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 Common Edge 杂志。
Theodore Prudon，是 Docomomo US（国际现代建筑遗产保护委员会美国分会，下同）的创始主席，最近刚卸任该组织负责人的职务（由 Robert Meckfessel 继任）。Docomomo 是这个组织宗旨的缩写：记录并保护现代主义运动留下的建筑、场地和社区。Prudon本人的职业生涯也极具传奇色彩，他既是一名保护主义者，也是建筑师和教育家，主要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展实践和教学。今年十月份，他还被康涅狄格州建筑基金会授予杰出领导奖，颁奖地点就在美国纽黑文新修复的马歇尔·布劳耶大楼中。该大楼始建于1970年，原来是Pirelli轮胎大厦，现在成了马歇尔酒店（由Bruce Redman Becker设计规划并主持建造）。
我们的访谈就在酒店里进行，该酒店还获得了 2022 年 Docomomo US 杰出奖。
MJC: Michael J. Crosbie
TP: Theodore Prudon
MJC：请问您是如何参与到 DocomomoUS 的创建工作中的？
TP：这要从它的发源地荷兰说起，上世纪 60 年代的时候我在那里学习建筑。1988 年该组织的第一批创始人也都来自同一所学校。90 年代初的某一天，有个学生跑来我在哥大的办公室，说欧洲有个很棒的组织，正在做现代建筑的保护工作。我就是这样发现了它：兜兜转转回到了一切的源头，后来又在美国开启了新的篇章。
MJC：Docomomo 的使命是什么？
TP：其实是不断发展的。如果你回过头看二战前后的建筑，或者现代建筑从六七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演变，会发现现代运动的价值观不断被重新审视并进一步发展，这是欧洲那边工作的主线。但到了美国，情况有些不同。美国一战到二战之间的这段历史很特殊，几乎没有现代建筑。所以比起欧洲，我们更多地把工作重点放在战后的现代建筑遗产上。
MJC：比起30多年前Docomomo刚建立的时候，您认为今天的公众对现代建筑的认识有什么变化？
TP：那时我可不会有机会和您交流。如果在九十年代早期聊这个话题，别人可能会让我住口。因为这甚至都还不算一个话题。过去二十年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对它的认识。我们身处的这栋现代建筑就刚从办公楼改造为酒店。说来可笑，今天我们甚至都在讨论保护后现代主义的问题了。每隔三十年，我们好像就会重新审视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并思考是否需要保护它们。显然现代主义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
MJC：有没有什么事件作为契机推动了 Docomomo 建立？比如一座濒危的建筑？
TP：还真没有，不像拆除纽约宾州车站那事一样，吹响了纽约市地标保护委员会集结的号角。但在90年代初期，后现代主义有了一些倒退的迹象，并且开始回顾早期现代主义。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有什么导火索，不如说就是历史潮流。
MJC：那后现代主义的保护有什么关键节点吗？
TP：目前还没有。
MJC：波特兰大厦也不算吗？
TP：这确实是被广泛讨论的建筑之一。它是在1982年完工的，当时正是后现代主义影响力变大的时期。对于建筑保护来说，建成后25年到40年是一个尴尬期。这个时候建筑需要作出一些重大转变，但它本身的价值还没能彰显出来。波特兰大厦正处于这种尴尬期的最后阶段。它已经作了很多改变，而且是很大的改变，但显然它的意义重大。
MJC：各个州和城市是否在不断加大现代建筑保护的力度？
TP：目前还是遵循 50 MJC：怎么定义“重要”呢年的保护原则。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一般规定以五十年为分界线。纽约市地标保护委员会是三十年。美国大部分州也是五十年。但也有例外，如果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建筑，也是有机会被保护的。
MJC：怎么定义“重要”呢？
