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设计的建筑超越了自由主义生命政治学的经济核算，反而为支持健康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理由，那这将意味着什么？在米歇尔·福柯将生命政治学这一术语概念化的时候，他同时也是一个由研究员和建筑师所组成的团体中的一员。他们基于欲望的计算，进行护理实践，从而定义生命的价值以及如何支持生命的方法。特别是建筑师妮可·索诺莱（Nicole Sonolet）设计的包括精神病院、公共住房综合体，以及从 1950 年代到 1980 年代主要在战后法国和后殖民时期的阿尔及利亚建造的新村庄在内的一系列国家福利机构。这些设计不仅是为了支持，也是为了集中满足那些经常被排除在设计过程之外的人们的需求。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索诺莱为巴黎 13 区居民设计的精神健康中心，因为这是探索有关提供护理本身的设计事务所的关键项目。
虽然索诺莱的作品形式复杂，理论丰富，但并不为人所知。索诺莱于 1944 年被巴黎美术学院（École des Beaux-Arts）录取，在此学习建筑。但她的学业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被迫中断，最终于 1954 年完成了她关于精神病院的毕业设计。自战后至 60 年代，索诺莱在巴黎市郊设计了一系列中等规模的补贴性住房项目以及私人住宅。这些项目帮助索诺莱创立了她自己的事务所。与此同时，她也回归了她毕业设计的主题，并开始设计用于保持精神健康的设施。L'Eau Vive 是索诺莱第一个大型精神病院项目，位于巴黎大区的塞纳河畔苏瓦西（Soisy-sur-Seine）。她从1958年开始与精神病学家菲利普·鲍梅勒（Philippe Paumelle）展开对话，并开始了这个项目。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索诺莱与鲍梅勒再次合作，在巴黎创立了 Association de Santé Mentale 13（简称ASM 13）的精神健康中心，与专门进行门诊护理的 l'Eau Vive 相配合。在此期间，索诺莱发表了数篇关于社会住房和精神健康建筑的文章，还对环境心理学进行了研究，并同时在 École Spéciale d'Architecture 和巴黎美术学院任教。此外，在 1968 年“五月风暴”中，她还在自己的厨房里为游行抗议的学生提供食物。
索诺莱对精神健康保健的兴趣是对知识的探索，也是个人情感的选择（她的一个近亲曾被送进医院），因此她致力于倡导对抑郁症、精神病和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更人性化的治疗。在她毕业设计的研究过程中，她拜访了包括鲍梅勒在内的体制心理治疗（institutional psychotherapy 或者简称IP）运动中的主要思想家。采用体制心理治疗的护理人员试图在患者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治疗他们，并利用围绕心理治疗护理的所有互动（包括医院或诊所的空间，患者可能与物理治疗师、管家或艺术教师进行交流）作为重建受损社会和人际关系纽带的手段，使患者能够与他们的医生合作开发属于自己的康复疗程。
继体制心理治疗创新者弗朗索瓦·托茨卡耶茨（François Tosquelles）和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后，鲍梅勒特别致力于提供基于社区的护理。他认为对病人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代替方案，可以让他们避免去法国精神病院（asylums）而遭受隔离和忽视。精神病院往往位于乡村地区，这迫使病人必须离开他们所在的社区和家庭，而且他们并不能从轮值的医生和护士团队那里得到一致的治疗。作为倡导社区护理的国际运动的一部分，鲍梅勒希望为病人提供稳定的医疗团队、门诊心理治疗和免费诊所，以及作为限制住院手段的专业治疗。他出于国家预算的考量，积极倡导社区护理。他认为当地门诊护理的费用远远低于住院治疗，因此将节约成本，并同时增加服务的可用性。20世纪60年代后，法国政府的确开始转向支持在地理“区域”定期分配护理设施的政策，但鲍梅勒只有在私人支持下才能开始建立他所设想的系统。1958年，在一位希望改善酗酒者治疗的捐赠者的帮助下，他成立了非营利组织Association de Santé Mentale 13，旨在为巴黎13区的居民提供精神卫生保健。这也促使索诺莱和鲍梅勒开始规划l'Eau Vive，这将是ASM 13的第一家医院，并作为一个类似于社区护理的试验场。
