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些时候，深圳的第六届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向公众开放。在今年的主题“城市重生”下，策展人 Alfredo Brillembourg 和 Hubert Klumpner 在主要展场为我们带来了“激进城市主义”的展览。这一展览让我们看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式是如何影响城市的进程的。下面的文章最初发表于UABB2015，策展人召集我们来“重新思考我们可以如何操作城市，从城市中起源的智慧学习，看我们如何得到理性而具有策略的城市结果。”
在今天，激进派建筑师或激进派设计师意味着什么呢？城市对人类未来的影响从未如此之大。正如大卫·哈维通过各种尖锐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象所证明的那样，我们已经不知不觉梦游般地步入了一个完全膨胀的“全球城市化危机”。从根本上而言，城市是充满机遇的地方；毕竟数以百万的城市新移民是怀揣对安稳生活和社会阶层上升的梦想来到城市的。但是，城市的不平等也令人瞠目： 土地、房屋、基础设施和服务都出现了排他性增长的病态。面对当代的城市化模式，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城市和城市营造在传统上是如何运作的？更重要的是，作为建筑师和设计师，我们正被迫重新思考应如何在城市中运作，从城市涌现出来的智能中汲取养分，并将成果转变成为激进而策略高明的最终结果。
激进城市主义的定义不免会将我们带入政治领域。对于更平等、更具有可持续性的未来的构想，必然暗含着对在主流城市逻辑思维下造就的空间和社会条件的批判。就此而言，回响在我们耳边的不仅仅有勒·柯布西耶著名的最后通牒—“要么建筑，要么革命”，还有巴克敏斯特·富勒在其悲惨意味更浓厚的宣告中—“要么乌托邦，要么湮没”—的一代附和。这两种零和状态都是高度社会分裂的产物，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的贫困和紧张状态，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不断加剧的矛盾和生态焦虑。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出现的试验性“后乌托邦”实践明确将自己定位在现代运动已知失败的对立面，当这股浪潮涌现的时候，这些互不相干的群体尽管不再抱有幻想，却与其前辈一样，认为有可能实现激进的变化，同样也确信割断与过去的关系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