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始发于Common Edge上。
千禧年后不久，《名利场》（Vanity Fair）——这本自称关注各种文化里程碑的杂志，邀请52名“专家”评选出1980年以来五座最佳建筑。评选结果异乎寻常；每座建筑基本都是由这些“专家”之一设计的，这些在候选建筑中占了绝大多数，因此很少有建筑能获得5票以上的。
建筑在设计师过世后就会被遗忘。如果建筑师被贴上后现代主义的标签——如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查尔斯·摩尔（Charles Moore）、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irling）、丹尼斯·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和迈克尔·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则会被业内人士侧目。一些评委仍记得，斯特林在德国斯图加特设计的新国家美术馆在1984年竣工后被誉为本世纪杰作之一。但它得到的票数却比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设计的美国西雅图公共图书馆要少，后者是建筑学术理论家和普拉达时尚的宠儿。
建筑界女性的表现也如出一辙。在上榜的三位女性——林璎（Maya Lin）、伊丽莎白·迪勒（Elizabeth Diller）和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中，只有哈迪德被提名不止一座建筑。作为评委中为数不多的建筑评论家之一，保罗·戈德堡（Paul Goldberger）挑选出五座受欢迎的建筑，包括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和林璎的越战纪念碑。而另两位评论家连一个都不选。还有一位只选了非洲一所普通学校，并对整个评选事件嗤之以鼻。即便是为该杂志撰稿的记者也承认，受访者明显只同意一个杰作：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
如果说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专家认为堪配“杰作”称号的建筑寥寥无几，那么从那时起，我们的表现如何？自1980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当选为划时代的总统以来，已过去40年，许多历史学家现在认为那是一个经济、社会和文化力量转变的时期，塑造了人类以及居住在这个星球上其他生命体的生活。建筑艺术是否对这种转变做出回应，从而为新的世界观树立了令人难忘、令人回味、经久不衰的纪念碑？
毋庸置疑，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标志了一个文化时刻，自1998年其建成以来，它令建筑师们产生抱负：建造一座奢华的、激进的和醒目的文化机构（最好是艺术博物馆），借出版物宣传其创新性，建筑师将会在国际知名。事实上，自2000年以来，全球出现了许多华而不实的艺术博物馆，这类建筑已经成为石油峰值的资本主义时期的“白象”——昂贵无用。如今年轻的土耳其人有了一个要憎恨和避免的“图腾”。知名设计师充分利用了博物馆翻新和歌剧院等音乐场所的繁荣，所有这些都迎合了1%最富有人群。但最终，鲜有艺术机构有品味和远见，押注在真正卓越的新设施上。而这些机构发现他们的建筑师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设计，从而引起公众日益厌倦的共鸣。
2001年世贸中心遭袭标志着另一场在建筑师和工程师中产生共震的社会和文化灾难：高楼显然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标志物，如不加以保护，就会成为恐怖分子的目标。此外，建造更高的建筑意味着无视经济和安全标准规范。以此而声名鹊起的公司——例如Skidmore, Owings & Merrill，无法延续其之前创造出几乎被公众普遍推崇的技术和造型的威望，市场只需要更高的摩天大楼。
2008年的经济大萧条阻碍了著名建筑的创建，经济危机使设计行业步履蹒跚，许多大型项目被搁置，建筑行业被重塑为技术官僚巨擘的一个方面，它将以半个世纪前几乎无法想象的规模重塑城市和地区。数以百计的中型建筑公司在股市崩盘后的五年内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传统上将引领潮流的创意。没有新兴大师，就不可能有杰作。
接着，建筑师作为艺术家和专业人士的文化地位受到侵蚀。丹尼尔·李伯斯金（Daniel Liebeskind）的“星光”随着世贸中心竞赛起起落落。尽管他很可能是一群无能的政治家、开发商和官僚的牺牲品，他们的议程相互竞争，但他对官网过度炒作设计使其声誉受损，建设机会锐减。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的过度自负和惊人财富导致专业方面的下降，尽管他在 2000 年之后并不缺项目。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ier）最终被卷入了“Me too”（美国反性侵运动）调查中，在其丑闻暴露后，他仍保留了几个头衔和奖项。