鲍梅勒曾一度希望能够将 ASM13 的医院设在巴黎，更靠近其所服务的人群。但是，他们抓住了在城市之外建立医院的机会。地址位于巴黎南面的乡村市镇塞纳河畔苏瓦西中，该市镇的前神学中心如公园般的景观提供了场地。索诺莱为 l'Eau Vive 设计了一个拥有 10 座新建筑的院区，旨在为 175 名病人服务。院区中包括了一系列低矮的直线型建筑构成的接待中心、医生和工作人员的住房、社交中心和食堂（这让医生有机会随意交流意见）、一幢行政大楼以及五栋独立的住院治疗大楼。每栋住院大楼都配有不同的医生和护士团队。在这些大楼里，患者被分成七人一组，由一个固定的护士而不是轮换的护理人员来进行监护。因为鲍梅勒和索诺莱认为，有了固定的护理团队，可以建立更深更多的治疗关系。为了设计这个建筑群，索诺莱采访了在医院工作的医生、护士以及工作人员，以了解护理工作的特殊责任。她打算在设计中为护理人员提供从工作中休整的机会，并在必要时“逃离”病人，这将平衡他们在结构化的治疗时间之外仍为病人提供护理的事实。
这家精神病疗养院并不像以前的疯人院那样“封闭”，将病人限制在其自己的房间内。相反，在这里病人们被鼓励在建筑内和户外运动，这是一种与后“瘴气”理论（post-miasma theory）医院设计相呼应的康复性循环（healing circulation）。这一决定并不是出于对运动的迷信，而是因为索诺莱和鲍梅勒相信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有权发生情绪变化。如果他们并没有被固定在医院的某个空间里，那么他们也不需要保持一个固定的精神状态或判断。这种运动的理念推动了医院的设计。索诺莱认为，建筑和室内设计可以“调节”空间并提供各种体验：开放的或封闭的，刺激的或安宁的，温暖的或凉爽的。在她的设计研究过程中，医生向索诺莱解释了他们希望提供的各种现象学品质。然后，她据此对这些空间进行设计。这些空间一旦建成，病人就能够在医院里活动，在具有他们所希望的空间品质的地方度过一段时间。不同的材料、光线配置、视觉隐私、噪音水平和活动都将有助于病人在自己的治疗过程中逐渐了解如何使用这些空间。当从一个孤立的状态转变到一个更具社会参与性的空间中，从理论上来说，这有助于病人为重新融入他们的社区做好准备。
所有这些“调节”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用现代主义建筑的语汇来呈现。例如，在休息室里，椅子可以分组并重新组合，为社交提供灵活的可能性。病房的设置让病人可以打开房门，向他人“开放”，同时仍保持一些视觉和听觉上的隐私。窗户也可以打开或关闭，以便与景观相连。此外，公共浴室可以让病房变得更大、更明亮，又可以使病人与他人接触。尽管苏瓦西远离巴黎，鲍梅勒和索诺莱希望在内外之间，仍然可以模拟城市精神健康中心可能存在的社区沉浸形式。即使是田园风光，但它也是城市，而其城市性正在被治愈。
1963年初始阶段的建设完成后，索诺莱开始在建筑和心理学期刊上发表她在苏瓦西建造时的经验以及她与体制心理治疗护理人员的对话中得出的结论。因此，她成为了这些新兴的精神健康实践建筑的专家，并经常向对建筑和精神卫生保健的交叉领域感兴趣的国际研究人员提供咨询。皮埃尔-菲利克斯·加塔利（Pierre-Félix Guattari）从而开始熟知索诺莱。加塔利在 l'Eau Vive 开幕几年后，成立了 CERFI，即机制性教育与探索研究中心（Center d'études, de recherches et de formation institutionnelles，简称CERFI）。从 1950 年代中期开始，加塔利与拉博德疗养院（clinic of La Borde，即 Clinique de La Borde）中许多体制心理治疗的关键人物紧密合作。尽管他的分析理念比鲍梅勒的略微激进，但他把索诺莱视为朋友和值得钦佩的同事，与她就各种 CERFI 项目交换信件，并利用她的知识创办了该联盟早期的杂志《探索》（Recherches），内容涵盖建筑、策划（programming）和精神病学。
