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lmont (Monty) Freeman 出生于1951年，1986年他在纽约创立了Belmont Freeman Architects 建筑事务所。如今这家事务所共有8位成员， 所做的项目主要分布在纽约和附近的州，其中有一半是机构类项目，一半是住宅项目，且特别关注适应性再利用的问题。该事务所最具代表性的项目包括位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内的 LGBT Carriage House 、 位于西格拉姆大楼内的四季酒店的改造、位于曼哈顿的耶鲁俱乐部改造以及由 Kevin Roche 设计的、位于康涅狄格州维思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的 Ezra and Cecile Zilkha 画廊更新改造。最近的项目则包括位于玛莎葡萄园（Martha’s Vineyard）的大体量但极简主义的住区综合体、纽约市图书馆分馆的改造设计和将一座旧的肉类加工厂改造为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创新中心的项目。
Monty Freeman 在华盛顿特区出生并长大，他的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古巴人。他的父亲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二战期间在情报部门工作，后来又在外交部门工作。他的母亲是古巴哈瓦那人，来自一个国际化的家庭。他的父母是在北卡罗莱纳大学相遇的，当时他的父亲正在那里攻读法国历史和语言的博士学位。1959年， Monty 的父亲作为美国大使馆的政治专员，带着包括 Monty 的三个姐妹在内的一家人都搬到了比利时布鲁塞尔。
Freeman 一家迁居到了欧洲，经常去法国、德国、西班牙和其他国家旅行，在当时，这对一个美国家庭来说是非常不寻常的。“正是在那个时候我见识到了建筑之美，感受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和丰富的文化。从那之后，我就对艺术、建筑、设计和周围一切美的东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Monty Freeman 在长岛的度假屋中接受我们的 Zoom 采访时说道。下文是我们深入的交流的精简版本，我们聊到了他师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路易斯·康和耶鲁大学的 Vincent Scully 的研究学习经历、他在 Storefront for Art and Architecture 组织长达十年的主席任职、他作为著名的四季酒店的“驻场建筑师”（house architect）、他与 Kevin Roche 的交流、他组织的古巴建筑之旅以及一顿彻底改变了他人生轨迹的晚餐。
Vladimir Belogolovsky: 你曾经在耶鲁大学学习建筑，并在1973年取得了城市研究和艺术史学位，然后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并在1976年取得了建筑学硕士学位。你认为在你求学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个人对你有过特别的影响?
Monty Freeman: 我记得那时候，耶鲁大学的艺术与建筑大楼还残留着1969年那场臭名昭著的大火的气味。当时建筑学院整体的气氛都比较低落，这也是我决定不在本科主修建筑学的原因之一，也是我没有选择留在耶鲁攻读硕士学位的原因之一。不管怎么说，当时每个人都想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因为路易斯·康还在那里教书。我觉得那里就是该去的地方。他并不是我的导师，但我听了他的很多课。在耶鲁的时候，我也经常接触康，因为著名的历史学教授 Vincent Scully 常常邀请他去纽黑文（New Haven）给学生们演讲。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一年，康就去世了。但我还是和他以及他以前的许多学生和雇员有过接触的机会。可以说，他本人就是这所学校的校风。
说到对我的主要影响，其中一个肯定是 Vincent Scully 和他的讲座，包括艺术史和现代建筑，以及我和他一起参加的研讨会。这激发了我对建筑的兴趣，并促使我在研究生阶段选择了学习建筑。
VB: 从你毕业到开办自己的事务所，这十年是怎样的?
