍性”的斗争可能是具有“革命性”的，并赞扬了最近的一些公共空间设计，它们欢迎不同的性别身份，回应了新移民问题的担忧，并积极包容无论人类还是非人类物种。希望加入这场争论的建筑师必须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城市空间的转变不会“留下物质上的遗产，但会留下思想上的结晶”。这本书击碎了人们的幻想，并激励读者以更充沛的活力，投入追求空间正义的伟大事业中去。
本文首发于建筑师报（The Architect's Newspaper）。
译者：徐文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