策划集体设施
《探索》1967 年刊是 CERFI 首次进行深入调查“策划”这一概念的行动之一。“策划”是用于描述包含建筑策划以及其他形式的规划在内的特殊术语。作为关于如何将精神卫生基础设施纳入城市的讨论的一部分，这期杂志让索诺莱与精神病学家和体制心理治疗的实践者以及建筑师艾默里·祖布尔纳（Aymeric Zublena）、阿兰·施密德（Alain Schmied）、阿兰·法布雷（Alain Fabre）和阿尔伯特·施瓦茨（Albert Schwartz）进行了对话。索诺莱对该杂志的贡献是她重新发表了有关 l'Eau Vive 项目的材料，概述了在对策划医疗建筑时必须考虑的挑战、程序和形式上的考量，以及一个方案可能性的选单和几个图表，展示这样一个方案如何在不同的人口密度下运作。她强调，只有经过大量的研究和讨论，才能取得长期的成功。虽然她十分了解精神健康设计，但法国各地的地理环境和护理策略各不相同。索诺莱也很清楚，没有建筑师能提供一个固定的方案或类型，必须与医生和工作人员进行深入交谈后才能推敲出设计。同时，从这份出版物开始，索诺莱关于设计策划的见解成为了 CERFI 内部更大范围对话的一部分。
虽然 CERFI 是由加塔利创立的，但它由一个大型跨学科团体领导。这个领导团体由激进分子、活动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和精神分析学家组成。他们都希望通过制度、历史、社会学和精神分析这一新组合，以及通过哲学、批判、对话和设计，来改革法国政府文书。该联盟对政府的各种正常化和异化项目提出了质疑，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仍从法国政府那里获得了大量资金支持来开展项目和研究。然而，公共工程部（Ministère de l'Équipement或Ministry of Public Works）的一位资助者对CERFI在集体设施或基础设施（équipements collectifs）方面的工作很感兴趣。该部门希望为发展这种基础设施提供实证，并了解其形式、生命周期以及对日常生活的潜在影响。CERFI 希望利用这笔资金，通过新兴的批判性性话语来重新思考基础设施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在实践状态（praxis）中重新思考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和拉康（Jacques Lacan）有关主体形成的理论。
CERFI于1971年从公共工程部签订了第一份研究合同：《新城集体设施策划——精神卫生设施》（Programmation des équipements collectifs dans les villes nouvelles – les équipements d’hygiène mentale，即Programming collective facilities in New Towns – facilities for mental health）。这份合同为发展有关精神健康空间的建筑理念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这个项目的目标是讨论如何规划社区中的精神卫生设施，但不仅仅是作为像索诺莱和鲍梅勒的 l'Eau Vive 那样的试点项目，而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规划。索诺莱对这个项目进行了支持，分享了她在精神卫生建筑方面的研究心得，特别是有关私人空间的必要性、对绿植和光线的提供，以及医患单元的规模等。然而，她和另一位建筑师-对话者（architect-interlocutor）阿兰·施密德都反对有关精神健康类型学的想法，他们认为没有可以将健康转化为空间的建筑公式。相反，索诺莱解释道，空间必须通过对话式的策划过程来设计，而这个过程将激发临床医生和病人的意愿，并且其结果是事先不知道的。换句话说，精神卫生建筑的设计必须类似于体制心理治疗本身的开放式实践。对精神卫生设施规划的讨论为 CERFI 的成员们提供了机会，将建筑理念转化为适应体制心理治疗的机构建设技术，反之亦然。
