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建筑师 Marta Maccaglia 谈论她的工作，不仅仅是在谈论建筑。她的每一个项目都源于一种参与性的工作方式，基于对用户的社会和当地环境、他们的需求、地域和可用资源的接近和深入了解，从而使作品获得超越功能本身的意义。
Marta Maccaglia 是一位来自罗马 Sapienza 大学的意大利建筑师，但她的职业生涯主要在秘鲁发展。2011 年，她把这个国家作为自己的国家，因为她是意大利政府计划的一部分，公务员，与非政府组织 CPS 合作，一个为年轻的意大利人提供参与国际合作项目的机会。
2014 年，她成立了她的建筑事务所Asociación Semillas，目前是该事务所的主任。Marta 也是办公室 PLAN A 0-100（2019-2021）的共同创始人，并从 2015 年起担任 UCAL 大学的讲师。在她近年来获得的众多奖项中，2018 年她与Boonserm Premthada、Raumlabor、Nina Maritz、Lacaton & Vassal 以及 Frédéric Druot 一起获得了全球可持续建筑奖。此奖由 Cité de l'architecture（巴黎）颁发给倡导建筑的可持续和参与性发展的建筑师。她还被选为 2020 年 AR-新兴建筑奖的入围者，该奖项给予年轻设计师和建筑师强大而有前途的作品集认可，并给予他们在国际建筑界立足的机会。
她在 Asociación Semillas 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教育建筑和秘鲁亚马逊雨林的公共建筑上，包含了当地社区的参与性过程。这类项目的影响和实际需求使 Marta 的工作开始成为秘鲁建筑的一部分。鉴于此，她被选中参加去年 9 月在潘普洛纳（Pamplona）举行的拉丁美洲建筑双年展9Latin American Architecture Biennial)。
这次，我们有机会与她交谈，了解她对建筑的看法和她的工作。
Asociación Semillas 是如何诞生的？目前团队是如何组成的，您是如何与这个跨学科的团队合作的？
我们的团队是一个轮换的、不断变化的团队，我们的办公室是一个游牧性的办公室，它像一个苗圃一样自我繁殖。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我们相信项目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为了能够工作并为每个地方提供连贯的建筑，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其人民、其文化和其领土。这有时会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但它给了项目独特的力量和深度。
我在秘鲁的第一个项目是 Huaycan 的Wawa Wasi。2013 年，与葡萄牙建筑师 Paulo Afonso 一起，我们开发了 Chuquibambilla 学校项目，当时我决定搬到丛林里去。我明白，如果不感受和了解这个地方，这个项目就无法开展。2014 年，我成立了Semillas，从那时起，一个与更多机构和专业人士合作的系统得到了巩固。
我们的第一个办事处是在 Pangoa，一个位于秘鲁中部丛林的小镇。现在，它已经在利马（Lima）和 San Ignacio（该国北部与厄瓜多尔交界的丛林中的一个小镇）成倍增加了分支机构。
在每个分支机构，我们都有一名建筑师协调员，由一名助理陪同。同时，由于过去几年巩固的伙伴关系，一个更大和更跨学科的团队正在形成。自 2016 年以来，我们每年都通过非政府组织--CPS 接收年轻的意大利公务员，每年有 2 到 6 名实习生。自 2020 年以来，由于与米兰理工大学发展建筑学硕士（Architecture for Development of the Politecnico di Milano）的机构间协议，我们是来到秘鲁 6 个月的学生培训计划的一部分（每年有 2 至 4 名实习生）。根据需要，为了具体咨询工作我们也公开征集建筑师、人类学家、教育家、政治学家、工程师和社会学家或在一些过程中陪同我们。此外，我们的建筑大师：Elias--木匠，Javier--建造师，也是我们团队的一部分。我是在我们在丛林中开发的第一个项目--Chuquibambilla 学校项目时认识他们的；这是有趣的人际关系，关于学习和共同成长。从去年开始，建筑师 Giulia Perri 和朱利亚娜-米格里纳 Giuliana Miglierina--前实习生--和我一起成为管理团队的一员。与他们一起，我们分享决策和责任，继续建设这个梦想。
哪个项目最能代表 Semillas 的建筑思想和愿景？
