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最初发表于 Common Edge 。
对于经常到欧洲旅行的人来说，看到大西洋彼岸日益不同的城市环境，会感到沮丧。在欧洲，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们的欣赏和喜爱，其城市环境已成为包罗万象的可持续化优质环境。哥本哈根的自行车道，以及不远处的奥斯陆（Oslo）的无车中心城区，都能够稳定引来一批又一批的游客发表高赞博客和文章。荷兰的以步行为主和主张骑自行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城市设计引来无数对这样的城市环境无比憧憬的粉丝。柏林正在举行全民投票，以禁止汽车进入内城区，它的面积比曼哈顿还大。在马德里，限制车辆进入市中心的市长虽然在连任中落选，但她的继任者迫于民众的愤怒而被迫撤销了废除这些政策的指令。
米兰的目标是成为欧洲最佳骑行城市，计划2035年之前修建一条750公里(466英里)的骑行带。2020年，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Anne Hidalgo)在对法国首都进行一系列改革以后轻松连任。比如：将塞纳河沿岸的一条大道改造为一条无车通行的河岸步道。(在减少巴黎的汽车数量方面，她一直非常果敢。)哥本哈根正在逐渐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的城市，而维也纳正在大规模扩展高质量和可持续性的住房建设，其价值也让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惊叹不已。欧洲人欣赏他们的城市，并非常支持那些促使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建设。
与此同时，在美国，情况几乎相反，尤其是在西部各州，郊区住房的需求越来越高，而人们对城市生活的渴望却在下降。这并不奇怪，因为许多城市无法提供足够的住房，部分人口成为流浪群体，城市中的交通拥堵现状愈演愈烈。更糟的是，人们仍然兴致勃勃地反对对于这些城市问题的整改行为，因为他们担心新的整治动作可能只会使情况更糟。
通常，人们对这种与可持续发展型城市截然相反的城市“特色”不屑一顾，说道：“只是不一样而已”，这是对美国城市无法变得更好的毫无意义的借口。但事实告诉我们情况可能更糟。美国的城市非常不具备可持续发展性，它们不可调和的城市矛盾正在让人们的生活质量逐步恶化。
研究表明，典型的美国西部城市，如洛杉矶或凤凰城（Phoenix），其居民人均向大气中排放碳含量大约是欧洲城市居民的六倍。新加坡、东京和香港的碳足迹更轻。据加州碳排放统计列表显示，其排放元凶主要是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大西洋两岸的城市环境之间差异性越拉越大，不仅是在个人抉择上出现差异，交通工具的大量使用也是导致地球的居住环境越来越不适宜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共享“城市”称号，美国和欧洲城市的共同点越来越少。
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碳足迹的差异主要是由首选的城市交通模式造成的。城市围绕着他们最流行的交通工具来为自己做设计，选择相应的布局、社区类型和建造方法。两种主要的选择是汽车，或者是步行/骑行/公共交通的组合。而在美国，这两者从不混淆。
是否为机动车优化空间秩序是欧洲和美国城市之间环境治理的分水岭。大约一个世纪前，汽车还没有出现，世界各地的城市运行规则非常相似。当然，人们在在如何适应当地气候，或如何创造性地利用当地建筑材料资源方面，有着不同的设计策略，结合对于城市文化背景的回应，创造过不少令人叹为观止的独特城市场所。但城市基本可以归纳为步行街、带有内部庭院的街区、广场和公园。布鲁克林、伦敦和巴塞罗那可能看起来非常不同，但它们都是从一个共同的城市DNA进化而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先进设计运动对传统城市的名誉有着破坏性诽谤影响，人们常常把城市与工人剥削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是压迫的容器，苦难的根源。早期的现代设计哲学希望去冲破传统束缚，努力在建筑周围创作具有流动性质的自由空间。这也为新问世的机动车行业的自由发展与革新提供了机会，那时候，一切都与不断进步的未来社会蓝图紧密相连。这种新的设计模式在独立式住宅设计中体现出来，最初著名建筑师们(如Weissenhofsiedlung Stuttgart等)便开始运用新的设计模式，并在塔楼设计中，尝试将传统城市中的多种生活功能元素融入其中，为多户家庭居住和使用。 (如下图，勒·柯布西耶设计的巴黎Voisin平面，和它的Unité d’Habitation居民楼)。