MF: 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衰退时期，很多建筑师都没有什么项目。但这种情况下，学生群体却是最大的获益者，因为那几年很多优秀建筑师都投入了教学工作。我在宾大的一个 studio 中认识了负责教学的纽约 Davis, Brody & Associates 事务所的 Lew Davis 和 Sam Brody。我非常喜欢和他们一起学习工作。当我毕业的时候，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份工作。他们刚刚拿到了经济衰退后的第一笔重要委托，在衰退期间，事务所的人数从200人锐减到了20人。我是他们雇佣的第一个新员工，在我任职期间，事务所的人数开始增加到大约100人。我在 DBA 事务所工作了大约10年——从1977到1986年。虽然我非常年轻，但是我成为了许多重要项目的主创建筑师，它们大多是教育类建筑——位于布朗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等。我正是在那里学会了如何去造一座好房子。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衰退时期，很多建筑师都没有什么项目。但这种情况下，学生群体却是最大的获益者，因为那几年很多优秀建筑师都投入了教学工作。我在宾大的一个 studio 中认识了负责教学的纽约 Davis, Brody & Associates 事务所的 Lew Davis 和 Sam Brody。我非常喜欢和他们一起学习工作。当我毕业的时候，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份工作。他们刚刚拿到了经济衰退后的第一笔重要委托，在衰退期间，事务所的人数从200人锐减到了20人。我是他们雇佣的第一个新员工，在我任职期间，事务所的人数开始增加到大约100人。我在 DBA 事务所工作了大约10年——从1977到1986年。虽然我非常年轻，但是我成为了许多重要项目的主创建筑师，它们大多是教育类建筑——位于布朗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等。我正是在那里学会了如何去造一座房子。
VB: 但你最终还是决定创办自己的事务所，这是为什么呢？
MF: 当我在 Davis Brody 事务所工作的十周年纪念日和我的35岁生日即将到来时，我觉得自己有两个选择，要么离开这里然后自己做点什么，要么将自己的余生继续投入这家公司。但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只做一份工作似乎很愚蠢。我选择离开没有任何负面的原因，我在那里很开心，很明显，我正在成为自己的事务所合伙人的路上。
VB: 你刚刚创办公司的时候，完全是一个人吗？
MF: 我有一个同伴，名叫 Max Pizer 。他是我在 Davis Brody 的同事，也是我在宾大的同学。我们在 Davis Brody 的时候就在一起合作了——他做项目管理，我做设计。所以我们已经有了一套合作默契，决定一起创办自己的事务所。我想我没有勇气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等待一个大型的自由职业项目来证明这一决定的合理性。虽然一直没有等到，但我们还是决定离开了。这确实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深思熟虑的决定，它改变了一切。于是在1986年，我们成立了 Freeman & Pizer Architects 事务所。
我们的第一个项目是位于新泽西州 Belmar 的一个新娘沙龙。[笑]它包括对现存建筑从立面到室内的全面改造。接下来有公寓装修和零售商店——这些项目都是靠口头功夫拿到的。后来，我在 Davis Brody 参与高校建筑项目的经历开始发挥作用了。当时我的一位同事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建筑师，她了解我的能力，于是就给了我们机会在医学院设计一些重要项目——一个新实验室的设计和一个大礼堂的改造。我正是这样开始了机构类项目的设计工作。然而在90年代早期，又一轮经济衰退来袭，我们的项目也枯竭了。在1994年， Max 离开了事务所，因为他需要一份可靠的收入，于是我完全接手了公司，并将它改名为 Belmont Freeman Architects 。
VB: 纵观你广泛的职业兴趣，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关键词就是古巴。可以谈谈你的古巴血脉以及它是如何成为你职业生涯的主要兴趣的吗？