随后，CERFI 在其他类型的集体基础设施方面的工作都借鉴了这一早期有关社区精神卫生的工作。1971 年至 1976 年间，CERFI 在默伦-塞纳尔（Melun-Sénart）新城筹划了一个综合儿童护理中心。该中心将日间护理设施、儿童休闲设施、学校、儿童保护服务和课后服务结合起来。在此期间，他们还对鲁贝（Roubaix）的工人住宅区Alma-Gare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改进的规划和建筑策略。此外，他们也规划了新城的精神卫生设施（这项工作或多或少地促进了巴黎发展类似的服务）。他们还帮助保护了一个工人疗养所，并在诺瓦谢勒（Noisiel）的原梅尼尔（Menier）巧克力工厂外的比松（Buisson）农场建立了一个文化中心。在所有的这些项目中，CERFI 试图了解共享基础设施如何能够构建不同的自由实践，重塑家庭、社区和诊所。所有这些工作都是跨学科的，由建筑师与历史学家、哲学家、医生、艺术家、城市学家以及其他人员一起进行研究。
CERFI的部分资金也流向了米歇尔·福柯。福柯1973至1974学年研讨会的主题为“关于十八世纪末医院制度的研究：公共设施的谱系”（“Recherche sur l'institution hospitalière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généalogie des équipements collectifs”，即“Research on the Institution of the Hospital at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Genealogy of Public Amenities”)。这次研讨会由 CERFI 提供了部分资金，也正是这次研讨会，在与建筑师和建筑历史学家（虽然不是索诺莱）的对话过程中，福柯提出了“生命政治学”这个术语。研讨会的参与者包括了布朗迪·巴雷-克里热尔（Blandine Barret-Kriegel）、建筑师布鲁诺·弗尔蒂埃（Bruno Fortier）、弗朗索瓦·贝坎（François Béguin）以及福柯的侄女安妮·达拉梅（Anne Thalamy）。他们分析了建筑平面、医学公告和国家档案，来详细阐述建筑是能够在国民人口的身体中产生健康效应的几种部署（dispositifs）或机器/装置（apparatuses）之一这一观点的历史。这项研究的结果在1976年以《治疗机器：关于现代医院的起源》（Les machines à guérir: aux origines de l'hôpital modern，即Curing Machines: On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Hospital）一书出版。福柯在其论文《18 世纪的健康政治》中介绍了这项研究，并认为十八世纪末的生命政治是通过空间的医学化以及随后创造的空间-医学机器，或物质的和制度性的工具来阐述的。他声称，一旦生命能够通过 18 世纪的医院得以延长，那么生命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一种能够在整体人口中被调节的可控价值。
研讨会的共同组织者布鲁诺·弗尔蒂埃则从这次集体研究中得出了与建筑学相关的结论。在其所撰写的《医院的建筑》（The Architecture of the Hospital）一章中，弗尔蒂埃描述了医院设计标准化的过程。他同时还阐述了对医院设计的控制是如何从建筑专业人士的职权范围转变为对于医疗方面的思考，并且某些方面一旦被认为足够重要，旋即又将再次纳入建筑师的职权范围。弗尔蒂埃在对18世纪建筑的社会影响的理解以及20世纪现代建筑如何理解这些影响间建立起隐含的联系，论证了建筑的标准化催生出了可臻完美的建筑类型的想法。他还认为，有关 18 世纪的可臻完美的建筑类型的想法使功能和组织概念化，与以前的“建筑”秩序或装饰的区分开。因此，正如福柯在他的文章中所阐明的那样，医院的健康效应的政治重要性不仅延伸到了国民的身体，而且还帮助 18 世纪的建筑师提出了一种主张，即存在对某一特定项目的理想形式，而这正是索诺莱和施密德在 1971 年 CERFI 关于新城精神卫生的研究项目中所反驳的观点。