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最初发表于 Common Edge。
据《纽约时报》报道，工会组织正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中流行，因为集体可以给予他们超越个人的力量去实现一些被抵制的预期改变。在亚马逊和星巴克出现在头条的同时，年轻的建筑师也在蠢蠢欲动，背后的一个推动力量包括偏向民主社会主义的非营利组织 The Architecture Lobby 。总部位于曼哈顿的 SHoP Architects 员工最近宣布成立建筑师工人联合会，以维护建筑师权益，但最终受公司施压被解散。
SHoP 的老板们对此表示难以置信，他们认为公司内部一直上下同心。当下可以把所有公司都看做是进步主义者，他们的作为也正反映着他们认可的政治和价值。然而“进步主义”可以被划分为千禧一代及其后倾向于社会主义； X 世代及更早仍然主要依赖市场来解决社会问题。
工会的组织必然建立在一种广泛存在的不满情绪之上，以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亚马逊仓库工作的工人们有过一些成功经历，因为该公司的精神是追求效率的泰勒主义和大型科技企业的混合物，并由人工智能进行强化。相比之下，建筑公司可以更具剥削性，甚至伤害性极大，但人们仍可以毫无顾忌的抛弃它。
“建筑师热爱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他们愿意为爱发电。”虽然 David Baker 曾经这样告诉过我，但这种自由恋爱的时代已经结束。哪怕是公立大学，学习成为一名建筑师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年轻的建筑师刚开始工作就已负债累累，却还想着可以赚取远远高于这个行业一成不变的实际收入。他们的雄心壮志期望获得比传统行业更快的回报。总之，建筑师想要的和现有的存在差距，而这些差距可以令人无比压抑。
民主社会主义对这一群体的吸引力反映了它的洞察力，即如果不强化其公共领域的社会影响，即使是最大和最进步的建筑公司，也无法解决他们面临的每一个问题。不论教育、医疗保健、住房和儿童保育等，这些都需要是公共的社会投资。市场的开销增加了年轻建筑师的压迫感，但一旦他们建立起了组织，他们也在推动政权更迭。
民主社会主义需要兼容的市场资本主义与资金充足的公共领域作为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这种资金，公共领域将会崩溃，社会更广泛的繁荣将会动摇。新冠导致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公共领域可能偶然间获得了巨额的资金，如果没有这巨款，事情可能会变得完全不一样。美国总统拜登一直希望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前提。
我们难道不是万众一心的吗？
SHoP 的闹剧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人们之间的差别即问题，这些差别是实质性的。 SHoP 看似在向进步主义靠拢，但它与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关联，寡头们将公共领域视为慈善事业。建筑师兼经济学家 Kevin Batcho 指出，美国在 60 年代一直是中产阶级的天堂，因为人们正在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效忠。当苏联垮台时，新自由主义的手套脱落了。社会福利迅速萎缩，因为人们相信市场可以维持自身的资金运转。
所以这一切发生了，公共物品被私有化了，上层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不是中产阶级的富裕。尽管自负绅士风度，建筑师仍属于上层专业人士，我的家人自 19 世纪以来就一直属于这一阶层。工会可能没有想到，我们不需要工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美国建筑师协会。
美国建筑师协会不禁让我想到美国众议院（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的情况，吸引的都是年龄较大的白人男性，这些人的观点往往反映了该群体的优先事项和世界观。众所周知，美国建筑师协会的时任执行董事曾发表了著名的欢迎特朗普当选总统的新闻稿，该组织的董事拒绝了国际建筑设计规划师社会责任协会（ADPSR）的请愿书，该请愿书宣称在美国监狱中设计死刑室和单独监禁室是不道德的。
我所在的地方的建筑师协会分会运作良好，但其在全美国的运作平均水准却落后于此地。但情况可能会因为有了新的执行董事而有所不同。美国建筑师协会目前的主要功能更像是君主政体一样为建筑师颁布荣誉，然而如果进行彻底改革，它可能是一个比工会更好的选择。