二战后，欧洲和美国都接受了现代城市设计理念的洗礼，并在他们的老城市中为流动空间和机动车行驶腾出空间。在美国的传统城市，“城市更新”的浪潮开始涌现。在西部，基于新的设计蓝图，大量开放的公共空间使得城市发生渗透性扩展。虽然郊区拓展的策略源自纽约长岛，但加州案例研究中心推动了西部各州的大规模发展，成为战后城市更新的“先驱者”。
欧洲最初由于缺乏足够的公共空间，转而专注于公园里独栋塔楼的建设。1957年，德国柏林举办了一场国际建筑展览，当时，许多顶尖级现代建筑师纷纷表达了自己对于未来城市发展的新形式和功能的展望。
在欧洲，机动车受欢迎程度迅速下降。人们认为城市的扩张破坏了开阔的乡村，在老城市里，独栋高楼被机动车围得水泄不通，严重的交通堵塞使得城市环境显得不那么令人愉悦。到1980年代中期，欧洲开始大规模抵制“现代”城市模式。传统城市从未包含流动空间，而是以庭院、广场、公园等形式定义了人行步道和历史保护型公共空间。在欧洲，许多古老的城区依然存在，它们的规划策略可以与新的现代城市相媲美，城市传统迅速恢复了大众吸引力。
作为回应，柏林在1987年再次举办了另一届国际建筑展，呼吁在现代技术和现代设计体系下将城市规划的思路朝传统城市模式回拉。该展览非常成功，它以永恒经典的城市设计法则为基础，为现代城市开辟了全新的指引之路。它影响深远，并引发国内外设计师对于城市设计的反思。
在美国，对现代城市规划的一种回应性理论是新城市主义。它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如佛罗里达州海滨城，科罗拉多州威斯敏斯特市和德克萨斯州米勒市，都能够看到新城市主义的影子，在点式建筑林立的城市中，为了使传统的城市框架更容易被接受，传统城市设计理念最初与带有“主题公园风格”的传统建筑设计绑定在一起被引入的，即便如此，人们从未广泛接受回归传统的城市形式这一观念，然而，传统建筑设计策略的使用却风靡一时。如今，很多点状郊区布局和交通规划都有传统欧式建筑设计的影子。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开始充分发挥自己那令人羡慕的战后超级大国实力：承诺为每个人提供独立住宅(包括汽车)，在远处的市中心建立壮观的城市天际线。欧洲和美国的城市自此开始走向不同的未来道路。
如今，人们可以看出两条道路所导向的结果。欧洲城市开始进入修整期，它拥有大众赞叹的城市空间。欧洲各城市在对抗气候变化的斗争中走在前列，并成为全球精致生活的典范。它们是科技和文化创新的聚集地，并在传统城市规划原则的框架下进一步升华现代城市环境。
相比之下，美国的城市，尤其是西南部的城市，似乎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各种问题——交通堵塞、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住房短缺、租金上涨、建造成本上涨、人均碳足迹加重——每个问题都迫切需要解决。与此同时，居民们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少有人爱“城市”，但他们仍然拒绝改变，邻避症候群（NIMBY fears）使得他们害怕改变会恶化城市环境。
我们能做什么？
有一个简单但真实的答案：如果人们愿意，以他们能够负担的速度，是可以设计并建造适宜居住的新型美国社区的。这不是夸张，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存在这样的情况。目前有一些城市经典模型正在欧洲的几个城市展出，但它们也在其他国家展出。我们能从它们身上学到什么，并将其策略运用到美国城市设计中，复刻类似的成功蓝图？
南加州的城市必须真正重视到城市形式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不是偶然的，而是因果联系。城市发展导致汽车的通用化普及，是气候变化的主要诱因。当然，整个工业行业都在试图说服我们，可以继续现在的生活方式，电动汽车将会净化一切，但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想要阻止并最终扭转气候变化，需要美国城市从现在开始，在整体范式上进行转变。社会不应该继续容忍那些需要驾驶时间越来越长的社区的存在。美国的城市必须摆脱对汽车的依赖。如何将郊区转变成许多人愿意居住的步行城市？
