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 年到 1915 年间，勒·柯布西耶设计了一个开创性的模块化建筑——多米诺屋，它用钢筋混凝土柱和板取代了笨重的承重墙。开放式平面设计加上细长元素，再加上大片玻璃立面，将确保室内空间健康的自然光线，并提供令人满意的建筑透明度，至少在隐喻上可以模糊室内外的界限。
自从勒·柯布西耶分享他的多米诺屋理念以来，现代建筑在持续的时代影响下继续使用玻璃作为墙壁和立面的解决方案。自然地这种材料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最初透明度是为了揭示结构，使它更容易被理解，但它越来越与意识形态价值观联系在一起，并被用于政府建筑物，因为它唤起了一种理想主义的开放性，超越了物质世界，拥抱象征意义。在他的书《艺术-建筑复合体》中，批评家和历史学家哈尔·福斯特评论了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德国议会在柏林由 Foster + Partners 完成的翻新，这个项目以及该办公室的许多其他项目，以及其他一些公司的项目，都旨在在建筑和政治开放性之间建立类比，玻璃反映了民主的透明性和可访问性。
另一个探索这种类比的项目是 Rogers Stirk Harbour + Partners 的波尔多法院。理查德·罗杰斯是诺曼·福斯特的朋友和前商业伙伴，与《德意志议会》的作者有着相同的观点，即玻璃的物理透明度可以反映民主国家的透明度——至少在 2008 年危机前标志着统一感的时代，他试图向欧洲政府传达这一理念。艺术历史学家认为，像这样的项目试图体现开放性和参与的民主价值观。
然而，这种类比是天真和充满问题的。强制将物理价值、民主价值和象征价值近似起来可能是危险的，在某些情况下是荒谬的。这样的例子是新加坡最高法院的项目，也是由 Foster + Partners 设计的，鉴于该政府的历史，玻璃的物质性与开放性和透明性的象征价值之间的密切关联毫无意义，似乎更多地与壮观、灿烂的建筑形象有关，而不是为满足人民需求而创建的机构。
这种物理特征与象征价值的联系在该办公室的其他项目中也得到了探索，例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新市政厅，这是一个由起伏的混凝土表面覆盖的玻璃盒，其中“活动空间是开放的、自然照明的和可见的，确保了部门之间的良好沟通，并促进了社区感。”同样，由另一位Richard Rogers的同事Renzo Piano Building Workshop运营的巴黎律师协会MOdA总部。凭借其奇怪的三角形计划和实际上几乎全部用玻璃覆盖，MOdA是“象征性透明的，建筑物的生活、活动和来往将通过其外立面明显可见”。
美国菲尼克斯法院，由 Richard Meier & Partners 设计，是这种类比的另一个例子：一个巨大的玻璃盒子，上面是一个由钢铁桁架支撑的非常细的柱子支撑的屋顶。在平面图的中心，有一个天井 - 一个非常明亮的空间，可以从所有方向提供明亮和可见性。法国巴黎法院，另一个由Piano设计的项目，是一个堆叠玻璃体积的塔楼，尽管其较大的规模很难让人理解，建筑师强调“巨大的广场完全可以从外部通过透明的玻璃幕墙看到，加强了建筑物的透明度和易于定向的信息。”
类似的策略也可以在西班牙莱昂的法院扩建（由Enrique Bardají & Asociados设计）、荷兰Naaldwijk的Westland市政厅（由architectenbureau cepezed设计）和澳大利亚昆士兰的伊丽莎白二世法院（由Architectus + Guymer Bailey Architects设计）中也可以观察到。后者“从传统的法院设计中有了根本的转变，提供了开放、易于接近和透明的空间，旨在表达我们民主生活方式中核心的价值观，包括公正和开放性。”
在 20 世纪，玻璃建筑成为政府建筑的一种典型形式。许多建筑师持续设计这种类型的建筑，以表现透明度和对人民的承诺。然而，这种关联可能存在疑问，甚至是不负责任的。所以，为什么建筑师仍然这样设计这些建筑？是因为他们喜欢透明的美德，还是因为他们天真地希望通过单纯的外观透明而实现透明？
一种透明而模糊的建筑，无法清晰地揭示其内部的情况，或许更能象征当前的政治局面。在民主和人权面临挑战的时刻，毫无疑问，透明的建筑也可以容纳威权、不透明和法西斯政府。
文字叙述由建筑师提供
译者：赵玮昕
编辑提示：这篇文章首发于2021年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