工会，一种不同的联合形式
这里我想借用 The Architecture Lobby 的创始人和几本关于建筑师作为工人的书籍的作者 Peggy Deamer 的原话。当她谈及“工会”时，她的主要例子是瑞典所有建筑师的集体工会和专业组织 Architects Sweden，它更像建筑师协会而非商业联盟。
相似之处在于， Architects Sweden 的成员包括公司和从业者，它认为自己是两者的驱动者。一个不同之处在于，瑞典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民主国家，拥有强大的公共领域，有意识地寻求为女性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另一个是建筑师和相关专业人士获得了瑞典建筑师协会的认证。任何人都可以称自己为建筑师且进行自由实践；政府不参与。尽管如此，大多数建筑师、室内设计师、景观设计师和规划师都以学生身份加入 Architects Sweden。拥有大学学位或同等学历，并在欧盟相关公司工作两年，他们在自己所选领域将会得到工会的认证。
使瑞典设计公司和专业人士保持联盟的原因是它为两者提供的支持。 Architects Sweden 帮助公司和从业者共同决定工作条件，密切关注薪酬，例如，女性在公司中不同级别的参与以及与男性相比她们的职业发展情况。它跟踪和分享公司管理、材料和技术创新、技术整合、市场条件以及在瑞典境内外工作的最佳实践。该组织负责游说政府。
美国建筑师协会，亟待改革
美国建筑师协会目前缺乏的是 Architect Sweden 的行动主义和使命感。想要改变，则必须扩大其职权范围——不仅仅是注册建筑师，而是规划和设计建筑环境的完整专业人士名单。它需要超越专业界限和障碍，以了解他们在现实中的相互联系程度，但仍然尊重他们的专业文化和专业知识。如果数据库架构师（architect）是公认的职业，那么美国建筑师协会不应该羞于囊括广义层面的“architect”们，支持其姊妹领域成为其中一员。
资深的湾区建筑师 Evelyn M. Lee 正在一个变革平台上竞选新的建筑师协会总裁。但是，美国建筑师协会真的能与 Architects Sweden 的激进主义及其将设计专业团结在一起的能力相提并论吗？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它动摇或拒绝挑战，结局有两种：一是成为另一个 The Architecture Lobby，积极组织工会和典型的民主社会主义；另一个则是全国少数族裔建筑师组织（NOMA），Lee 正是其中一员。当组织如同保护伞般运作，更大的组织将让设计公司和专业人士在应对共同挑战时获得更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无论何种组织应运而生，都不太可能将商会作为其模式。仓库工人的不满与设计专业人士的不满是不同的。漫长、报酬不足的工作时间以及许多办公室的雇佣和解雇性质使建筑师的工作变得不稳定。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它通常反映了公司管理不善，而不是恶意。公司需要参与其中，但组织需要独立于较大的公司。公司以成员身份补贴员工的做法应该结束。对个体成员的补贴应该是可负担的，而公司成员的补贴应该与规模和收入挂钩。两者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秘密会议，反馈他们自身不同境遇，但仍可以一起工作。
瑞典建筑师协会之所以成为令人信服的模式，是因为其中许多挑战既落在了公司身上，也落在了从业者身上。建筑公司仍然受制于美国建筑师协会几十年前达成的反垄断协议的困扰，该协议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该行业最大的联邦客户的要求下强加给他们的。在那之前，美国建筑师协会的收费表规定了会员公司可以向客户收取的最低费用（基于建筑成本的百分比）。协会给了会员一个“底线”，就像通过明确最低工资形成对工人的基本保护，免遭剥削和管理不善，即使看似是微不足道的。收费表的禁令是值得重新审视的，不仅对于建筑师，也对所有参与规划和设计我们城市的专业的人士有用。
但主要任务是提升优化所有方面，包括推动妇女和少数族裔的平等，以及一个负担得起且易于使用的公共领域。作为设计专业人士，我们面临的问题往往反映了社会缺陷。所以还是回到那个问题，答案是我们的确身处同一境遇，但我们需要一个工会来维持我们的上下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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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张中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