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建筑界的最高荣誉奖普利兹克奖授予:建筑师、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迪埃贝多·弗朗西斯·凯雷(Diébédo Francis Kéré),是该奖项的第51位获奖者。他来自西非贫困国家布基纳法索的乡村,在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学位后,回到祖国建造众多教育建筑。他在充满着限制和逆境的边缘化国家工作,使用地域材料建造超出建构本身的现代建筑,以设计为锚点改变社区发展方向,证明了建筑可以超出使用功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力。
“弗朗西斯·凯雷在极度匮乏的土地上,开创可持续发展建筑。他既是建筑师也是服务者,通过美丽、谦逊、大胆的创造力,清晰的建筑语言和成熟的思想,改善了地球上一个时常被遗忘的地区中无数居民的人生和经历,给人带来建筑学科范畴之外的馈赠,凯雷坚守了普利兹克奖项的使命。无论是从专业层面还是个人层面来看,这位备受赞誉的建筑师在布基纳法索和德国都同样重要” ,普利兹克奖评审团评价。弗朗西斯·凯雷是普利兹克奖的第51届得主,上一任得主是法国建筑师安妮·拉卡顿(Anne Lacaton)和让-菲利普·瓦萨尔(Jean-Philippe Vassal)。
"我希望能改变人们的思维定式,推动他们去实现梦想、承担风险。不能因为富有,就理所当然地浪费材料。不能因为贫穷,就固步自封不去尝试追求品质,每个人都理应享受品质,每个人都理应享受舒适,每个人都理应享受‘奢华’。人与人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对气候、民主和物质匮乏的忧虑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课题。”
—弗朗西斯·凯雷,2022年普利兹克奖得主
弗朗西斯·凯雷,1965年,出生于布基纳法索的甘多,是酋长的儿子,他也曾是这里唯一有机会接受小学教育的孩子,也是第一个走出村庄去上学的人,他对建筑的第一感觉来自缺乏通风和照明的童年教室,和童年回忆:他的祖母会坐在房间里,给孩子们讲故事,虽然灯光暗淡但有着安全感。1985年,他背井离乡,凭借职业木匠奖学金前往柏林,白天学习制作屋顶和家具,晚上则参加中学课程。1995年,他获得奖学金进入柏林工业大学(德国柏林)学习,2004年,获建筑学高级学位。
“我们必须为创造我们所需要的生活而奋斗。”
—弗朗西斯·凯雷,2022年普利兹克奖得主
凯雷发誓有朝一日要把学校建设得更好,“通过建筑改善气候环境条件,给予建筑基本的舒适感,可以拥有真正的教学和学习氛围。” 1998年,他建立了“Schulbausteine für Gando e V”基金会,译为 “Gando 学校建筑材料”基金会,后来改名为“Kéré Foundation e V”,为儿童能够拥有舒适教室进行募捐和宣传。他的第一座建筑——甘多小学(Gando Primary School,2001年,布基纳法索甘多),由甘多人民建造的,也是为甘多人民建造的。从构思到完工,当地人提供了他们的资金、劳动和资源,在他的“创造性地使用本地材料和现代工程的指导”下,手工建造出学校的每一部分。甘多小学的成功使他在 2004年获得了阿卡汗建筑奖(Aga Khan Award for Architecture),并成为他于 2005年在德国柏林建立凯雷建筑事务所(Kéré Architecture)的催化剂。随后,他在布基纳法索、肯尼亚、莫桑比克和乌干达等国建立了更多的小学、中学、中学后和医疗设施。
“我在一个没有幼儿园的社区长大,每个人都照顾我,整个村庄就是我的游乐场。我的日常生活中为了食物和水工作,但我们也会在一起聊天,一起建房子。我记得我的祖母会坐在房间里,靠着一点灯光给我们讲故事,我们会互相挤在一起,她的声音在房间里包围着我们,召唤我们靠近,形成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是我对建筑的第一感觉。”
—弗朗西斯·凯雷,2022年普利兹克奖得主