MF: 1998年，我发现了一个为期10天的古巴建筑旅行正在组织中。直到那时，古巴对美国的旅游业还几乎是完全关闭的。我报名了这个活动，参观了古巴和它从17世纪到60年代的现代主义的建筑，这些都对我造成了影响。另外，我在那里有家的感觉。我是在我的直系亲属中从革命以来第一个回到古巴的人。然后，在2000年，我带着我的母亲和姐姐参加了我专门为她们组织的旅行。同年，我又去参观了 哈瓦那艺术双年展，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个60年代激进的现代先锋派（avant-garde）建筑的复古照片展。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没有人见过，那是完全未知的东西。我联系了策展人、古巴建筑师和历史学家 Eduardo Luis Rodríguez ，提出想与他合作将这个展览带到纽约。那时，我是 Storefront for Art and Architecture 组织的主席。我们花了三年时间才把这个展览带到 Storefront ，并于2004年正式开幕。那次经历让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古巴现代艺术和建筑的研究中，并开始组织自己的建筑旅行。我去过古巴至少50次。它们都是幸福的旅行，大家都将它们视为自己最神奇的经历。我还为建筑史学家协会（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和国际现代建筑文献组织（DOCOMOMO）举办过规模更大的“官方”参观活动。我已经成为了古巴建筑的专家，还被定期邀请去做这一主题的讲座。2019年，我在哈瓦那购置了一处房产，我希望等古巴和美国政府建立正常关系后，最终能在那里进行建筑实践。
VB: 你是如何加入 Storefront for Art and Architecture 组织的？
MF: 20世纪90年代，当生意非常不景气的时候，我基本上是在为詹姆斯·比尔德基金会(James Beard Foundation)做公益工作，这是一个弘扬美国饮食文化的非营利组织。它是在美国著名的厨师和烹饪书作者 James Beard 去世后，由他的朋友和同事创办的。我还参与了他在西12街的房子的改造设计。基金会计划在西格拉姆大厦的四季酒店举办一场晚宴。由于餐厅历史悠久，我的想法是将纯粹的烹饪活动变成一个能凸显餐厅的建筑和设计的重要性的活动。因此，我可以说是相当“直接”地联系了以自己父亲 Samuel Bronfman 的名义邀请密斯·凡德罗来设计西格拉姆大厦的 Phyllis Lambert 。我建议给建筑师单独设一桌席位， Phyllis Lambert 很赞同我的想法，并同意在晚宴上讲述这家酒店诞生的故事。
我们邀请的嘉宾有：来自 MoMA 的 Terence Riley ，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 Barry Bergdoll ，来自 Architectural Record 的 Suzanne Stephens ，还没有建成作品的 Liz Diller 与 Ric Scofidio ，Storefront 的创始人 Kyong Park 和他的合伙人 Shirin Neshat ，以及我非常尊敬的 Ada Luis Huxtable ，我在策划中确保了他坐在我旁边。[笑]我们当然也邀请了设计四季酒店的菲利普·约翰逊，但他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到场。我很自豪策划了这场聚会，我们聊得非常尽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和激动的夜晚之一。
几天之后Kyong 和 Shirin 便邀请我加入了 Storefront 。我猜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既然我能和 Phyllis Lambert 一起组织这样一场聚会，那我肯定是一个名人显贵，而这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笑]在他们邀请我加入组织后不久，我就被推举成为了主席，因为我们最初的几次会议都是在我市中心的公司办公室举办的，还提供了上好的酒水。我当时是组织内唯一一个开办真正的建筑公司的人，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在教学的同时做一些工作室项目。当时 Storefront 正面临着许多债务问题和不确定性，这让我们都压力很大。比如有几个月的租金都是从我自己口袋里掏的，在 Storefront 工作的人也参加了我自己公司的医疗保险政策。但对我来说，那仍然是最好的一段时光，我的思想得到了很多启发。它让我一直积极参与建筑学思想领域的讨论，在社交上也非常令人满意。我认识了建筑界的几乎所有人，他们也认识了我。我现在仍然在这个组织，但只是没有那么活跃了。
VB: 你认为自己的建筑是关于什么的？
MF: 我喜欢将我的建筑作为约束条件的一部分来思考，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在美学层面上，用最少的动作在复杂的功能计划和环境中创造出秩序。我将自己视为一个极简主义者。我认为我设计的空间既是极简主义的，又充满人文关怀和实用性。我的大部分项目都是适应性再利用项目，它们都是非常具有可持续性的实践。
VB: 在这些项目中，你是如何表达自己的呢？
MF: 我是通过巧妙和精确地引入现代设计来表达自己的。我完全秉持着这样的理念：遗产保护和现代设计，不管是在材料和细部的层面上，还是在城市尺度上，都能够在双赢的条件下共存。
VB: 我知道问一个建筑师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是什么是非常困难的，就像问自己最喜欢的孩子是哪个一样。但是，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项目，你会将它称为自己的一种宣言？