TP：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就现代建筑而言，我认为真正重要的东西不在于建筑物质性的存在，而在于它所传达的理念。如果你回顾一下 17 世纪、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建筑，它们都以实体的形式存在并会持续屹立下去。但到了现代建筑，首先，出于很多原因，它的物质性被大幅消解，其次，改造更频繁。因此，保持其原有的空间理念变得更加关键。就像这栋楼，原来是设计成一个办公楼的，把它改造为酒店之后，就要特别小心地考虑如何适应新功能。如果是一座哥特教堂，你也没什么可改造的——你真的无法改变它。但面对另一些建筑时，比如布劳耶的作品，保持原有的设计概念就变得极富挑战性。
MJC：美国的公众好像一直以来都对现代建筑不是很感兴趣，我想知道 Docomomo 如何让大众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并欣赏它的美呢？
TP：我认为现代主义是可以从不同维度理解的，尤其在美国的语境中，它会和政治问题挂钩。现代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曾经有过对社会问题的重大讨论。但那并没有发生在美国，因此，这里的人们很难理解它的意义。就好像美国人对古老建筑的浪漫想象会是：每个法院都要有古典柱式。
MJC：那现在公众能逐渐理解现代主义了吗？
TP：是的，情况好多了。
MJC：是从 Mad Men 运动开始的吗？
TP：我其实完全没有预料到它会成为这么流行的运动。
MJC：所以您是怎么说服一个讨厌现代建筑的人去保护它呢？
TP：我就没成功过。毕竟人们对建筑的态度就是两极分化的。
MJC：现代建筑与 18、19 世纪的建筑相比是不是保护难度更大？
TP：是的，难多了。这和现代建筑的物质环境需要同步修复保护有关系。砖就是砖，不管是17世纪还是 19 世纪。但是石膏板没有特定的做法，工匠的手艺千差万别。历史建筑会在檐口隐藏内部构件。但是现代建筑会把它们都暴露在外，导致厘清这些细节颇费周章。此外，现代建筑有明确的功能，像布劳耶的建筑设计成一座办公楼，把它改造成酒店就意味着你必须做出大量调整。这和保护更老的房子遇到的挑战是很不一样的。
MJC：当前现代建筑保护更新面临的最迫切问题是什么？
TP：小住宅的保护问题最严峻，因为它们建造年代很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住宅都造在现在的黄金地段，所以这些土地就面临很现实的房产开发压力。虽说大家对现代建筑的鉴赏能力提升了，但是房地产行业的压力不容小觑。商业地产市场还会对办公建筑也产生持续影响。
MJC：Docomomo 在应对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有没有改进自己的工作方式？
TP：我不确定 Docomomo 是否大刀阔斧地改革了工作模式。我认为，经过我们的推广宣传，人们的审美认识提升了。但是现代主义从未深入人心。对于我们来说，主要挑战仍然是宣传普及，不管是在建筑界还是政治界。
MJC：凯文·林奇设计的纽约华尔街 60 号大厅——一个向公众开放的后现代主义室内设计项目——正面临威胁，现在也备受关注，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呢？
TP：这事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林奇的作品正处于危险的尴尬期，建成后 30-50 年的阶段。我们也看到了更早的如保罗·鲁道夫，还有爱德华·斯通的一些建筑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所以它很有可能是下一个。另一方面，它还存在一个特殊的问题。林奇设计的联合国酒店室内被保留了下来，但是华尔街 60 号本身并不是一个地标，你知道在纽约室内地标因涉及私人产权问题而极难处理。所以我们也只能静观其变了。
MJC：是什么让布劳耶大厦成为现代建筑保护的典范，并获得了 Docomomo 奖呢？
TP：是在重生的过程中对原有建筑的敬畏程度。它考虑了布劳耶设计的本质，比如结构——这是建筑的基因，没有比这更贴切的描述了——并且很好地融合了新的功能。总体上可以说相当成功。
MJC：我们现在位于纽黑文市。您会如何描述这座城市中的现代建筑遗产，无论是已经被抢救、修复、保护下来的，还是仍然岌岌可危的建筑？
TP：这里就是建筑圣地。这里有路易·康；鲁道夫；罗伯特·斯特恩。它真的是理想之城。正是基于此，我们明年春季下一届 Docomomo 年度会议选在纽黑文举行。
翻译：凌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