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性建筑，可以使被世人遗忘名字的墓地，可以是刻有肖像的牌匾，也可以是带有象征战争胜利雕带的纪念碑。这些曾经为某个人或某些人群寄托情感的建筑，现在已经逐渐成为旅游景点，甚至有点时过境迁后的不合时宜。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纪念性建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姓名、英雄和爱国主义为重点的纪念碑转变为哀悼和失去的抽象符号。纪念性建筑在设计上的转变，在现在以及更重要的将来，会如何改变我们对它的体验方式？当世代更替而纪念事件几乎被遗忘时，我们又将如何体会和铭记过去？
纪念性建筑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情感和记忆的寄托，而非最基本的庇护所。人类需要永久有形的东西来感知逝去，用石头和泥浆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建立物质的连接。纪念性建筑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怀念、哀悼并尝试表达某种的情感的空间。它既可以缓解当下的痛苦，又可以使世界相信这种痛苦并非徒劳，它将以某种方式存在于共同的回忆中，并世代相传。
但是，纪念性建筑带来的不同反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间。首次建造或发布设计时，通常会随着相关各方的激烈情绪而引起争议。林缨（Maya Lin）设计的越战纪念碑，像一道劈天的裂痕，陈列着阵亡士兵的名字。人们质疑其缺乏爱国元素，眼中只有它所传递的政治信息，以及林作为华裔美国人，却为发生在亚洲的战争设计纪念碑的事实。同样，围绕2011年安德斯·布雷维克（Anders Breivik）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的争议导致该项目被挪威政府取消。该设计名为“ 记忆的伤口”，位于发生大屠杀的于特岛（Utøya）附近，体现了一处割裂的景观。无论在地理位置上还是在情感上都太接近了，于是当地人拒绝了这种扎根于日常生活中痛苦的提醒。当纪念馆被初次建造时，它提供给遇难者和幸存者们，一种确认感情寄托的方式。一旦纪念性建筑不再顺应受害者的观点，或者不断唤起人们的痛苦，就会引起愤怒和抗拒。
随着时间的流逝，纪念性建筑开始演变并承担着新的社会职责。最初填补社会重建空缺的建筑物，成为了连接历史与现在的通道。随着事件慢慢从人们记忆中淡化，纪念性建筑开始承载新的意义和更多解读。二战前的纪念性建筑通常是独立的纪念碑，把英雄主义战争场景和名字精心雕刻在石头上。这仍是一个寻找并了解相关历史的地方，主要提供给受害者、幸存者和相关者亲属。
二战后的纪念性建筑变得越来越反纪念性和普世化，优先考虑的空间是纪念逝去而不是庆祝胜利。通过使用更多抽象的象征主义和自然元素来唤起精神上的反思，更多地是呈现整体景观而不是单一物体。由丹下健三设计的广岛和平中心与纪念公园，用传统雕塑和纪念碑的形式点缀在景观周围。尽管该设计使游客了解那里发生的恐怖事件，但从原爆圆顶的外观到纪念馆的内部，整个公园呈现的氛围是和平与新的开始。通用的设计元素，水、大自然和开放空间吸引着所有人，鼓励人们将其作为普通公园来享受，而不仅仅是作为沉重历史的反思。
彼得·艾森曼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同样形成了一个景观，但是有某种不适与不安。该景观由2711块不同高度的混凝土板构成，使人联想起无标记的大型墓碑——一片死寂中的匿名海。艾森曼本人将这个项目描述为一个建议，即“当一个合理的，有序的系统变得太大而超出其预期目的时，就会与人为因素失去联系。”纪念馆不再是为纪念特定事件而存在的场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开始具有自己的含义和个性化解释的景观。艾森曼继而解释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怀旧之情，也没有对过去的记忆，只有个人经历的真实记忆。在这里，我们只能通过现在来了解过去。”
纪念性建筑向抽象的转变使这些项目空间从纪念单个事件变为对整个思想或情感的封装。当人们对这些事件当下的恐惧和情感联系将不可避免地从视线中消失时，未来的纪念体验方式会发生转变。尽管为了社会，我们希望这些事件能够永远留存下来以提醒未来，但类似艺术家Shahak Shapira的“Yolo大屠杀（Yolocaust）”项目，记录到游客对艾森曼大屠杀纪念馆的不雅行为，提醒我们建筑不能强迫人们反思或感受到某种情感。也许有一天，人们会毫无杂念地享受这些纪念地，或者被恐怖或和平的情绪继续影响。就像彼得·卒姆托在他的《审思建筑》（Thinking Architecture）一书中所写的那样： “建筑面临着生活。如果建筑物本身足够敏感，就可以见证过去生活的真实性。” 时间会给我们答案。
本文最初于2018年7月27日发布。属于冰山计划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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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朱瑞娜