MF: 我会说位于宾大的 Carriage House 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它是 LGBT 群体的活动中心，是建成于1876年的两栋联排建筑。得到这份设计委托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因为我既是宾大校友，是一位男同性恋，也热爱着这片校园。我们对建筑外表做了非常高质量的修复，但是建筑室内年久失修，已经残破不堪，因此我们不得不彻底清理了内部，但保留并突出了木结构桁架等还完好的一些建筑部件。否则它就完全是一个现代的室内空间——抛光混凝土地板，钢与混凝土的楼梯，和一个新的电梯。在这个项目中，我成功地将在旧建筑保护和现代设计中取得了平衡。位于 Wesleyan 大学的 Zilkha 画廊是另一个我很喜欢的作品，但是它更像是一个对现代建筑进行保护的项目，因此我在其中留下的痕迹没有那么明显。
VB: Zilkha 展廊最初是由Kevin Roche 设计的。你是怎么得到这个委托的？为什么不是由原先的建筑师来做更新设计呢？
MF: 这是个好问题！[笑]当时 Kevin Roche 和 Wesleyan 大学的关系不太好。在1970年，他和他的合伙人 John Dinkeloo 一起设计了这片漂亮的建筑综合体，其中一栋就是 Zilkha 画廊。但他对学校后来几年所做的改造不太认同，特别是学校没有事先咨询他的建议，所以他感到被冒犯了。当需要改造他设计的 Zilkha 画廊时，学校就觉得联系 Roche Dinkeloo 来做设计不太合适了。我非常激动能够被选中，特别是当时一同竞选的还有一些备受尊敬的艺术展廊设计领域的资深建筑师。后来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告诉我说，这是因为在面试中我一直在倾听她需要做什么，而其他建筑师都有点好为人师的感觉，一直在告诉她应该怎么做。我想我会将倾听这项重要的能力归功于我的父亲——因为他是一名外交官和调解人。[笑]
我一拿到委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Kevin Roche 写信。我收到了他非常亲切的回信。他邀请我和我的项目建筑师在他的办公室见面。他和项目最初的建筑师拿出了旧的建筑图纸，并与我们分享了一切相关的信息。他非常感谢我能够联系他，后来我又去拜访他并分享了我对设计的构想和材料的选择，他都很喜欢。后来他参加了项目的改造典礼。
VB: 他和大学管理部门和解了吗？
MF: 是的，这非常令人高兴。
VB: 我是否能够这样理解，四季酒店的改造项目也可以归功于你之前提到的一生仅此一次的晚宴吗？
MF: 没错。在菲利普·约翰逊死后的几年里，在设计方面，四季酒店的很多事情都开始变得有些偏离轨道。因此， Phyllis 觉得像四季酒店这种地方需要一个"驻场建筑师"去照看这些事情。她选择了我，因而我在那里工作了大约五年，负责了许多改造项目，大多数都很微妙——铁制品、木制品、灯光、酒吧设施和对女性休息室的彻底翻新。我们对这个地方做了彻底的调查研究，鉴别出了原先的材料和设备，并计划了如何将改造分成一个个小的阶段来进行，从而避免酒店关门停业。我还咨询了 Ada Louise Huxtable ，她和她的丈夫、工业设计师 L. Garth Huxtable 都参与了酒店最初的部分设计。但后来，西格拉姆大厦的新主人、开发商 Aby Rosen 拒绝与酒店延长租约，他们对改造项目的投资也因此而终止了。2019年酒店停业了，我们失去了一个拥有不可比拟的文化价值的地方。这不仅仅因为它的设计是"现代主义的殿堂"，也因为在那里发生过的历史。比如，约翰·肯尼迪总统的45岁生日宴会就是在这里举办的，就在玛丽莲梦露在麦迪逊广场唱了她著名的生日快乐歌之后。此外，还有许多交易是在烤架房里进行的，那里正是"事务餐"（"Power lunch"）的诞生地。
VB: 当你谈论自己的作品时，你提到了工艺、进程、极简主义等词汇。那么，你还会用哪些别的词来描述你希望实现的建筑是怎样的呢？
MF: 我认为能实现的最具有可持续性的建筑，就是对现存建筑的再利用，而可持续性正是建筑行业最重要的目标。我们在可持续性风靡业界之前，就已经开始深耕这一领域了。约束是我的美学理念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认为现在的建筑和设计界中充斥着太多的奇技淫巧，而我宁愿成为一名受着优雅的约束的建筑师。我也喜欢具有技术复杂性的项目。我喜欢研究平面图，就像路易斯·康所说的，"让它们唱歌"，也就是达到一种完美的和谐，从平面图、剖面图到立面图，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刚刚好，并且不会无聊，而是非常具有生命力和感官刺激性。因此，我会不断雕琢我的设计，直到我确定一切都达到了平衡，处于完美的和谐中。
本文源自 ArchDaily 十月主题：适应性再利用。每个月，我们会以文章、访谈、新闻与项目的形式来深度探索一个主题。您可以在此阅读过往月度主题内容。ArchDaily一如既往地欢迎读者的贡献；如果你希望提交一篇文章或项目，请联系我们。
译者：徐文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