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城市的不断发展，我们在保护和适应性再利用重要建筑、遗址和文物方面面临着巨大挑战。城市的飞速发展也给城市建设者提出了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政治历史、建筑理论和文化意义。适应性再利用不仅限于建筑和空间设计；它还涉及城市和社区，需要从不同角度反思、重新评估和重新诠释城市的历史。然而，与书籍和文字不同，建筑本身可能无法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也无法作为它们所讲述的故事的第一手证据。我们应该如何决定哪些建筑应该保留，哪些应该拆除？社区又在历史建筑的修复或改造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虽然对重要历史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可能对许多西方国家来说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但在亚洲却在近几十年才日益收到关注，这主要归因于该地区众多城镇复杂而丰富的殖民历史。政治上，在国家间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考虑城市与其建筑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变得至关重要。是否有可能仅根据建筑自身历史和构造来分析其价值，而不去考虑正在进行的政治紧张局势？此外，殖民时期国家接管所带来的困境和内在冲突又该如何处理？保留和更新这些建筑是否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对殖民主义的支持，并显示出对当地历史的不尊重？这些都是城市发展领域应该继续辩论和审视的复杂问题。
香港是一个迷人而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作为一个重要的城市，它在寻求建筑适应性再利用概念的同时，也由于整个城市人口密度不断增大而努力在有限的空间内寻找着新的机遇。有几个例子展示了不同的策略是如何被应用的。其中一个项目是由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大馆文化艺术中心”。该项目涉及对前中区警署建筑群的复兴，该建筑群于1995年被列为法定古迹。2004年，该建筑群完全停用，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被任命重新设计该建筑群。在建筑方面，该项目的新建区域将回收的铸铝立面系统与历史石墙和砖石结构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新旧之间展开对话。
香港赛马会（Hong Kong Jockey Club）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非营利组织之一，资助了该项目及其建成后的持续运营。作为政府授权的赛马博彩业垄断机构，该组织通过一系列包括大馆在内的有意义的项目回馈社会。允许非营利组织投资类似的再开发项目是它们获得资金和执行项目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城市发展领域的潜在合作得到了很好的激发。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项目是建于1951年的PMQ（香港前已婚警察宿舍）。它位于香港中区，是周德年建筑师事务所（Thomas Chow Architects）于 2014 年设计的适应性再利用项目，该项目旨在保留两座建筑原有的独立结构，同时还设计了一个全新的创意城市空间，增强了原有建筑的连通性。悬挑的玻璃体量内设有一个多功能的多功能厅，连接两座原始建筑，巨大的遮阳篷为使用者提供遮荫和避雨的场所。运营方为所有租客提供租金打折措施，以此来支持当地艺术家和设计工作室，也激发了小企业和零售商的创造力。
这个项目在资金和支持结构方面与大馆略有不同。它可以看作是政府与当地慈善基金会“骠骑基金会”（Musketeers Foundation）之间的合资项目。虽然政府为基本的结构和建筑服务工程提供了资金，但翻新、室内装修以及持续运营和维护成本的责任则落在了运营商身上。这种合作模式实现了政府和运营方之间的协同合作，一方面政府确保了项目的基础条件，而另一方面慈善基金会则负责项目的执行、管理和可持续性运营。
然而，并非所有重要建筑都有相同的命运。由帕尔默与特纳（Palmer & Turner）设计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香港彩虹邨，尽管具有历史和建筑价值，但仍面临拆除的命运。由国际现代建筑保护协会香港分会（Docomomo HK）组织的建筑徒步活动提高了人们对彩虹邨的了解和它即将被拆除的事实的认识。与当前社会住房标准相比，该邨密的密度不足，此外，其与殖民时期历史的复杂联系等因素都或多或少促成了最终被拆的命运。
历史建筑的保存和适应性再利用涉及复杂的考量，包括政治历史、文化意义和建筑价值。其重大影响要求我们在进行评估时要谨慎，并在保留宝贵遗产的同时，敏锐地解决当代城市不断变化的需求和挑战。随着发达城市接纳大量老旧建筑，我们如何以理论、历史和文化意义的丰富内涵来欣赏和改造城市建筑环境，是一个值得质疑、评估和讨论的重要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