福柯和弗尔蒂埃解释说，18 世纪曾有一个关于空间“治疗机器”的幻想，这使得人们相信健康结果和建筑设计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但他们的分析清楚地表明，与其说这是一个现实情况，不如说这是一个关于政府运作设计的理想化话语。建筑不是一台机器，单靠建筑并不能催生出行为模式或者新的政治现实。弗尔蒂埃忽略了这种机器控制的幻想的殖民层面。这些层面对于从远方提取土地和生活中，特别是黑人生命的价值来说至关重要。
我[作者]不知道弗尔蒂埃是否与索诺莱和施密德进行过对话，也不知道他对 CERFI 在 1971 年的研究项目有多少了解，但他的分析也确实补充并强化了他们关于策划的结论。弗尔蒂埃的谱系显示，有关策划的想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不同学科背景的从业者重新接受，而法国的建筑长期以来一直对似乎不在其学科范围内的问题持开放态度。CERFI 关于新城的精神病院的研究项目预见并促成了福柯对生命政治学这一术语的首次理论化。虽然加塔利、施密德、索诺特以及与他们合作的医生们并没有创造这个词，但从他们交流的一开始就不难看出，索诺特和 CERFI 试图发展出替代新自由主义生命政治演算的方案。在这一演算法中，关于治理的决定是根据赋予生命的货币价值作出的。这种对生命的重视证明了法国政府建设基础设施的合理性，比如福柯和弗尔蒂埃所描述的 18 世纪的医院，以及 20 世纪 CERFI 所获得的在新城安置精神卫生服务的研究合同。与此相反，索诺莱的医院和 CERFI 的集体设施是围绕着关怀/护理本身而组织起来的，这表明了关怀/护理的另一个根本原因是可能的。
精神健康中心
最终，CERFI 未能成功创建全国性的精神健康服务项目。1970 年代初，他们的资金与法国国家精神卫生保健的基金都急剧减少。但大约与此同时，私人慈善机构却允许索诺莱和鲍梅勒为 ASM 13 建造城市精神卫生综合体。他们在 1950 年代末也曾希望在意大利广场（Place d’Italie）附近的爱迪生大道（Avenue Edison）上建造精神健康中心。索诺莱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为l’Eau Vive的城市复本制定概念性规划。在确定了场地和赞助商之后，她和另一位设计合作者玛丽亚·巴兰（Maria Baran）就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并于 1972 年获得了施工许可证。这个综合体既启发了 CERFI 在集体设施方面的工作，也留下了一些这些工作的痕迹。精神健康中心为巴黎 13 区的居民提供门诊和急诊住院服务，使病人在接受治疗的同时能够留在自己的社区中。该综合体结合了两个治疗中心：成人治疗中心与儿童治疗中心（分别以阿尔弗雷德·比奈 Albert Binet 和菲利普·鲍梅勒 Philippe Paumelle 命名，因为鲍梅勒于 1974 年早逝）。同时，该综合体还设有精神分析研究所和家庭支持诊所。精神健康中心某种程度上弥补 l'Eau Vive 所缺少的城市性，同时它也试图将l'Eau Vive田园美学的痕迹引入城市环境中。作为项目的一部分，于 1973 年在毗邻的地块上建造了一个新的公共公园。该公园使中心更容易被附近的居民所接受，因为他们得到了他们急需的绿色空间，但也让索诺莱和巴兰有机会将建筑面向光线和空气。就像他们在 l'Eau Vive 所拥有的一样，医生、患者和工作人员在治疗期间也可以看到绿色。
精神健康中心的几何形状比 l'Eau Vive 的直线型建筑要复杂得多。治疗空间和办公室围绕着两个中央楼梯布置。建筑立面随着高度上升而后退，这让光线洒落在露台和室外种植空间中。这些露台和室外空间排列在建筑外围，将办公室、候诊室、治疗区与街道隔离开来。三角形的空间形式朝向街道，创造了一个生动活泼的立面，同时这或许也暗示着 ASM13 的护理人员所推崇的治疗方法的特殊性和不可预测性。在建筑内部，候诊室填充了外角所带来的负空间，为病人提供了半私人的角落。在这里，病人等待的同时也可以看到露台或欣赏公共花园的美景。该综合体中还设有教学空间，包括了报告厅、图书馆、教室和会议室。此外，每个楼层都布置了几个用于团体心理治疗的空间。顶层还有供工作人员使用的餐厅和食堂，这促进了许多身处这些空间中的医生之间的互动。假使他们离开中心去外面就餐，他们很可能不会容易地相互交谈。
