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 Common Edge 杂志。
我和作家伊娃·哈格伯格相识已久。很多年前，我也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年了，是我分配给了她第一个杂志专栏撰写任务。当然，后来又指派了更多。所以当我收到她的新书《当埃罗遇见他的灵魂伴侣：艾琳·洛凯姆·沙里宁与建筑师的塑造》（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时，我既感到意外，同时也十分期待。这本书内涵丰富，同时引人入胜，其中一部分是艾琳和埃罗的传记，另一部分是伊娃本人作为一个设计作家和公关的回忆录。（书中也简单提到了我）。这本书的主要论点是艾琳·沙里宁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创造了建筑公关的角色。最近我特地去布鲁克林的海军工业园拜访了即将成为母亲的伊娃，和她聊了聊创作的初衷，这本书的双重叙事结构以及艾琳·沙里宁的新闻道德操守。
MCP：马丁C·佩德森
EH：伊娃·哈格伯格
MCP：我曾经读过你的那篇论文，但我并不太了解这本新书，不如你先来讲讲成书的背景吧。
EH：首先我想说：这本书不能等同于我的论文，虽然它确实脱胎于我论文中的部分研究。这个项目其实是我在写作关于 Angelo Dongia 的论文时当做兴趣开始研究的，当时是二月份，情人节前后吧，我还在建筑系，闲来无事的时候在网上看到了一些资料，是关于埃罗和艾琳之间的情书。我对埃罗·沙里宁有些粗略的了解，但是我从没听说过艾琳。然后我读着读着就感觉，“这个话题一定很有意思，可惜我还得做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科幻电影和反乌托邦的，真是太惨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循着线索发现史密森尼美国艺术档案馆里收藏了他们的全部信件，而且都是电子化的，好像就等有人来发掘了。
MCP：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EH：2012 年。所以我当时还在 UC 伯克利建筑系上学，直到我最终意识到我想离开那里去做我自己独立的跨学科博士项目研究。因为取得这项资格需要一个学科交叉的项目，于是我就又想起了这些信件。所以它们自然而然成为了我思考的重点之一，另一方面，我注意到所有的建筑历史学家都把媒体信息当做不专业的材料。他们认为这些信息都是无中生有，就像顽固的巨石，不会和个体产生任何具体的对话。我记得很清楚，在一次建筑史研讨会上，有位同事介绍了孟买的安巴尼住宅，这是迄今为止最奢华的豪宅。她整个讲演的内容都是基于她仅能找到一张相关图片这个事实。在场的所有人都相信只有一张图片流出暗示一些复杂的问题，但我知道它就是版权被垄断了，然后果然不出所料，几个礼拜之后这个项目就完整地刊登在了纽约客和纽约时报上。
MCP：这确实可以非常直白地来解释，如果你了解它的运作机制的话。
EH：没错。然后我就想：难道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于是我就开始关注起历史学家如何看待媒体信息的问题。在我看来，似乎大家从来没有意识到媒体是一个生态系统，而公关在其中扮演了极其关键和富有创造性的角色。之后我开始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并发现实际上是艾琳发明了这种角色并把它推销给埃罗，她解释说：“如果我们结了婚，我可以搬去布隆菲尔德山做你的公关，我可以切切实实地帮助你。”
总结来说，这本书源于两条并行的线索。其一是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这涉及到人是怎么在爱情和工作中定义自己的身份的，以及这个故事本身的特殊性。另一条线索则是对设计媒体行业的探究，你也知道我曾做过记者和公关。
MCP：我其实不太了解你做公关的经历。
EH：我本身也不太想太张扬。
MCP：这是不是就好像你拥有另一种秘密的人生，那里也有柴米油盐酱醋茶。
EH：特别有意思的是我有一个朋友以为我有一个信托基金，因为我每半年就会在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但事实上，我就只是坐在这里指挥两名员工，为 11 位客户服务，然后在世界各地发文章。
MCP：你拥有 11 位客户。
EH：最繁忙的时候，有11位。
MCP：那这种类型的公司，规模多大合适？