我认为，在我们的项目中，从 2011 年至今管理、设计和建造的 13 个项目中，你可以读到一部积累学习的过程。这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回顾过去的项目，以及落成后的情况；一些设计方案在哪里、如何以及为什么成功，在哪里以及为什么不成功。我们持续面对反馈，并与社区一起寻找解决方案，庆祝一个始终处于过程和建设中的建筑。
Alto Anapati 幼儿园是我们最新的项目，在我看来是一个讲述我们积累的意识形态和思考的好地方。这是一所位于秘鲁中部丛林的本土社区的学校，为 50 多个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为 86 个家庭提供社区空间：这是一个小规模的代表性项目。
该项目包括 3 个带厕所的教室、一个多功能厅、带厕所的行政部门、一个厨房和户外空间。该项目插在社区欢迎的通道上，同时，它与丛林的亚马逊景观相连。
在这个项目中开展的参与性进程使社区和儿童产生了高度的主人翁意识，这一点从项目运作的头几个月就可以看出。从我们的实践来看，我们认为参与是一项基本权利，它不是让人们在会议上发表意见，而是为意见交流和辩论创造空间，我们都是参与者。我们分阶段开展研讨会和活动（分步法）：从参与式研究和设计阶段，我们与社区和当地机构参与者（如市政府和当地教育部）建立联系，建立共同的梦想；到参与式设计、建设和监测阶段，我们加强管理和合作能力，促进当地资源的利用。
一般来说，在秘鲁，所有的建筑项目都是从利马到各省，所有的建筑公司和材料也是如此。然而，在我们的案例中，我们希望社区能够成为建筑过程的一部分，在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和技能。另一方面，我们提倡使用当地材料--如木材、粘土砖和河石--从而保持当地和手工业生产的活力。例如，在 Alto Anapati 学校项目中，地基、柱子和混凝土梁的所有骨料都来自社区的河流。粘土砖是当地生产的，屋顶结构、部分门廊以及所有的家具和门都是由木材制成。这使得该结构通过低环境影响融入环境，并符合社区的可持续性和维护可能性。
最后，这个项目的主要反思之一是关于公共基础设施在丛林中的农村社区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说，它要被理解为一个空间，不仅是它的物理构造，而且是它的象征性构造，是归属、身份和争取其他生存形式的权利。
我们理解 Nomatsigenga 原住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即与自己和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和谐相处，为此，学校寻求成为社区、身份和自然相遇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在Alto Anapati 学校，这种相遇--社区、身份和自然--是通过基于空间如何被居住而设计的建筑来寻求的。在参与式研讨会期间，我们有一系列与儿童、教师和家长共同创造的场景和情况。例如，老师或社区的阿普斯给孩子们讲故事，孩子们学习植物，孩子们根据他们的习俗使用和居住空间，绘画，坐在地板上的垫子上，以及孩子们在所有的空间里自由玩耍。在设计方案中，这转化为教室空间通过大隔断向景观开放，尽可能打破室内和室外之间的物理障碍；一个没有墙壁的多功能教室，灵感来自这些地区的典型建筑，如malocas[3]；一个户外教学空间，我们称之为 "森林教室"，一个露天教室，孩子们在那里与自然一起学习；一条走廊环绕整个建筑，陪伴孩子们在学校的不同场景中行走。混合的、自由的、开放的空间，代表学校成为一个公共空间，成为儿童和社区自由和学习的象征。
你未来的职业抱负是什么，你有兴趣从事和精进的项目的想法和类型是什么？
我们希望为改变建筑的模式做出贡献，打破物理和象征性的障碍，把高质量的教育空间带到所有地方，并促进自由主义空间，这是一个交流平台和融合的象征。我认为必须加强与当地政府实体的联盟，作为公民实践与人民一起做，同时加强与学术界的联系，因为--除去权力和经济的利益--它是一个可以也应该将现实与科学研究联系起来的媒介。
我们的主要行动领域一直是教育空间的建筑，现在我们有了新的机会和工作领域，这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激励。在我们工作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已经从地方实体和社区的对我们的拒绝、怀疑和不信任--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变成了对我们的欢迎、联盟和寻找共同战线的局面。