精神健康中心的大部分治疗都是在私人诊室内进行的。这些私人诊室的外墙都有棱有角，但大多是直线的，并沿着建筑的临街面设置。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可以欣赏到种植在露台上的植物景观。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可以从诊室内走到露台上。正如索诺莱在 l'Eau Vive 所设计的那样，她试图确保工作人员的需求都能在设计中得到满足。退台的设计是为了在医生和其他工作人员所身处的精神世界过于强大时，为他们提供视觉上的休息。街道上的绿植花坛的设计不仅为医院空间提供了缓冲，而且还表明精神卫生空间甚至可以向那些没有直接使用的居民提供便利。索诺莱和巴兰的花园设计有助于和缓精神护理服务的提供并使之正常化。
由于占地面积小，而且治疗主要在一个房间里进行，并且持续的时间也很短，精神健康中心并没有为病人提供康复性循环，即使这是l'Eau Vive住院治疗的关键部分。部分原因是因为在精神健康中心就诊的患者病情较轻，只需接受门诊治疗即可。花费在中心的时间较短，这也意味着中心并不需要提供那么多的医疗资源。因此，中心并没有把自己作为一个治疗的机器，一个可以通过创造性的使用和滥用来激活的空间。病人无法通过建筑绘制出他们自己的康复途径。如果想这样做，他们就需要离开中心，去体验城市本身，把它作为一种治疗的方式。集体设施不仅只是用于支持城市，它们自身就是城市。
索诺莱、福柯和 CERFI 将建筑与基础设施同健康和主体性联系了起来。虽然我们更熟悉二十世纪末建筑师如何借用所谓的“法国理论”的故事，但回顾其历史，不难发现这些建筑思想和实践对其权力理论的贡献有多大，以及对疾病的关注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些研究。妮可·索诺莱的关怀/护理空间，以及 CERFI 关于集体设施的工作都有助于发展了一种不是基于生命政治学的集体/基础设施理论，而是基于护理和人类欲望本身。这种超越了生命政治学的实践很可能影响了福柯和弗尔蒂埃关于医院的研究。这使得他们的研究不仅成为了理论，而且成为了对法国新兴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反过来，对 CERFI 的超越生命政治实践的了解也可能为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理论提供了参考。以建筑方法完成的有关集体设施的研究，激发了在现如今许多其他领域中传播的重要思想。
这些在批判、分析、策划和设计之间的反馈循环与体制心理治疗的实践者针对患者制定的治疗方案之间有着相似之处，因为它们都在工作中反对用统一和标准化的公式来治疗不同的疾病。索诺特似乎修改了提供护理的精神分析实践，以推导出一个设计医院的过程。遵循体制心理治疗的原则，这将发展出以一套共同原则为指导的设计，但这些设计都能够具体针对不同情况和工作人员团队，以及他们所在的社区。设计这些空间需要密切的合作。这也有助于解释索诺莱作品中的形式变化，以及她设计的谨慎意图。在索诺莱看来，理想的情况是生成形式变化的设计关怀空间的过程可能会被应用于所有集体设施的策划/规划中。
这篇文章最初是作为《Sick Architecture（病态建筑）》的一部分发表的，这是 Beatriz Colomina、e-flux Architecture、布鲁塞尔 CIVA 和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项目之间的编辑合作，由 Nick Axel、Beatriz Colomina 和 Nikolaus Hirsch 编辑，并在 Beatriz Colomina、Silvia Franceschini 和 Nikolaus Hirsch 策划的布鲁塞尔 CIVA 展览《病态建筑》的背景下发表。
译者：徐天辰 XU Tianch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