EH：四个人就够了，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感觉很合适。我不再雇员工了，都自己来。这样我就可以对每个人都了如指掌，也知道去哪找他们。在我做私人公关的最后几年，我还专门雇了一个人指导我做什么，然后我再去做。
MCP：好的，那让我们回到你的书，你的论点是不是艾琳基本上可以被看作建筑公关的创始人？
EH：是的，我追溯了一些关于公关宣传的历史，很多人说它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爱德华·伯奈斯，那时候他正在推广工业。所以说在艾琳生活的时代公关宣传已经作为一个领域存在了。
MCP：但也没过太久——大概二三十年。
EH：确实如此。艺术家都有公关，但建筑师真的没有。他们同时也不被允许打广告。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如果我们回过头看看艾琳工作的年代——20 世纪 50 年代——正是大型建筑杂志深刻影响他们业务的时期，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专业人员的缺口，总得有人去管理这些事务：谁去获得独家新闻？谁去选摄影师？对于艾琳来说，这无疑是如鱼得水，因为她有做记者的经历就可以很轻松地切换成公关的角色。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她真的是首创。
MCP：这些信件最初是如何打动你的？
EH：很大程度上与我自己的生活有关。我当时正在处于人生第四段重要的感情之中，而且我真的有在为它做宣传。这是我从几年前开始和一位艺术家的恋爱经历，还试着做了一些艾琳曾做过的事，但总是事与愿违。所以我当时真的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比如我们如何告诉别人我很在意你？爱情升温的秘诀是什么？我还很好奇面对面的爱情体验与对白和在纸上表达你的感受有什么区别。爱情的书写怎么才能打开爱情的大门。
MCP：因为他们身处异地，只是相互通信就彼此一往情深了么。
EH：几乎是只写信。他们会提到曾打过电话，还有相遇的经历，但也是在信里写的。这些信件最大的魅力是他们的表达非常直白。其中有很多文字游戏。他们把这些语句称为“约法三章”。他是有妇之夫，但他们还是进行了这些对话，她会说，“根据我们的约法三章，当我们结婚后，”所以他们构建了这个内含于文字描述之中的平行世界，但会在这些字句外加上象征性的括号，然后通过说“括号打开，括号关闭”来暗示他们可能在讨论一些出格的事。我觉得这样的文字游戏，还有这种纯粹在写作中创造的浪漫关系，实在是令人向往。
MCP：她仿佛在信中不断穿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从尽职的妻子到公关大师再到灵魂伴侣。
EH：她在个人与职业、爱情与合作之间的切换真的太好玩了。她可以从单纯的调情迅速切到“你应该这么叙述你的教堂项目”，又到“我真的觉得你应该尽快和你老婆离婚”，她在其中游刃有余。
MCP：这些信件你读了多久？
EH：全部的信件吗？估计好几年吧。我是从 2012 年开始读的，到 2021年我在为这本书做最后收尾的时候还在读。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刚回纽约，当时出版商已经和我签了合同，那是个下雪的夜晚，边上的车开得特别快。然后我在想：要是我被车撞了，这些故事就会和我一起销声匿迹，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些信。希望现在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MCP：我知道你引用了部分自己的论文，但你是怎么把自己的故事和一个通俗化的专业论文结合起来的呢？
EH：嗯，我很庆幸我的论文通俗易懂。你的提问对我来说算是很高的评价。我知道每当人们听到“论文”，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场噩梦。但我在成为学者之前是一名作家，所以即使写论文原文也尽量深入浅出。
MCP：会不会过于浅显？
EH：我必须要找到一个支持我的委员会，接受我记叙性和故事性的研究。我当时在研究生院最常听到对我工作的形容就是“令人耳目一新”，由此我会想到：严谨的研究不一定非得是枯燥无聊的。所以我的论文本身就比较通俗，但我还是为了出版作了大量的改写，尤其是在历史部分。其中有一章写得比较仓促，后来在同行评议的时候被整章删除了。那时我还觉得很可惜，但现在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我最近重新读了那个章节，发现满眼都是专业分析，也许放在一个学术研究中还行，但写进书里就未必了。