“对光的诗意表达在凯雷的作品中是始终一致的。阳光渗透到建筑、庭院和居中空间,克服了严酷的正午气候,提供了宁静或聚会的场所。”普利兹克奖声明中说。除了学校和医疗设施,凯雷在非洲的作品包括:在建中的两座历史悠久的议会建筑,布基纳法索国民议会(位于布基纳法索瓦加杜古)以及贝宁国民议会(位于贝宁共和国波多诺伏),一个信息和通信技术学校的校园,以及由冷却粘土墙组成的布基纳法索技术学院(第一阶段,2020年,位于布基纳法索库杜古)。
凯雷的设计充满了西非文化的象征,在非洲以外的作品也受到了他在甘多的成长和经历的影响。西非的传统是在一棵圣树下交流思想、讲述故事、庆祝和集会,这一元素在他的设计中反复出现。实际上,他所设计 2017蛇形画廊(Serpentine Pavilion)(英国伦敦)的中心形状也来自于一棵树,其断开而弯曲的墙壁由三角形的靛蓝模块形成,这与他的文化中代表力量的颜色相一致,从更私人的层面上讲,这颜色来自于建筑师小时候穿的蓝色布衣服。展馆与基座分离的屋顶与他在非洲的建筑产生了共鸣,而在馆内,雨水流入结构的中心,强调了全世界都在经历的水资源短缺。除了非洲的建筑作品外,他在丹麦、德国、意大利、瑞士、英国和美国都有展馆和装置作品。他的重要作品还包括:Tippet Rise 艺术中心的Xylem(2019年,美国蒙大拿州)、Léo医生住房(2019年,布基纳法索Léo)、Lycée Schorge中学(2016年,布基纳法索Koudougou)、马里国家公园(2010年,马里巴马科)和歌剧村(第一阶段,2010年,布基纳法索 Laongo)。
他曾是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耶鲁大学建筑学院的客座教授,并从2017年起担任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建筑设计和参与教授的首任主席。他是加拿大皇家建筑学会(2018年)和美国建筑师协会(2012年)的荣誉会员,也是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的特许会员(2009年)。凯雷获得的其他奖项包括 2009年的Cité de l'Architecture et du Patrimoine's Global Award for Sustainable Architecture;2010年的 BSI Swiss Architectural Award;2012年位于瑞士苏黎世的Global Holcim Awards金奖,2014年的Schelling Architecture Award;2017年的Arnold W Brunner Memorial Prize in Architecture from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Letters;以及2021年的托马斯杰弗逊基金会建筑奖章。
第44届普利兹克奖颁奖典礼将在新开放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Marshall大楼的大会堂举行,该大楼由2019年弗里兹克奖得主法雷尔和麦克纳马拉领导的Grafton建筑事务所设计。
评审团评语
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建筑的作用是什么?在面对重重挑战并排除万难的情况下,正确的建造做法是什么?它是否应该谦虚并冒着屈服于不利环境的风险?或者谦虚是取得成果的唯一途径吗?它是否应该雄心勃勃,以激发变革?或者说,雄心壮志会不会有不合时宜的风险,会不会导致仅仅是一厢情愿的架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弗朗西斯·凯雷(Francis Kéré)找到了杰出的、令人激动的甚至能够改变游戏规则的方法来回答这些问题。他的文化敏感性不仅带来了社会和环境的公正,也指导了他的整个设计与建造过程,因为他意识到这是通往建筑在社区中的合法性的道路。他从内心深处清楚的了解到,建筑不是关于对象,而是关于目标;它不是一个产品,而是一个过程。弗朗西斯·凯雷的全部作品向我们展示了植根于一个地方的材料的力量。他的建筑完全属于当地社区,是与社区一同实现的,并在它们使用的材料、建造方式与过程和所形成的独特的特色中,实现了为社区服务。这些建筑与它们所在的土地和成长于其中的人联系在一起,它们优雅的存在着,没有多余的矫饰,影响并塑造了社区。