我们现在吸引了一些充满必要性和代表性的项目，如文化、记忆和公共空间，以及教育和社区空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项目诞生于独立的倡议，没有被公共政策所听取。目前，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开发能够发挥作用的项目，能够真正成为当地文化遗产的代表和象征，以及与当地政府机构建立桥梁。我们梦想有几个行动中心分布在秘鲁亚马逊地区，也许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我们梦想有一个回声和倍增效应。无论如何，我认为这些过程需要时间，我们必须带着意识和责任成长，因为至少在我们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时间来处理和深入了解。我能看到的是，在Pangoa，从当地的参与性行动开始，我们正标志着一种变化，代表着我们工作领域的一个里程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改进，我们一直在学习的路上。
你最近被选中参加在西班牙 Pamplona 举行的拉丁美洲建筑双年展（BAL），你代表秘鲁的作品被认可。你对 BAL 有什么看法，你认为为什么举办这样的活动很重要？
双年展、会议、对抗、批评，了解其他现实、其他实践、其他看待世界和建筑的方式总是很重要。这有助于增加动力，激发灵感，这是一个停下来思考的机会。我们这些参与行动工作的人，在项目现场，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为交货、官僚主义、文件而奔波，参加这样的活动是一个健康的、治愈的时间暂停。分享和促进集体学习是我们使命的一部分，传播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就是它的意义所在：贡献和学习，反思，修改和通过批评更新我们的工作理念。
在因大流行病而被封闭两年后，来到 Pamplona，从人的角度到专业的角度，都得到了解放。今年的嘉宾国也是秘鲁，能够在国际范围内代表秘鲁的年轻建筑，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最后，我们十年来作为秘鲁特征建筑的一部分工作得到了认可，使我们能够对秘鲁正在建立的话语产生更重要的影响。这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欧洲正在经历一个与拉丁美洲非常不同的现实，正如我所经历的，BAL 是一个世界交汇的象征。所有在场的工作室，每个人都从他们自己的现实和经验出发，给西班牙带来了一点拉丁美洲的气息，我们都觉得不仅谈论项目，而且谈论我们来自的环境、领土、当地文化，以产生一个故事并分享项目背后的生活。从我的角度来看，在欧洲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陈旧观念之外，我相信这是因为在拉丁美洲，我们寻求被理解的感觉，我们争取有发言权，我们希望我们所做的建筑在全球范围内被认可，但不墨守成规，不忽视我们当地的背景和现实。
您能告诉我们您对拉丁美洲建筑的看法，并着眼于未来吗？您能给学生提出什么建议？
我认为，我们必须在意识到西方的进步模式给我们留下了唯一的一点：我们生活在一个处于危机中的脆弱世界里，从而重新想象建筑。我们生活在一个被不尊重的消耗自然资源下所摧毁的世界，拉丁美洲遭受了这种剥削，经历了相当的不公正。
我相信，关于拉美建筑的讨论就是从那里诞生的。以同样参加 BAL 的拉丁美洲同事为参照，来自巴西的 sauermartins、Barclay & Crousse 和来自秘鲁的 Sharif Kahatt 都建立了他们对建筑和稀缺性的反思，在我看来，也许是从一个美学的方面。但我认为这是从建筑在世界面前的位置，由潜意识的需要和意图给出的。换句话说，极简主义建筑更多的在哲学意义上而不是美学意义上；一个更尊重人的建筑，在那里建造更多的墙和更多的装饰品并不意味着更多的发展。
我总是告诉学生，建筑师是一个困难而美丽的职业，因为它从几个方面来看待现实，它允许我们学习并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我告诉他们，要看到眼睛所见之下，从需求上重视和思考，探索想象，梦想超越，找到自己在这个行业中的位置，从建筑学上行动的可能性很多，从设计、管理、政治和建筑。但最重要的是，我邀请你们反思和重新想象建筑师在社会中的角色，找到值得战斗和振奋你们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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