然后在书里引入我的个人经历是因为早在项目开始的时候我就在序言中提到：我的一些论据可能并不是那么站得住脚，但我希望我至少能成功刻画出人物的形象，毕竟我曾做过设计记者和公关，对这个领域还是比较熟悉的……尽可相信我。有一位审稿人和我说，“我很想更多地了解你自己的公关工作。”但我在研究生院的训练提示我个人过多的介入并不合适。
MCP：所以你其实有一个草稿是不包含个人经历的？
EH：是的，完全没有个人的部分。
MCP：那是一个纯粹的艾琳传？
EH：数百页都只有埃罗和艾琳。我曾经和我的编辑，米歇尔·科米谈过这个问题，她是一位杰出的编辑。当时我刚收到审稿人的反馈。第一份反馈说这很棒，另一份则写着“重新修改再提交”。他们认为如果我能把更多的个人体验融入其中，将会很有趣。但我真的不知道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会不会允许我这么做。我记得我打电话给米歇尔，然后她问我，“如果你抛开这些条条框框，完全自由地去写，会写成什么样？”我说，“哦，那我会把它们结合起来，我肯定会写我自己的。”她说：“这就对了，写你真正想表达的东西，不要害怕。”她给了我完完全全的自由，反倒是我自己不知道怎么组织了。是一半一半吗？接着我意识到其实艾琳的每一章故事，都或多或少地映射着我自己的人生。所以我把我的故事写得很短，见缝插针，就像晚宴上佐餐的甜点一样。但我还是加了不少。
MCP：我还想看更多呢。
EH：真的吗？太荣幸了。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更多了。可能是因为我还是有些在意故事的敏感性，毕竟他们都是真实的人物，甚至有些还健在。所以我觉得故事的重心应该还是艾琳与埃罗。而我通过模仿她的做法学到了很多。
MCP：这是贯穿全书的主题。
EH：这也是这本书不同寻常之处。看大家对这本书融入个人经历的反应还挺有意思的。有些人坚持纯粹的观点，或者做纯粹的历史工作。但正如我在发布会上说的，我的立场是，即使你作为一个研究 19 世纪法国圈地运动的历史学家，你仍然可以书写你的母亲。
MCP：你写的是你对 19 世纪法国圈地运动的解读。
EH：正是如此。这也是我在学术上遇到最大的困惑，我觉得周围的人都在讨论一些虚幻的东西，好像有些方法可以触及本质，但基本上完全是抽象的。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要写我自己，写我的爱情生活，写我干的蠢事，写我人生的起起伏伏，因为历史就是这样，由个体综合自身利益，恐惧和幻想做出的行为选择而被一步步创造出来。艾琳热心地为我们把所有这些都写了下来。埃罗也是如此。
MCP：让我换个角度。假设我是个新闻伦理学家。什么时候开始艾琳在纽约时报上写的关于埃罗的文章有失偏颇？
EH：从初遇开始。
MCP：真的吗？
EH：我给你重现一下当时的场景：那是 1953 年。他在布隆菲尔德山，而她在纽约。纽约时报杂志的主编给约翰·麦克安德鲁分配了一项工作，后者曾是艾琳在瓦萨大学时的教授。出于某种原因，麦克安德鲁无法完成。于是这项工作就落到了艾琳的手中。她飞往布隆菲尔德山。她到那之后的信件显示他们很快就勾搭上了，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更贴切的说法。她飞回纽约，撰写了文章，然后寄给他审阅。你知道做记者会让你变得冷血，而做纽约时报的记者会让你更冷血，因为时报只在乎影响力。
他回复了很多修改意见，其中夹杂着轻浮的言辞。有一部分他告诉她哪里写得不对，该 “打屁股”，实在是太亲昵了。所以他们一边公开调情，一边修改文章。甚至没有纠正错误，取而代之是说，“好吧，我宁可你是这么看待我的。”在最终发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中有一句描写他妻子的话，莉莉·斯旺·沙里宁，一位杰出的雕塑家，但艾琳非常隐晦地强调埃罗忠实于艺术，而不是家庭。言下之意是他有妻子，但她真的是良配吗？这真的有些阴损。她后来又继续在纽约时报工作了一年左右。后来有人让她再写一次沙里宁，她回了几句话，大意是，“我们周二就要结婚了，你还要我说什么呢。”应该是老毛病又犯了。
本文源自 ArchDaily 主题：建筑行业中的女性，由 Sky-Frame 赞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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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Sky-Frame 出品的“建筑中的女性角色”纪录片将激发新的灵感、讨论和反思。该片已于 2022 年 11 月 3 日上映。
翻译：凌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