弗朗西斯·凯雷出生于布基纳法索(位于非洲西部沃尔特河上游的内陆国,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他的父母坚持让儿子接受教育,后来他在柏林学习了建筑学。在某种意义上,他一次又一次地在建筑实践中回到了自己的故土。他从欧洲的建筑学习和工作中汲取营养,并将其与本国的传统、需求和习俗相结合。他决心将世界上领先的技术大学之一的教育资源带回他的家乡,并让这些资源改善他所在地区的本土技术、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
他不断追求这一目标,既高度尊重地方风俗和传统,又能提供变革性的东西,例如在甘多的小学,甚至在布基纳法索边界之外的其他地方,也成为许多人的学习案例,后来他还在那里增加了一个教师住房和图书馆的综合体。在那里,凯雷明白,一个看似简单的目标,即让孩子们能够舒适地上学,必须成为他建筑项目的核心。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可持续发展不是为了防止能源无端的损失与浪费,而是为了防止过度的能源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在这里的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来说,问题是极端的热,而不是冷。
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他发展了一种临时的、具有高度表现性和表达性的建筑词汇:双层屋顶、热质量、风塔、间接照明、交叉通风和遮阳室(代替传统的窗户、门和柱子),这些词汇不仅成为他的核心策略,而且实际上已经获得了令人尊重的建筑地位。自从完成了他家乡的学校后,凯雷一直在追求用当地的工艺和技能来改善小村庄的公民生活的精神和方法,而且很快也提升了国家对立法建筑对重视。他正在为贝宁国民议会和布基纳法索国民议会进行的两个项目就是这种情况,这两个项目已进入后期施工阶段。这就是他正在进行的两个项目,一个是贝宁国民议会的项目,目前已进入施工阶段,另一个是布基纳法索国民议会的项目,由于该国目前的政治局势而暂时停止。
弗朗西斯·凯雷的作品,就其本质和存在而言,是其与建筑环境互动的成果。在这个世界上,建筑师在最多样化的背景下建造项目—并非没有争议-- 凯雷通过在基层经验、学术质量、低技术、高技术和真正复杂的多元文化之间的非常个人化的平衡,将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纳入辩论。例如,在2017年的蛇形展廊中,他成功地将在世界范围内的原始建筑中早已被遗忘的基本符号--树,以一种特别有效的方式转化为一种普遍的视觉语言。
他在拥抱社区参与的过程中发展了一种敏感的、自下而上的设计方法。同时,他在致力于提出先进的建筑解决方案的过程中,也毫不犹豫地纳入了自上而下的最佳类型。他的地方和全球视角远远超出了美学和美好意图,使他能够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弗朗西斯·凯雷的作品还提醒我们,在我们努力为数十亿人提供足够的建筑和基础设施时,我们必须为改变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而斗争。他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即在技术不断变化以及结构的使用和重新使用的背景下,建筑的永久性和耐久性的意义。同时,他对当代人文主义的发展融合了对历史、传统、精确性、书面和不成文的规则的深刻尊重。
自从世界开始关注弗朗西斯·凯雷的杰出工作和人生经历以来,他一直是建筑界的一座奇特的灯塔。他向我们展示了今天的建筑如何反映和服务于全世界人民的需求,包括审美需求。他向我们展示了地方性如何成为一种普遍的可能性。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里,在不断变化的价值观和世代更迭中,他提醒我们社区感和叙事质量一直是而且无疑将继续是建筑实践的基石,他自己能够如此富有同情心和自豪感地叙述这些。在这一点上,他提供了一个叙事,其中建筑可以成为持续和持久的幸福和快乐的来源。
由于他通过自己的工作所创造给人们带来的礼物,不仅仅局限于建筑学科领域的礼物,弗朗西斯·凯雷被任命为2022年普利兹克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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