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建筑师曾经使用手绘草图和绘画向客户展示项目可能的设计结果。自从布鲁内莱斯基于1415年使用透视法绘图以来，建筑表现图已经描绘出超现实的理想图像，墙面始终是干净的，光线始终是最完美的，而居民也总是快乐的。
随着3D建模和数字渲染技术的进步，这种通过完美的建筑体验快照来销售创意的能力几乎解脱了所有的限制。很多人批判这种超现实的、不切实际的渲染的危险性。当事实上这些项目的设计都并不完整时，它们创造出了完美项目的幻想。然而，这也许只是奇幻般表现图历史的下一步，也就是渲染图本身已经变成一种艺术。
从想象的时间旅行到图解形式，建筑师为描绘他们项目而选择了各种有趣形式，以下章节将回顾这段历史。
提到偏离现实的表现图，根据约翰·索恩的设计，由约瑟夫·迈克尔·甘迪创作的水彩画—“英格兰银行”可以说是最广为人知的。这幅作品于1830年在皇家艺术研究院展出。利用剖面轴测图，甘迪让建筑看起来似乎在几世纪后的废墟之中。受到皮拉内西对古罗马废墟的描绘启发，这张表现图的介绍中写到“我要举起那美妙的国家建筑的屋顶，将内部全部展现给你，好像一块去掉外皮的肉馅饼。”这句话取自勒萨日（Alain-René Lesage）的《瘸腿魔鬼》，小说中魔鬼带着主角窥探城市各个屋顶下的生活。这幅作品用最巧妙的方式展示了约翰·索恩的设计，预示了它将会像罗马的废墟一样具有纪念性和永久性。
对于其他像 Claude-Nicolas Ledoux 和 Étienne-Louis Boullée 这样的建筑师而言，他们的表现图比实际建筑更加有名。Boullée 的“牛顿纪念碑”具有耐得起时间考验的魅力，也证实了绘画的力量。渐弱的光在表面上划出一个完美但短暂的弧线，广阔的夜晚星空融入建筑深处，小蚂蚁般的人在完美的几何图上纹丝不动。这些细节在随后的几个世纪内都激发了人们对建筑的想象力，也反映了概念建筑仅通过图纸就可以带来的影响力。
虽然 Ledoux 最有名的设计是 Chaux 理想城，他以一只眼睛为棱镜而绘制的贝桑松剧院（1775年）也是另一个建筑表现图的有趣例子。当时剧院中观客很难看到或听到舞台的表演，作为对这种剧院的批判，他的设计让观客可以盘旋于表演中间。他对眼睛的描绘意在突出每个观客的角度，注重个人对舞台的可达性和宏伟感的体验。
相比之下，1920年的包豪斯派则在表现图上脱离了人类视角，取而代之的是大量使用轴测图。1923年，De Stijl 的展览展出了类似风格的轴测图：表现图成为抽象的简单线条，方形和原色的组合。同一年，沃尔特·格罗佩斯宣布包豪斯将废弃旧的“学术视角”，选择轴测图。这个从人类尺度到由上而下看的轴测图的转化，和他们的设计哲学是一致的，也就是将建筑看成物件，或者一个等待解刨的“机器”。对简单、图解式线条和色彩的使用反映了包豪斯建筑的极简风格和几何形式。其建筑表现图手法大大影响了“国际风格”和现代主义建筑师，例如勒·柯布西耶。
在20世纪60年代，激进团体受到流行文化影响开始使用拼贴图，摄影和并置对比图的方法来创作表现图。这些团体中最有名的 Archigram 使用蒙太奇，连环漫画和文字造型来传达自己的作品想法。他们的风格创造了一个喧嚣的未来城市，在那里熟悉和陌生相融合。另一个激进团体是佛罗伦萨的 Superstudio ，其“连续纪念碑”的概念被设想为 “负面的乌托邦”，表现了对建筑的可能未来的警惕感。由一个遍布整个世界的巨大白色网格组成，该画作批判了全球化，以及对个性和本土文化的破坏。通过大众媒体来展示他们的作品让公众更加接近建筑，提起对建筑的兴趣，这与他们将建筑作为批判社会和政治的工具的意图相关。
在80和90年代，解构主义者如扎哈·哈迪德和彼得·艾森曼通过使用绘图作为程序设计的手段，进一步脱离了对作品的现实写照。从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哲学的探讨中提炼想法，他们的绘图和建筑本身也对客观性和被接受的建筑语言提出质疑。其表现图的抽象性给予了更多的理解空间。扎哈·哈迪德将此描述为“摆脱了关于建筑是什么的教条”。同样，在艾森曼的住宅系列里，他将自己的绘图描述为“真正的建筑”，并将建造的房屋视为概念房屋变成可能的简单介质。二维的建筑表现图变成“真正”的建筑物本身。
在整个历史中，建筑表现图的形式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所创造的建筑本身。在当代，我们可以轻松制作3D 形态和照片般真实的渲染，这也对建筑结果有了很大的影响。就连建筑教育也越来越注重表现图而不是设计本身。尽管这经常被归咎于当前的技术，却也只是让建筑师更容易地去做他们一开始就做的事情：使用幻想和理解来销售他们的设计和概念。
翻译:Lizzie Ch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