作为第一步，城市需要提供方便的汽车替代品，然后让人们思考是否有更好的出行选择，而不是习惯性伸手拿车钥匙。反机动车计划，为城市带来街区型步道，以及精彩的城市中心区。哥本哈根在市中心建造步行街的决定，直接将其变成了一个户外剧场，即使在冬天也充满了欢声笑语。汽车不需要被完全抛弃——城市需要的是多样的出行选择，和人们对出游的看法的改变。
美国人对“反机动车”的普遍反应是声称欧洲人“在那里”有步行和骑行的文化基础，而美国没有，因此这些事情在美国是不可能实行的，无论如何“这里”都不是“那里”。然而，荷兰的交通文化并不是先行存在或者固有的，而是创造出来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汽车文化逐渐被有意识地限制起来；街道被重新规划;人们修订了规划规范；城市空间在脱离汽车的环境下被重置。
一些美国城市已经开始学习欧洲城市的改造路线。但这很难，因为欧洲和美国的沿街建筑大相径庭。在大多数美国西部城市，要想获得成功，不仅街道空间本身需要重新设计，沿街建筑也需要调整。
这正是需要新鲜想法的地方，建筑历史再次迎来全新的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时刻。在2017年的一次会议上，马岩松回应Dezeen杂志:“当今社会的建筑与商业世界的合作过于紧密，我们需要建筑师拥有大胆幻想的意识(再次)。”
20世纪正是灵感的沃土，从早期的大都市到花园城市，从勒·柯布西耶的Voisin平面到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广亩城（Broadacre City），从阿基格拉姆的行走城市到保罗·索莱里的阿科桑蒂（Arcosanti），建筑师曾经是大胆想法的输出源。如今，这个行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这种大胆的创新。是否有一种专业共识表明，郊区化代表了城市进化弧线的逻辑终点?在此之后，社会就不能再想象出更美好的世界了吗?难道美国人只能接受超宽的街道上塞满了汽车，有时还有无家可归的人四处流浪，就因为我们无法集结力量去创造一个机制来改变这一点吗?
值得怀疑的是，建筑行业在私营工业社会普遍抵触改变城市环境的大背景下是否能够独立完成繁重的革新使命。要使创新蓬勃发展，私营部门、政府和设计行业之间的真诚合作将是解决问题的核心。
有两种不同的前进方式。一种是用线性方法来推断和优化现有情况。这一进程迄今为止收效甚微。但还有设计思维，设计思维是一个术语，用来代表一套认知、战略和实践过程，设计概念就是在设计思维的指导下，通过思考、探索、模拟和验证措施的反馈循环过程中诞生并获得深化的。
设计思维通过快速的城市类型设计被应用于城市设计，并通过了国际建筑展览的主要试验和验证，这些展览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成功记录。他们逐渐被国际社会视为变革的主要驱动力。维也纳展览的负责人库尔特·霍夫施泰特(Kurt Hofstetter)将其描述为“当你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你所创造的东西”，这正是大多数美国西部城市现在所面临的情况。
城市建造和建筑设计的很多方面都迫切需要创新改造。美国城市与欧洲城市使用不同的的城市原则、交通机制、建筑类型、所有权模式、经济机制和建造技术。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制度和经济体系的内在惰性有关。这就是政府需要干预的地方。
州政府应该建立城市创新实验室，建立责任保护框架。应该鼓励社区接受这些创新地带。这与气候变化无关，整个社会也会看到好的城市设计机制能够优化人么所处的环境。重要的是，这样做可以向周围的城市起到积极引导的作用。
很多美国西部城市都在为当前的状况而苦苦挣扎，它们不知道系统性改善机制能够创造出紧迫但持久的正向改变。哪怕只是对一个很小的方面进行修正导致的激烈反弹都能使大部分人感到气馁。讽刺的是，微小的改变很容易被现状的停滞惯性所压制。城市需要的是一套久经考验的成熟方法论，并开始走上变革和创新的道路，一直坚持下去。如果人类想在一个气候适合人类繁荣发展的星球上继续生活，那就真的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翻译者：刘益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