彼得·卒姆托 (Peter Zumthor ) 似乎是一位能够应对本世纪变化及时发声的建筑师：气候变化、极简主义美学和场所营造。不幸的是，围绕他在瑞士的家附近的突破性作品瓦尔斯温泉浴场（The Terme at Vals，1999年）以及洛杉矶艺术博物馆建设的争议，延缓了他的职业生涯，使他几乎要失去建造的机会。其他几位普利兹克奖得主，如杭州的王澍和他的妻子陆文宇，都挑战了西方为名利而建设的观念。他们仍然与其所在地区密切联系，不接受国外富有人士的项目资助，这一点卒姆托（Zumthor）在南加州四处徘徊之前可能已经考虑过了。
其他几位公认的大师——其中如拉菲尔·莫内欧（Rafael Moneo）、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和阿尔瓦罗·西扎（Alvaro Siza）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暮年继续保持高产，但此时他们可能已经耗尽了他们的创造意愿。如同大多数艺术家，建筑师往往会有一两个惊人创意，当资助人需要其作品打上“标签”时，他们会对其进行提炼和重复。在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他们则很少创作出新奇大胆的作品。
事实上奇怪的是，本世纪初期并没有出现新一代的造型大师和文化英雄，也许是由于上述提及的事件，也许是因为我们大多数公共艺术的“大师”们选择不效仿他们的前辈。当然，首要问题是这个词本身。
一方面，掌握一门技术曾经可带来威望，社会赋予其制造某种事物的专家。另一方面，在一个饱受奴隶制和种族偏见污名的国家，“大师”这个词永远无法摆脱其可怕污点。几年前，耶鲁大学选择从其大学系统中取消这一头衔，尽管学生们对生活其间有威望的教授抱有很深的感情，无论他们被如何指代。
像建筑游说团（The Architecture Lobby） 这样的团体认为，团体中工作的建筑师理应享有平等工作场所所需权利及有限创作权。也许是受到硅谷企业的影响，美国及更多国外机构已采用“员工所有权”模式。这种组织模式更贴近社会科学研究，表明当人们对自己的劳动产品拥有一定所有权时，会获得更多的信心和创造力。一个多世纪前，工艺美术运动就倡导这种机构。
经我研究发现，建筑师/艺术家仅凭他（很少是她）自己的想象创造杰作，这只是浪漫主义理想的神话，没有得到现代学术证实。艺术界的领袖和其他职业一样，很少从沙漠中崛起。更多时候，他们得益于年长同事和同行的指导。伟大的美国建筑师，如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 和路易斯·康(Louis I. Kahn)，在成名之前，都是在极富创造力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
女权主义者长期以来始终认为，女性在团队中比男性工作得更好，并且往往能出色地管理复杂的设计项目。心理学研究表明，情况确实如此。从建筑专业毕业的女性比男性多很多——为什么她们在中型公司的发展速度没有男性快？我想我不需在此作答。
能在在线出版物中找到一席之地的年轻建筑师通常不愿意让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新公司的刊头上。这个选择当然经过深思熟虑，尽管不是每个合作者都反对接受采访，强调他们对个别项目的贡献。纽约SHoP建筑事务所（网站的一张合影中出现了七位合伙人）是纽约地区最有成就的事务所之一，而丹麦BIG建筑师事务所 (BIG)则毫不讳言在其遍布世界各地的多个分公司中究竟谁是主持设计师。
然而，一般来说，各个文化中心的年轻设计师已明确表示，他们希望与客户合作，解决所在地区和人口面临的环境、社会和经济问题。其中许多最具创新性的项目并不是博物馆、音乐厅或市政中心。相反，出版物如今经常介绍一些小型项目，如幼儿园设施、乡村诊所、口袋公园、文化遗产游客中心，以及工厂、监狱和仓库等被遗忘的城市建筑中的适应性再利用项目。尽管撰稿人似乎对这些项目的设计创新印象深刻，但也很少有人将它们吹捧为未来几十年将载入史册的标志性作品。
这表明，现在开始改变设计规则的项目并非由专业人士完成的。高线公园作为一个公共项目，其主要创意不是 Diller、Scofidio & Renfro（建筑师）或 James Corner Field Operations（景观设计师），而是公众倡导者，他们说服当局放弃对曼哈顿下城几英里房地产的高架轨道和通行权的控制。设计师们已经靠边站了，没有为这个新城市公园受到惊人的欢迎程度而邀功，这是他们应该做的；是一大群纽约领导人和公众团体促成了这一切。越来越多真正意义重大的建筑和城市设计方案是由开发商、公众代表、建筑师、规划师和社区团体组成的团队协作完成。
Common Edge 上记录的建筑趋势表明，协作实践、以社区为中心的规划、大学“实验室”和公众团体之间的合作、共同利益、亲生物设计和其他策略均指出，依靠个人创造天赋，无论如何都不足以解决当前建筑师和规划师面临的一系列挑战。设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一项团队活动，杰出的创意往往来自于训练有素的员工间的耐心探索，他们在最有创造力的年代建立了联系。
事实上，20世纪中期艺术策展人、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的主流观点已经让位于一个更加多元、平等和有社会基础的模式，以评估新项目的真正价值，这些项目将改变建筑环境的好坏。为什么我们必须授予“艺术天才”桂冠，他们也许会把创造性精力放在不仅威胁到人类福祉而且威胁到整个生物圈命运的巨大问题上？如果新一代的建筑史学家不再关注个体建筑师的价值，他们也许会发现新的方式来为正在创造新里程碑的男女群体工作赋予价值。他们的书中故事将更生动有趣，而不只是在讲几位白人男性成功人士的生活。
译者：张英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