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对人口统计学稍感兴趣的人都知道，城市正变得越来越密集——比以前密集的多。乡村生活的清空过程持续进行，而城市生活爆炸性的填充脚步则步步加速。从上世纪中期开始，这一倾斜便开始显而易见。当时法国地理学家 Jean Gottmann 发明了“megalopolis”一词，用以形容从波士顿到华盛顿的持续性城市化，这在当时容纳了当时美国人口的五分之一。 但是说起从乡下到城市的剧烈转变，没有地方能与如今的亚洲匹敌。
亚洲城市的崛起如流星般迅猛，在某种程度上讲是灾难性的，某种程度上又是精致的，并且每一处都比西方城市更大、更密、更高。这一现实便是新书《解读亚洲城市化》（A+D博物馆与哈佛南亚研究所联合出版）及同名展览（在卡尔弗城的赫尔姆斯设计中心展出至 3 月 12 日）的主题。
“距现在十年多一点之后，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会有三分之二在亚洲，其中至少四个会超过三千万人口。”
Gottman 在 61 年前创造的名词，如今已经显得有些简单，不足以包容像达卡、香港、东京、曼谷、孟买、首尔、深圳和班加罗尔等当代巨型城市如今的发展。单单菲律宾便有三个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其中马尼拉位居榜首，十万七千人挤满了 17 平方英里的土地。我们的语言落后于现实：以目前的速度举例，90 个新城市将在亚洲诞生，而且每一个都会大过加州的圣何塞（2019 有约一百万人口）。距现在十年多一点之后，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会有三分之二在亚洲，其中至少四个会超过三千万人口。
“解读亚洲城市化”展览包含一系列单独的房间，从一幅描绘相对城市密度的世界地图开始，以一个滚动视频结束。视频以条形图的形式，展示了城市从 1500 年至 2100 年的增长情况。惊心动魄的滚动数字，总结了帝国与随之而来的城市的兴衰。在这两组数据之间，人们沉浸在亚洲的密集街道生活的移动图景当中，由艺术家和电影制作人 Miriam Kuhlmann 拍摄并剪辑成如流动的万花筒一般。另有展出殖民初期（渺小）和如今（庞大）的亚洲城市地图，闪耀的繁荣与极端的贫困并存的照片，以及这些剧烈变化背后的建筑主张。
目前为止，书和展览中最扣人心弦的是由哥伦比亚的社会学家和全球化专家 Saskia Sassen 创作的一幅合成图。前景是一个由数千的生锈瓦楞箱组成的棚户区，好像被台风撞击在一起一般。背景则是一个摩天大楼的绿洲，仿佛是被涂画在地平线上一样。它像一艘游轮一样遥远，并同样丝毫不受天气与市场力量的影响。Sassen 的错视画是如此的引人注目，是因为它如此的容易让人相信。我们知道这就是某个地方——如果不是现在，就是在不久的将来。
蓬勃发展的亚洲巨型城市（megalopolis）面临着一种悖论，这也是让更古老的生根于前汽车时代的西方城市也同样困扰着的。虽然这些城市备受磨损，但用 Hannah Arendt 的名句来说，仍然提供“一个人类出没的空间”。超级资本主义和全球企业财富的需求决定了一种新兴的城市形式，根本上讲是被设计成为国际精英的落脚点。“解读”（deCoding）的编辑、策展人和城市设计工作室（City Design Studio）创始负责人 Farooq Ameen 指出，这些城市有“机场、酒店、商场、商业园区和工厂、封闭的高层‘社区’和办公大楼，点缀着精致的建筑”，来标志极权主义政府控制下爆发的经济。这些地方的图景被散布到世界各地，是杂志封面、新闻报道、和建筑网页里光鲜亮丽的照片。
而与这种无地方性相对的则是民间的生命力，是贫民的活力。他们的生活围绕着历史记忆、文化宣言和直接的个人遭遇而建立。这种反现实性常常在底层上演。在全球资本虚伪魅力的阴影之下，是缺乏魅力的非正式“城市”。孟买的达拉维便是一个例子，这里被认为是亚洲最大的贫民区。
这里的生活由个人关系、血统、信任和无情的贫困所构成。尽管如此，一种根深蒂固的自发性公民组织长期存在，从街道向上渗透，并向外扩散。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前院长马清运在书中的一段对话里写道：“生活似乎能够以一种极为敏捷、灵活的方式自我重组，而且......围绕任何实体结构产生的活动也没有定数”。因此，空间仅仅是被占据，且通常是以非法的方式。例如，在北京的人行道边吃一碗面，占据达卡的 Panthapath 大街来做周五的午间祷告，或是在“女佣休息日”里占领香港空中走廊的每个角落。
西方城市的假设被统统抛弃。井然有序地编排公共与私人空间的做法绝不存在。从某种根本程度上讲，你要么住在一个由外部规划的西方城市里，要么住在亚洲——那里的人行道不能像巴黎那样为了步行被设计，因为那还是一些人每晚睡觉的地方。
即使想要改革，也没有任何简单的答案。印度建筑师 Charles Correa 三十年前便提出，“我们城市的形式与使用方式之间有种残酷的不匹配”。然而，重塑亚洲城市刻不容缓，如果它们和另一些发展中城市（有些处于所谓的第一世界）不想再做外围财富输出金融中心造成的错位的典范。
Ameen 称，这项工作需要的是“城市针灸”。这是一种更细微的、自上而下的建设与规划的方式。他写道：“城市......必须依赖于城市结构内的具体、较小规模的干预措施，进以影响到城市的大环境”。
在这本书和展览中都有强调的范例包括 Diana Balmori 在韩国世宗市的公共行政城（PAT）和Hamzah & Yeang 在新加坡的 Solaris 大厦。这些项目都用景观来缓解城市建筑环境的压力。PAT 通过创造一个连续的线性屋顶公园，将城市内的行政建筑融合进自然。另一方面， Solaris 则通过依据原地块塑造建筑，来保护新加坡中央城区的自然遗迹。Ameen 认为，建筑也能够帮助克制移民从乡村到城市的流动。Kashef Chowdhury 在孟加拉国最贫穷的地方之一——萨特基拉的友谊医院则反转了这个公式，将城市引入农村。这个医院是由小空间、庭院和小广场所组成的。它虽然对大环境的影响很小，但幸运的是，它为一个村庄的生活带来了改善和稳定。Chowdhury 说，“我问自己，孩子们是否能因为这个项目提供的设施，而在他们的村庄里就能生活得更好？还是移居到城市......但要面对不确定的就业和住房问题？。”
对 Ameen 来说，这种项目应用了 Buckminster Fuller 的调节飞机“平衡调整片”的原则。“平衡调整片”能控制像747这样的巨大飞艇转弯。他相信，这种建筑和城市的微调，也能够重塑整个城市。
我们心存希望。这些建筑计划和许多其他的一样，仰仗于政府的支持或大量的私人资金。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重要且必不可少的碎片化行动能否激发起空间民主的浪潮，还是仅仅哄骗我们去无谓地歌颂这些善意的一次性项目？我们应该清楚，我们所有城市的命运都掌握在平衡之中，无论是在亚洲之内，还是亚洲之外。
本文最初发表于 Metropo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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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张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